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4年11月13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广州军港。
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令发,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域驶去,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冯玉祥是直系将领,虽能征善战,却受到吴佩孚的排挤。20天前,他趁直奉大战正酣之时,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
政变成功后的第二天(10月25日),冯即召集政治军事会议,决定暂由段祺瑞主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段祺瑞、张作霖也致电表示欢迎。
孙中山一直关注着北方的局势,接电沉思良久,宋庆龄心里也犯犹豫。
孙中山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扩大国民革命的影响,加速和平统一,便毅然决然接受冯玉祥等人的北上之邀。
对于这么大的事情,或吉或凶,宋庆龄吃不准,找来宋子文商议。宋子文亦感到事非一般,他讲:“此人(冯玉祥)靠不住,再说他也不是一个好东西!这次北京政变,是冯捣了他的上司吴佩孚的鬼。邀总统北上,不知又在耍什么鬼把戏?”
孙中山先生力排众议:“不管他们有没有把戏,为求得全国统一,纵是刀山火海,我也得跳!”
孙中山先生已经决定,宋子文还能说什么,只是提醒孙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子文说的不无道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千方百计欲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北上之途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问题难以预料。
“这些我已考虑了,是否能活着回来还很难说,不管怎么说,我到那里是进行斗争。一路平坦的话,还要我们革命者干什么!”孙中山的话颇有几分悲壮,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以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邮轮绕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希望你多想些困难。”宋子文再次叮咛道。
临登舰前,孙中山夫妇又在黄埔军校作了短暂停留,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欢送。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孙中山和蒋介石都讲了话,那是个何等激动人心的场面啊!
刺刀闪亮,军旗猎猎。
孙中山缓缓走到军校检阅台上。
迎面可见大字标幅:“镇压商团,巩固广东革命发源地!热烈欢送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
学员们排成整齐的队列,精神饱满,手持苏式步枪,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正步通过检阅台,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孙中山。
汪精卫看着这场面感慨万千地说:“镇压商团,黄埔学生军初试锋芒,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又邀请先生主持国事。局面总算日趋好转!”
廖仲恺走到孙中山身旁,恳切地说:“请先生训示。”
孙中山摇一摇头,沉默。
军旗随风飘动。
廖仲恺再一次劝请:“先生还是说几句吧!”
孙中山右手按着肝部,凝望着这支军容整齐、生气勃勃的新型军队,不禁心潮激荡。在他眼前交替地出现了一幅幅图景:火奴鲁鲁的华侨兵队的操练;头包红巾的惠州起义军蜂拥冲来;臂缠白布的黄花岗之役的敢死队拼杀向前;辛亥革命时期的各路军民汇成汹涌的海洋……叠印的记忆又化为阳光下行进的黄埔军。他的声音哽咽,似乎是对自己说:“我可以死而瞑目了。”
廖仲恺等沉默,面容戚严。
码头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
军人们一齐向孙中山、宋庆龄敬礼告别。
黄埔校歌高唱,响彻珠海:“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孙中山深沉的目光,凝视在革命军战士身上。
战士们望着缓缓离去的舰只,热泪盈眶。
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四天四夜的航行,抵达上海港。在上海孙中山夫妇一行受到了三万群众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令孙中山先生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整天团团转。本来停留主要是为了休息一下,缓解途中之疲劳。宋庆龄面对这种应接不暇的情况对孙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四天,就又起程了。
12月4日中午,朔风怒号,船到天津大沽港,二万余名前来迎接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和主要街巷。孙中山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挥手致意。在这数万群众中,其中也有一名女大学生,后来成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她在回忆中写道:
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宋庆龄。她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她以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可就在这天晚上,孙中山突发高烧,肝病暴发。连日的旅途劳累和多年的忧愤积劳,终于使他病倒了。
孙中山一行在北上之前发表的《北上宣言》中即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问题的主张,并明确指出此会必须有工农代表们参加。但段祺瑞却故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声明“外崇国信”,尊重历年来和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一切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你们在北京却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孙中山百思不得其解。
平津线上,载送孙中山入京的专列奔驰着。
专列冲破迷雾,减速驶过一个小车站。小站两侧站立着稀落的欢迎人群。他们在寒风中颤抖着,手摇各色小旗。孩子们瘦骨嶙峋,睁着失神的眼睛,依在大人们身旁,注视着列车。
孙中山从卧榻上撑起身来,向窗外频频招手。
孙中山一行到京后,冯玉祥却一直没有见面。冯玉祥所以如此,有其难言之隐。在北京政变刚开始时,确有一番革命新气象,但是后来局势逆转,政变的革命意义逐渐消失,北京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冯玉祥不得已乃急流勇退。当孙中山到京时,冯玉祥先在天台山,后在张家口,两地均与北京相距不远,不是没有可能与孙中山晤面,而冯玉祥所以没有前去晤面,是因为当时的北京,已经是段祺瑞的天下。段祺瑞对孙中山用尽一切手段进行抵制,使冯玉祥感到如果与孙中山过于接近,必会招致段祺瑞的更加猜疑和不满。特别是冯玉祥很明白孙中山所以北来,是由于他的真诚相邀,等到孙中山抵京的时候,北京局势已与政变初期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见了面,又将如何谈起呢?后来冯玉祥每与副将鹿钟麟谈及此事,总是耿耿于怀,似有不胜愧对孙中山先生之感。
因为冯玉祥主动邀请孙中山北来,当孙中山到京时,冯玉祥虽不在京,而国民军早即准备好举行盛大的欢迎,但因孙中山累于病,不能出席,乃临时中止。国民军将领为了表示欢迎,特在1月6日于西车站食堂宴请孙中山随行人员,赴宴的有汪精卫等数十人,从下午6时开始,直进行到8时始散。
孙中山移住协和医院的当日下午5点,即施行手术,医生诊定为肝癌,确认是不治之症。当时虽用镭锭疗治,仅可减少痛苦,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宋庆龄真正的痛苦不在孙中山先生得病的时候,而在她亲眼看到大夫在化验单上的癌症签字,那字虽小,却宣判了先生的死刑。痛苦中的宋庆龄含泪对孔祥熙说:“子文还在广州?”
“夫人的意思是让子文也过来?”孔祥熙道。
宋庆龄点点头:“让子文也过来吧,帮你一把。”
宋子文得知这个不祥的消息,心急如焚,饭也没吃,午夜径赴北京。他一面安慰二姐,一面跑里跑外,请大夫,买药品,竭尽全力,关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孙中山。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孙科心事重重地进入病房。
孙中山从昏迷中醒来道:“汝等前来,将有何言,不妨直陈。”
宋子文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说:“1月26日先生入院后,诸同志皆责备我等。想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如先生的病痊愈无所说矣,如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何言哉!我病若痊愈则所言甚多,吾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假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宋子文四人再次请求说:“我们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江精卫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一请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做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闭目片刻,然后道:“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取来笔具,请孙中山签字。
孙中山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需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先生再次报病危。
这天是星期三,孙先生要求把他从那张舒适的床上移到行军床上。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围绕在病榻旁。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地颤动,无法持笔。晚9时,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
宋子文又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的《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轻声读了一遍,先生听过后,用英文签上自己的大名。
3月12日,这是一个无风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