宋子文在北平发表演说，宣称要“对内力谋恢复交通，稳定物价；对外确定汇率，发展国际贸易”。转天，也就是1月2日，宋子文又设午宴招待全体在北平的参议员，听取各方意见，谋求各方支持。
按当时人说，接收是一块肥肉，令不少人垂涎三尺。实际上也是国民党内各派系权力和物质的再分配。可想，宋子文在北平的这段时间内，多少人在找他。用他秘书的话说：出门有人拦，吃饭有人找，夜里有电话。根本无暇出门，几乎全天都待在居仁堂，最后连重要会议也搬了过来。
就这样，宋子文在北平完成了他该进行的工作，于1946年1月7日，驱车到了天津。萧振瀛市长陪他召开了会议，陪他视察大沽新港，陪他在天津卫逛了几条小街，品尝了风味小吃，陪他参观了几家大的工厂。
宋子文一再强调，一定要使工厂的烟筒尽快地冒烟，转入生产。政治问题最终是个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就出乱子。此时，作为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宋子文，已经在视察的过程中，看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准、通货膨胀和潜藏着的经济危机。
经过宋子文的紧张活动，平津地区共有163个工厂改由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重新接收。据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6200亿元之巨。其实这个数字已被大大缩小了，因为大量的敌伪物资在接收过程中，被接收大员鲸吞、隐匿、变卖了。然而，这些隐形的东西是无法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在这时公开化，有些人为了钱连脸都不要了。
据统计，在对敌伪产业的接收过程中，尽管贪污舞弊现象十分严重，以至于人们讥讽为“劫收”，但是宋子文仍为蒋介石政权聚敛了55.3492万两黄金、763.9323万两白银、37.1783万枚银元、1570万美元和2.65443万英镑。另外，各城市还陆续上缴处理敌伪产业所得收入。仅平津地区，便上缴所得收入1000亿元。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在“接收”的名义下，攫取了日伪榨取中国人民血汗聚敛的巨额财富。
宋子文还利用划归行政院的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全国的钢铁、厂矿、石油、有色金属、电力、机电、化工等行业，并扩展到水泥、糖、盐和造纸工业。还成立了中纺公司，接管了日本在华全部纺织设备。他还在资金、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面大力扶植上述为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这样，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以空前的速度迅速膨胀，众多的民族工商业则日益陷入困境。
宋子文指令财政部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购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1945年9月26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票收换办法》。前者规定流通于华北沦陷区的伪币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并规定限期、限量兑换。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这两种伪币与法币的实际比值分别约为35∶1和0.5∶1。据人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了2亿美元之巨。
国民党的腐败在“收复”中加剧。
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在“打内战”中到达顶峰。
金圆券的贬值使人民绝望。“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便是当时最生动、最典型、最形象的写照。
在金圆券调整贬值的日子里，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人们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时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表又贴上去了。这种怪现状，真是两千年所未有也！
国民政府摆不平经济财政的当儿，忽然念头转到老百姓头上。它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告改行金圆券制。紧急处分令包括下列四种办法：
一、“金圆券”发行办法十七条；
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十五条；
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十五条；
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十三条。
这些办法内容包罗一切，举凡财政收支、军士待遇、税制税率、工资物价、金银外币、贸易外汇、工商生产、金融税率、人民资产，全部在内。
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国民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
金圆券存兑限制办法实施后，存兑人数及申请存兑人数越来越多。每日上海黄浦滩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门前，自清晨至傍晚，群众拥挤不堪，现象十分恶劣，终于发生挤毙人命现象。政府遂不得不又暂时停止存兑数日。
后来，上海实行戒严宵禁，挤兑黄金时，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匿在巷里，或藏在舢板内，等待清晨5点的解除宵禁。清晨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等门前，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天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现象随处可见。
金圆券的命运是可想像的。其贬值速度之快，不下于法币崩溃前两个月的情形，物价在改币前11周之内，每周上涨率在5%之间的，仅有一周。每周上涨率在10%至15%之间的仅有一周。其余八周均在20%以上，最高达40%。有时一天之内，可激涨二三成。也就是表示金圆券的币值，惨跌200%左右。
人民不满于国民政府，蒋介石只好继续坚持独裁统治。
1946年3月1日，国民党在坚持内战的同时，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历时17天，可谓一塌糊涂。
3月9日那天，宋子文强打精神做政府报告。名曰政府报告，实则是经济检讨报告，宋子文企图通过这一报告，平息国民党内对他的攻击。可事与愿违，激起了许多人的当场不满，喝起倒彩来。
宋子文报告完毕，各参政员提出书面和口头质问案65件，令宋子文无法解释，同时也暴露了四大家族及其亲信的罪恶行为。事实上，不论国民党中央怎样责难宋子文对“财政经济多有失职”，也不论参政员们如何讥讽宋子文，此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改变国民党政权财政危机的形势。
1946年3月20日，宋子文在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再一次流露出对财政经济“没有办法”的心态。
宋子文回答说：“本人一向乐观，且对国家前途具有信心，但能双方让步，定可获得结果。”
有的记者问：“停战期间，和平仍无望时，又将如何？”
宋子文答道：“望爱国心高于一切，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
在这次招待会上，宋子文一再说：“没有和平，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
这种说法，引起许多记者不满。有的记者一再追问：“如和平不能实现，就绝对无办法吗？”在记者们的追逼询问之下，宋子文只好说：“尽量想办法而已。”
从此，随着国民党政权将内战之火越烧越旺，国统区的经济状况也日趋恶化。黄金风潮的爆发，再度导致了宋子文下台。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之后，他又相继被免去了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和中央交农四银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的职务，并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委改选中落选。
说实在的，宋子文也有一肚子意见，他老蒋不打内战，财政能有这么多不治之症吗？说破了，一切后果都是蒋介石打内战的结果。
也许1800亿元成了宋子文的政治资本，有了资本蒋介石好说话了。恰好在宋子文捐款不到一周，喜从天降，国民党行政院便通过了“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