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会议之争辩。袁世凯的狐狸尾巴终于在1月5日的致伍廷芳电中露了出来：“国体问题，由国会解决，业经贵代表承认，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乃忽闻南京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示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决为君主立宪，该政府暨总统是否亦即取消？”伍廷芳电复袁氏，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与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并不矛盾，南京组织临时政府是因为光复各省需要一统一机关，此乃政治通例，南京临时政府也将服从国民会议的决定。实际上袁关心的是总统职位，但由于伍廷芳的回电并未明确此点，故袁接着又提出修改国民会议选举办法，其主要内容为增加选举区、选举代表及各少数民族代表人数；关于会议地点，原来伍、唐初步议定上海为会议之地，袁世凯则重提以北京为会议之所，理由有三：北京为国都，北京位置适中；各国公使驻地为北京，可以昭外人大信。对于这些提议，因其违背前议，故皆为伍廷芳一一拒绝，同时为揭露袁世凯破坏协议的行为，伍廷芳又致电上海六国领事，说明和谈破裂是由于“袁世凯极欲破坏唐绍仪所定议案”所致，希望领事们能电达其政府，此目的虽然最终未达到，但由于电文刊于报章，世人知道了真相。
袁世凯在通过这种方式转移公众视线的同时，也在向清室和南方各省施压。姜桂题等人表示愿意效忠清室，但提出“请饬各亲贵大臣，将所存款项，分别提回，接济军甩”，清廷谕旨“想该王公等，具有天良，深明大义，定能竭诚报效，不待予之谆谆告诫也。”实际情况却是“其后各亲贵王公等，应者寥寥，奕匡十万，余者三万，二万，载泽五千，且为次年三月期票”。最终姜等人从太后那里讹诈到了三百万两银子。驻外使节陆征祥等则受梁士诒之意，联合电请清帝退位北京的舆论如《官话报》也一改拥护帝制态度，“以路易十四和查理一世的命运告诫朝廷”。莫里循则受袁之托，运动上海外商商会发出了敦请清帝退位的请愿书。而对于南方各省，冯国璋则联络北洋军官四十余人，电致唐绍仪，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要唐将电文转达伍廷芳，声称如果以少数意见而采取共和政体，“必誓死反抗。”冯不自觉地又一次成为袁的工具。
(二)争取清帝退位之波折
由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已数次致电袁世凯，重申“推袁”承诺，而南方各界在和谈破裂后的十余天中又确实没有激烈举动，故袁开始运作清帝退位。到1月中旬时，袁世凯见清帝退位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抛开先前讨论的停战退兵、唐绍仪权限及国民会议决定国体等问题，直接与伍廷芳电商清帝退位问题。
1月初时袁世凯曾明确告诉奕匡，伍、唐议和中商定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是当时条件下对清室最为安全有利的办法，故在1月12日的清室秘密会议上，奕匡希望清室成员能认清形势，接受退位优待条件，不要再寄望于国民会议等程序问题，对于奕匡的建议，除少数年轻权贵表示反对外，其他人皆未发表意见。13日，载沣访袁世凯，询以退位问题，袁氏未予明确答复。袁世凯见反对清帝退位的势力已不成气候，于是致电虽已辞职但仍留在上海的唐绍仪，要其转告伍廷芳，商谈清帝退位的具体事宜。
1月14日，伍廷芳接到唐绍仪的通报后，即电告孙中山：“顷接唐君绍仪来言，得北京确实密电，现在清廷正商筹退处之法，以后如何推举，徜不得人，则祸变盗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如何把握，乞速详示。”15日孙中山回电伍廷芳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16日，袁世凯等合词密奏，谓民军所争者为国体，而非君位；所欲者为共和，而非宗社，希望清室能早顺舆情，赞成共和，以免九庙震惊，乘舆出狩。17日，伍廷芳致电袁世凯，谓若停战期满，尚未得清帝退位确报，则此前所议优待条件，即全行作废。18日袁世凯即通过唐绍仪转致伍廷芳，提出了详细的清帝退位优待条款，伍廷芳考虑到19日清室将讨论此优待条款(据袁电），时间紧迫，而此前他又曾与孙中山等人商筹过此问题，故其在修订袁所提条款后回电袁，关于清帝退位：大清皇帝改称让皇帝，相传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暂居宫禁，日后退居颐和园；优待让皇帝岁俸年支若干，由新政府提交国会决议，惟不少于三百万两；所有寝陵宗庙得永远奉祀，并由民国妥为保护；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及奉安经费，仍照实用数目支出；保护其原有之私产。关于蒙、满、回、藏等各少数民族：与汉人平等，均享有一切权利，服从一切义务；保护其原有之私产；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以前，原有口粮，暂仍其旧；从前营业之限制，居住之限制，一律蠲除；所有王公等爵，概仍其旧。这些条款实际上是唐绍仪、伍廷芳在第三次会议上商定条件的深化。此电发出后，伍廷芳即接到孙中山电，孙重申“清帝退位，共和既定，即推让出于诚意”。但为防袁野心，孙同时提出了五项附加条件：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致各国，希望各国能承认中华民国；文即向参议院辞职，宣布定期解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孙中山同时希望伍廷芳能邀唐绍仪同往南京详谈。事态的发展证明孙中山的防范不是多余的。
袁世凯并不满足于平平淡淡地做未来的民国总统，自1月16日他被炸受伤以后，以此为借口，委派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等代其上朝言事，避免在关键问题上出现尴尬。在随后召开的清室御前会议上，梁士诒提出“设立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幵议，或战或和，再定办法。”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其组织新的政府，这样他的权力既不受自北方也不来自南方，从而更能方便行事。本来就对袁世凯心存不满的良弼、从日本转道而回的铁良及蒙古王公等拒绝了梁士诒的建议，并组织起宗社党准备反扑。袁世凯“另设一统一临时政府”的企图传至南京后，早就对袁世凯怀有戒心的孙中山于1月20日连发三电，重申广临时政府不容有两”，“清帝退位，政权伺时消灭，不得私授其。”
伍廷芳将孙中山提出的继任条件公布后，袁世凯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他若不接受孙中山的条件，其野心实现将遥遥无期；若接受这些条件，他又感觉受制过多，而且宗社党还会为难他，故此，袁世凯又玩起老把戏，其电伍廷芳：“所称优待条件，仅系从旁探询之事，未经彼此直接商定，自无庸电达各国政府”。要求与伍廷芳继续讨论国民会议问题。
孙中山为防袁世凯的野心而提出的辞职条件的公布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多不明其意，认为他影响了民主共和进程。《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攻击孙中山“背弃了他的承诺”，“现在又提出下列（孙中山20日电)不可实施的新建议”，唐绍仪则“非常肯定孙中山正在把事情弄糟”。南方议和参赞温宗尧甚至说“如果他有一把枪，他就亲手杀死孙中山”。议和似乎走入了死胡同。
(三)功成身退
正当议和处于僵持状态之时，两件事的发生使形势有了突破性进展，其一为宗社党领袖之一的良弼于1月26日在回家的路上被炸后身亡，这对于忠清保皇势力是一次致命的打击，有此前车之鉴，宗社党人纷纷四散，不再成为一股势力；其二则是同日段祺瑞联名北方四十余将领通电，请求清廷宣布共和，否则将带兵进京“劝诫”，清廷由此彻底失去了军队的支持。实际上，段氏自汉口督师以来一直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这次也是受意而动。
1月27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和局至此，万无展期之理，民国将士，决意开战”；“此番开战，其曲在彼之真相，对于内外正式发表”。而北方由于已经没什么阻力，本日袁电南京：“此次皇族及京内风潮，起点于退位二字，秩庸来正式电，万不可言退位二字，只言决定宣布共和耳并透露广顷间军队，除华甫、子志均来电请共和，此事已有步武”。希望南方不要以停战期满将重新开战相逼。表面上看，袁对南方作出了让步，实际上这仍是策略，等待时机成熟再实现其计划。在得知袁世凯及北方将领态度“转变”的消息后，孙中山于29日致电北方将领，盼能一致赞成共和，张怀芝、姜桂题等复电作出了响应。30日伍廷芳得北方秘报今日召见，皇族均不反对，亦不便遽言共和，上意亦活动，拟明日先拟一密旨，如可得，”“稍迟数日乃宣布，因禁卫军反对，冯不能制，前途正添兵布置也”。
2月3日，经清室“授权”，袁世凯向伍廷芳提出了新的退位优待条款，接电后伍廷芳立即与唐绍仪同往南京与孙中山面商，2月4日夜，孙中山约集各部总、次长讨论了袁氏提出的优待条款，5曰南京参议院通过了孙中山等人拟定的优待条款，6日伍廷芳向袁世凯通报了参议院通过的优待条款。参议院通过的优待条款引起很大争议，陈炯明对优待条款中“清帝仍居北京，不去帝号，王公仍旧袭爵”等条提出质询谭人凤也致电孙中山，反对保留清帝尊号。2月9日伍廷芳致电各省都督，解释有关情况廷受议和全权总代表之任，而于关系重大之事，必先商之临时政府乃始决行，至于各处未能一一电商，亦必为诸公所体谅。此次所议优待条件，廷所坚持者，必清帝宣布赞成共和，然后中华民国于其去位之后，予以优待，”“此于共和国体似无所妨，”“此中曲折困难，想诸公或未能相喻，唯无论如何，必不使共和国体有所妨碍，民国基础有所动摇”。2月8日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商讨了南京参议院通过的优待条款，并有所修正，这些意见随即转致给了伍廷芳。9日，伍廷芳将最后修正的优待条款电告袁世凯，声明再难更改。11曰袁复电：“承示优待条件，本日奉旨允准”。
2月12日，经数人改易的清帝逊位诏书发布。据闻，袁世凯在拟定的诏书末增加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以明其权力来源。清帝退位的最终优待条件为：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圆，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宗庙、寝陵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关于皇族及蒙、满、回、藏各族之待遇条件与伍、唐在第三次会议上商定的条款基本一样，仅有个别措辞的改动。这样，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寿终正寝了。2月16日，伍廷芳通电廷受任以来，夙夜儆惕，虑以覆朿，饴羞国民，今幸籍我军民之力，全国统一，和议告竣，谨辞议和代表之任。”孙中山接受了伍廷芳的辞任并致电慰勉。由于此时各方仍对“此次议和内有清帝仍居北京，不去帝号，王公仍旧袭爵”误解颇多，于是伍廷芳于17日再次通电各省都督，详细解释议和由来及各项优待条件的协商过程。至此，伍廷芳历时两月余的议和重担得以卸下。
通过前文对南北议和历程的简要评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南北议和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后人指责当时的南方领导人在各界北伐热情高涨的情况下贻误战机，未能直捣幽燕，这实际上带有很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论，南方各独立省份除在革命爆发后的初期具有优势外，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后，由于政治、军事、经济条件的制约，不仅不具有优势，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处于劣势，对其提出过高要求，则有苛求前人之嫌。北方的袁世凯虽然有北洋系将领的支持，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但这种优势非常脆弱，并无实力扑灭革命烈焰。列强虽然从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考虑，倾向于支持袁世凯，但直到议和结朿，袁世凯和孙中山一样，均未得到当时最急需的借款，列强的“穿针引线”最终促成了议和的进行。“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在无法通过战争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情况下，历史选择了南北议和这种和平的方式来结朿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而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和确立民主共和正是革命党人所追求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党人是以一种相对较小的代价实现了其长期奋斗的目标。至于后来袁世凯另行专制，进而复辟帝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与为众所指的“廉价胜利”无关，与南北议和无关(内在意义上说)。总之，如果说武昌首义为清王朝的灭亡奠定了坚实基础的话，那么南北议和无疑加速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这在当时情况下，这种方式是无可厚非的。
伍廷芳是南北议和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如前所述，他早年的外交活动处处彰显着爱国身影，出任议和代表后，在第一阶段，他在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的莶础上，既坚守“共和”的根本准则，又保持手段的灵活，在非关键性问题上做出适当的让步，从而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在第二阶段，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袁世凯则撕毁已成协议，伍廷芳由主持南方议和转向在孙中山等人的指导下参与议和，虽然其间有他从外交转任司法的不信任风波，但他仍积极推动议和进程，为最终埋葬清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作为旧时代的过来人，伍廷芳思想上也明显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在议和之初，作为南方代表，他就曾数次公开表示，只要袁世凯能赞成共和，将举其为总统，（这当然与孙中山、黄兴等人的表态有关)这显然不利于南方在议和中争取更多的主动，这也为他在议和过程中对袁世凯有时表现出妥协埋下了伏笔，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当孙中山为防止袁世凯的野心而提出五项辞职附加条件后，其就大惑不解，甚至表示要辞职，但就整个议和过程而言，他的表现还算是积极的、称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