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国与国是这样，人与人亦是这样。它像一种规律左右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正像我们常常看不到笼罩我们的虚无，同样也看不到吞没我们的无穷。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抗战胜利前夕，美、英、苏等大国已在为分享胜利成果而你争我夺，并不惜以牺牲弱小的盟友为代价。
应该说，苏联对中国的领土主权，特别是东北及其他地域的领土主权早有非分之心。
应该说，苏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抗战的26个同盟国之一，在完成对德抗战胜利之后，应该无条件地去支持去投入中国抗日的战争中去。
可是，苏联不。在是否出兵帮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上，那种并非出于公心、出于友谊、出于同盟之友的非分之心再次融入进去，以抗日的交换条件提到桌面上来，令蒋介石、宋子文头痛万分。
落后就要挨打。
早在1943年德黑兰英、美、苏三国首脑会晤斯间，斯大林就当着美、英首脑的面叫苦不迭，说苏联要承担起远东的国际事务的重任来，却没有一个不冻港口。实际他已看上了中国的大连不冻港。罗斯福深领其意，以国际领袖之身份，保证让大连成为世界自由港，由他去与中国政府商量，认为中国是会答应的。
事情到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秉承罗斯福之意访华，向蒋介石提到苏联在远东需要不冻港和罗斯福的使大连成为自由港的建议。
蒋介石一听愣住了，许久没有说话。
华莱士又说：“我此次来华，就是要解决蒋先生与苏联的矛盾。苏方不好提出来，由我们第三方提出来。请你给面子。”
蒋介石笑了：“这样办吧，由贵国充当我们与苏联之间的中介人吧？中国吃亏也吃到明处。”
华莱士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这是你们双方的事，我乐意成全，但不做中介人。”
“你不做中介人，这事不好办！”蒋介石最后向华莱士表示立场。
此事就这样拖了下来。
时间又过了半年，苏联对德作战取得胜利。美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首领之一，向苏联提出，苏方应就地由中国东北三省转入对日进攻。这时斯大林便向美国驻苏大使朗里曼先生解释说：“苏联加入抗日的任务是有条件的。我想这一点罗斯福是不应该不知道的。”
“请阁下再重复一下，我好向总统去做汇报。”朗里曼先生更为慎重地问。
斯大林只好明说：一是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南部归还苏联；二是重新租借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港口及周围地区；三是租借中东铁路；四是承认外蒙现状，保持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球”就这样被苏方踢回了美方。
1945年2月8日，正适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三国首脑秘密地将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讨论，达成了共识，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人们常称的《雅尔塔协定》。其中规定：
苏联在德国投降后的两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
其条件是：外蒙维持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但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作为军港；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千岛群岛交还苏联。协定并称有关外蒙古及旅大、中东南满路的问题尚需征得中方同意，但又称美国将采取步骤取得该项同意，使苏联的这些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协定》。
《雅尔塔协定》是一个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事先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没有由中国参与的涉及中国重大领土主权问题的三个大国的协定。
显然这个决定是无效的。说的严重一些，它是几个大国，借个己私利，出卖他国主权。可见中国当时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只是国民党政府内外矛盾重重，既不敢“翻脸”，也没实力“反脸”。
雅尔塔会议后，蒋介石隐约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但是并不十分清楚内幕，急于了解情况。于是，蒋介石把宋子文找来，面授机宜。
3月6日，宋子文致电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希望立即赴美会见罗斯福总统。美国答复是：罗斯福总统认为，“从现在到旧金山会议之间的时间太短，不能进行有效地商议；此外在旧金山会议之前一位外长的来访会引起其他有关国家外长的误解，从而使事情复杂化”，并以此为由拒绝了宋子文的赴美计划。
接着宋子文又于3月10日急电罗斯福的特别顾问霍浦金斯，希望他再次转告罗斯福：“委员长要求我现在就赴华盛顿，与总统讨论些许极为重要而机密的事项，这些事项关系到加速战争的进程和改善国际关系。对中国而言，现在从总统那儿获得建议是至关重要的。我将作为行政院代院长而不是外交部长前来。在雅尔塔三大国会议上，总统已与其他两国的首脑和外长们会谈过。既然中国没有出席，我认为现在前来有助于我们在中国战争中的努力，有助于旧金山会议四个发起国之间的关系。”
但美方仍拒绝宋子文赴美。
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派人打探。
3月12日，罗斯福在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追问下，曾透露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外蒙古、东北铁路和不冻港大连提出了要求。但是，罗斯福只字不提美苏英已就远东问题达成了协议。显然他也觉得愧对中国。
不日，罗斯福撒手黄泉病逝。继罗斯福之后出任美国新总统的杜鲁门也同样也恪守前任的口吻，不愿意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知中方。
5月10日，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国民政府逼迫下，从重庆电告杜鲁门：罗斯福总统曾委托他把《雅尔塔协定》告诉蒋介石，蒋已从魏道明处得知了除外蒙古之外的全部内容。他建议向苏打招呼并向蒋告知《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但杜鲁门电复赫尔利，指出：“目前就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合适的。”
杜鲁门总统在给赫尔利大使致电后，于5月26日急派霍浦金斯赴苏与斯大林面谈。双方协定：一是通知宋子文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由苏方直接向宋提起《雅尔塔协定》；二是宋到达莫斯科后，再由赫尔利大使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
明人不做暗事，这样安排，显然是要迫使中方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受《雅尔塔协定》的全部条款。
可是不到7月，蒋介石从赫尔利大使那里私下了解到《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
5月23日，蒋介石又致电在美的宋子文，要他向杜鲁门面陈国民政府的基本意志。出于无奈，这时杜鲁门才于6月9日在华盛顿会见了宋子文，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了他。并说：“为防泄密，暂不要把内容转告蒋委员长。”
宋道：“看了协定，关于远东的条款用词含糊，对某些问题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如不事先澄清，对中国甚为不利。”
杜鲁门道：“如有什么具体意见，可以书面提出，我们再做商讨。”
宋答可以。
6月11日，宋子文向杜鲁门出示书面意见，共有六点：
一、外蒙古的“现状”可以有多种解释；
二、对有关库页岛的条文感到满意；
三、关于辟大连为自由港，中国的主权应得到承认，该港的行政管理权属于中国；
四、关于租借旅顺港，不得援引日本的前例延长租借期；
五、关于南满铁路，苏联不得控制铁路沿线两侧地区并派驻军队，中国反对在满洲驻有任何外国军队；
六、如何理解《雅尔塔协定》中所载的俄国在满洲的“优越权益”须予考虑。
6月14日，宋子文又向杜鲁门指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在经历了中日战争的一切苦难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制度。宋子文的这些意见，实际上表露了中国对《雅尔塔协定》的不满和对苏联的担心。
中苏会谈仍在7月初举行。杜鲁门于6月15日致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
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插手《中苏协定》，无疑是美国在远东与苏方达成一种妥协的默契。
宋子文作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与斯大林吵了起来……难怪宋子文无法冷静。
斯大林要求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加以拒绝。《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护的字句中的“现状”一词如何解释，分歧尤大，争论尤烈。
会后，宋子文立即致电蒋介石，拟具打开外蒙问题僵局提出三项方案：
一、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
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
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共和国及英自治领土，性质不同。
蒋介石于7月6日复电宋子文，拒绝承认外蒙独立，但保证给予外蒙高度自治权。
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指示后，于7月7日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三次会谈。在第三次谈判中，宋将中方意见传达给苏联代表。
苏方代表问：“何谓高度自治权？”
宋解释说：“外蒙将来可享受内政外交和军事的自主，外蒙获得高度自治权后，可以运用外交自主的原则，与苏联成立协定，如运用军事自主的原则，可以让苏联驻军，如此，同样可以达到苏联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