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14日，在新的所谓“私营”扬子电气公司成立会上，宋子文当选为临时董事长。随着这些重要工业和企业的购进，使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如虎添翼，实力倍增，使其成为宋子文属下的中国银行体系中最大的公司。虽是私营公司，可显然是南京政府间接插手私营工商业的一种力量。宋子文利用这个公司，为自己也为公司的股东们赚得了很多利润，而这些股东包括宋子文本人就是南京政府的官员或与南京政府有联系的人物。这便形成”蒋家王朝陈家党，宋氏家族孔家财”的新格局。
另外宋子文的私营经济活动还有一个重要基地，便是中国银行。他拥有占中国银行四分之一资产。这在旧中国是一个不小的天文数字。
有了钱和自己的工业，何愁不能干一番事业呢？
宋子文的下一步目标，便是利用这个基地，积极垄断经营工商业。像其父辈一样，真正成为中国的大实业家。
宋子文有宋子文的眼光。他首选纺织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利用中国银行通过抵押借款攫占丧失了赎买权的工厂，用这种办法有力地控制了15家纺织企业，拥有35万纱锭，占华资纱厂的13%。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利用债权关系直接经营七家丧失赎买权的工厂，又投资经办四家，由银行的附属机构收购了四家。中国银行的财产遍及全国，如河南的豫丰纺织厂，原由受过美国教育的实业家穆湘琢在1932年设立，该厂是内地最大的工厂之一，经济萧条时期倒闭，1934年归于中国银行。山西的雍裕纺织公司也因破产于1936年冬为中国银行购得。
在此基础上宋子文还和一些省政府联营开展投资活动。仅1937年4月，中国银行和湖南省政府合建衡中纺织公司，资本总额为350万元，70%由中国银行组织上海财团认购，20%由湖南省政府认购，10%由湖南的私人资本认购。中国银行的贝祖诒管理新建的公司，他的总办事处设在上海。
接着宋子文又选择了纺织业以外的行业进行投资。1937年春以同样方式买断了即将破产的渤海文学公司的面粉厂、电力公司和商业公司。或是投资或是分股，遍布全国各地，一时显得财大气粗。
宋子文不愧为留洋博士生、银行金融家。他的商业活动，还有多种组织和投资计划。1936年宋组织中国棉业公司，1937年确定公司资本1000万元，分为1万股，大部分由上海的银行认定。中国银行4430股，交通银行3000股，其次是中国建设银行公司的银行业财团的资金。上海银行界头面人物是该公司的董事，包括钱永铭、周作民、贝祖诒和宋子文等人。公司的业务名义是经营纺织厂，实际主要活动是商品买卖和进行投机。该公司在上海商品市场上很活跃，开张的第一年，贸易额超过20万元，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公司之一。原棉交易总额达1300万元，经销纱布约500万元，信托业务仅300万元。
有人说：宋子文从事许多“私人”商业活动，依靠的主要是同南京政府的关系及其控制的银行资源，他的业务和私事是很难分开的。
1936年6月两广实力派发动的抗日反蒋事变平息后，南京政府竭力加强对广东省的控制。新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双管齐下，和南京政府有联系的重要人物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和孔祥熙等着手控制广东的私营企业。宋子良主持改组广东省银行，使之受南京政府控制。宋子文则恢复广州银行。他运用自己的私人活动和政府职权，加强了南京政府对这个省份的经济控制。当然也从中做了对个人有利的投资。
1937年春，宋子文在去广州改组省财政之后，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新公司决定资本1000万元，表面上宣称从事对华中、华南大米的改进、生产、运输和销售业务。宋子文为董事长，董事有孙科、宋子良、吴铁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和银行界的宋汉章、唐寿民、王志莘等。
华南米业公司最重要的精力是供应华南饥荒地区的大米。1937年春华南地区大米奇缺，百姓茹草度日，这给他们牟取私利提供了较好的机会。
1936年秋，南京政府为解救“两广”饥荒，曾从东南亚免税进口200万担大米，计划经过半年的考虑，1937年4月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及米业公司董事吴铁城批准免税大米由广州进口，这样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大米进口。该公司自称它的宗旨是为开发国内大米销售市场，实则进口洋米乃是它的业务大宗。1937年春，宋子文确曾指示过在浙江、江苏和湖南采购大米，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稻谷丰收，米价低廉。
1936年底，宋子文想发展他的故乡海南岛。海南岛计划和米业公司成立的情况相似，也是亦公亦私性质，既为国家又为个人。宋子文希望南京政府增强对海南的控制，以阻止日本入侵该地区，当然也希望开发海南岛的经济。同时，宋的计划也为了个人投资以赚取私利。1936年6月他到海南岛开始执行这一计划，但因抗战爆发而中止。
宋子文在其他方面的投资，纯粹为了个人赚钱，最明显的是他购买了足以控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在20年代，它和其他很多华商烟草公司一样兴盛一时，后来由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和经营不善而摇摇欲坠。南京政府实行的税制政策有利外商，使这些问题更为严重。1932年烟税实行二级税率制，中国公司主要产品的低级烟税率比英美公司高级烟要大得多。1934年上海华商烟厂向南京政府请愿，迫切要求恢复以前的七级税率制，指出：“多数中国烟厂生产低级烟。经验证明原来的七级税率制对中国工厂最有利，修改为三级税率制后利益减少，而现在的二级税率制只有利于外国工厂。”南京政府不顾华商公司，只求增加税收，拒绝改变税率。1935年财政部向英美烟草公司借款1000万元，答应继续实行二级税率制直到还清借款。
经济萧条时期南洋烟草公司困难加剧，厂主简氏兄弟决定招请宋子文加入他们的公司作为董事长，这才是解救他们的惟一的希望所在。他们虽然会失去对公司的控制，但宋子文为业主，会从南京政府得到更多的照顾。1937年3月达成协议，宋买得能控制公司的半数股票，估价1810万元，宋仅用100万元即行购得。
宋子文控制南洋烟草公司后，1937年4月财政部宣布实行新四级烟税制，各级烟的税率都提高，高级烟比较低级烟增加的百分比较大。按箱计100元的增税25%，每箱800元的增税167%。新税制因此有利于中国烟厂。1937年6月，南京政府又宣布进口各级纸烟一律增税80%。就此看来，宋子文购买中国最大烟草公司后，南京政府对洋烟与华商烟厂的政策趋于一致了，而在此之前中国资本家要求改变征税的请求一直是无人理睬的。
宋子文还积极参予筹组中国制造汽车公司，试图在国内生产汽车。在1936年12月，公司成立会上，决定公司资本150万元，工厂设在湖南东部，总公司设在上海。公司董事包括宋子文、宋子良、张嘉璈、叶琢堂、陈果夫和全国经济委员会总务长秦汾。工厂的经营因战争而中断。
该怎样评价宋子文呢？有人说他是中国工商业界促进派，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说他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是十恶不赦的国家蛀虫。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己见，莫衷一是。笔者不敢妄加评论，留给历史去评说，不管怎样，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使殖民地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工商业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这一点是事实。在南京政府官僚资本扩大的基础上，他自己也发了财，这是有目共睹的。
200余字，私情公意，尽表其中，后来毛泽东在给其他国民党要员来信中，也多次提到宋子文，可见殷殷之情。同时对于促动宋子文爱国抗日的思想有着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