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怀民
在辛亥革命史上，黄兴是与孙中山齐名的伟大人物，素有“开国二杰”之称。他文武兼资、才德兼备，足以冠轶群伦。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失之公允。有的根据他在领导武装起义时打过败仗的史事，将其贬为“常败将军”；有的认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实行家”，有所谓“黄实行”的称号；有的根据他和孙中山在政见上的某些分歧，认定他在组织上“走上了分裂的道路”；还有的认为“他在辛亥革命以后，主张对袁世凯妥协退让，成为革命党内部妥协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究竟应当怎样评价黄兴的功与过，这是一个需要辨析清楚的问题。
一、是名重一时的革命理论家，还是单纯的“实行家”？
黄兴由于他一生在戎马倥偬中度过，其在理论方面的成就似乎被掩盖而不甚显着，人们往往把这位饱读儒家经书、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学贯中西的学者误解为一个没有理论、没有理想、有勇无谋的盲动主义者。曾几何时，所谓“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之说流传极广，因此，他究竟是一位理论家、宣传家，还是单纯的“实行家”？这是评价黄兴所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
1.黄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革命宣传家
在青少年时代，他肄业长沙城南书院，治宋明理学，“受明末大儒王船山的影响又很深”，并中过秀才。嗣入两湖书院，深受院长梁鼎芬的赏识，推崇他“文似东坡，字工北魏，诗尤豪迈清逸W。在国内求学阶段就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与孙中山相比，传统文化对黄兴的影响要大得多，特别是古代湖湘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即政治上的坚定、思想上的坚毅、行动上的坚韧以及三者结合所集中体现出来的士人群体的浩然正气一“衡山正气”，对黄兴的影响更为深刻。1902年夏，黄兴官费留学日本，使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着作；也参加了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的反帝爱国团体拒俄义勇队。在斗争实践中，他的革命思想渐次趋于成熟。据李书城回忆有一晚，他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从事排满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留日期间，他被推举为中国留学生会馆评议员，并与杨笃生等人创办《游学译编》，他负责教育论着的译述，曾将日本教育家山田邦彦的《学校行政法论》翻译过来，连载于该杂志第2至第3期，旋又创立湖南编译社，编译国内新学堂需用的各种教科书。1903年夏，黄兴由日返国，途经武汉，“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卒使全场一致叹服。”张之洞责成梁鼎芬悬示驱逐出境，他“犹留连八日，以携带邹容所着之《革命军》、陈天华所着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黄兴回到长沙，即以明德学堂为阵地，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1905年秋，在成立同盟会筹备会上黄兴被推举为起草会章八成员之一，他对于《民报》的创办和续刊以及与保皇党人的论战都起过明显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2.黄兴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论——三民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的内容和方式都具有自身的特色。从内容看，主要是宣传整个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但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则有不同。一般说来，同盟会成立前，侧重民族主义的宣4传；同盟会成立后，侧重民族、民权主义的宣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侧重民权、民生主义的宣传。
对于民族主义，黄兴阐述得最为详尽，他认为革命党人之所以要革命，就是因为清廷太腐败的缘故，他揭露说，“清政不纲，外见侮于列强”，“国势阽危，有如累卵”，而“忠义奋发之士，所以奔走呼号于海内外，糜顶捐躯，不稍稍匪惜者，徒以救国故，徒以保种故，
徒以脱奴籍而求自由故。”他认为民族与国家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提倡民族主义与提倡爱国主义是一致的。他指出，民族需有国家，“诚以无国则民族无自而寄，民族无自而寄，则为奴隶，为戮民，被宰杀压制于异种独夫”，“则凡籍隶中国者，应各有爱国之热心”，“献其身于国家而不自私，其斯为大汉魂哉！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对于民权主义，黄兴十分强调尊重民意，提倡平民政治。他认为，“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辛亥革命，“共和告成，此固吾同人之至大至刚之气，贯彻到底，故能转移全国人民之心理，而亦人民苦专制之束缚，乐共和之自由，有以致之也。”他指出，“世界大势，日趋于平民政治，吾人乃亦以平闰政治为归宿。”所谓“平民，就是人民，为国家的主权者，自应过问政治。”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对于民生主义，黄兴特别重视。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他设计井字旗，已经朦胧地表现出对“平均地权”的某种关注；即使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大部分革命党人以为革命已经成功，把民生主义弃之不顾的时候，黄兴却仍然不厌其烦地加以阐扬，他在此一时期的讲演中屡屡提及民生主义。他说，“我国此次革命，非但种族上革命，非但政治上革命，其结果乃是社会上革命”，“愿将社会革命包括在政治革命之内，抱定国家社会主义，免除欧洲将来社会革命之事，提倡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无空乏之虑。”他谆谆告诫革命党人，民生主义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他说，“以世界大势观之，社会革命岌岌可终日，吾人此次革命，即根据社会革命而来，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则平均地权。”他详细解释说，“土地是不能增加的，而生齿日繁，土地私有则难于供给，他人见吾党持社会主义，群相惊讶，不知吾人于建国之初，不先固根基，即难以立国，故党员极宜注意此点，宏其党风。”现在，“建设之事，无虑万端，而要以厚民生强国力为本。”他甚至提出了实行民生主义的五项具体主张，即速修铁路，发展农业，开发矿业，提倡国民捐，改革航运等等。对于建国大业，诸如政治、法律、军事、经济、财政、教育、道德、社会八项均有详尽的发挥，而且与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所阐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从宣传方式看，黄兴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发表演说和刊印发行革命书刊，而更多的则是加强个别指导，例如秦力山、杨笃生等人起先“服膺康、梁之主张”，但在庚子汉口之役败后，黄兴“曾声泪俱，下的力劝秦、杨放弃保皇幻想”，秦、杨痛定思痛，“兼以深受黄兴澎湃热情之感动，方始认定黄兴主张正确，表示全部接受。”陈天华也曾一度有过君主立宪的主张，在日本“发有要求救亡意见书于留学界，其宗旨专倚赖政府对外与对内之政策，而将北上陈于政府。”黄兴与宋教仁“相商阻止陈星台北上之行”，在东新译社“与陈星台大开谈判”，“辩难良久，尚未解决”，经过黄兴反复劝导，陈天华始打消北上请愿之议。
其二，三民主义理论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的领袖集团共同创造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如孙中山既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家，也是一位革命的实行家一样；黄兴自然也不是纯粹的“实行家”。作为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固然聂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首先创立起来的，这是孙中山的理论水平高出侪辈的地方；但是“领袖是一个集团”，黄兴作为这个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对于三民主义的具体阐述和发挥也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整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是孙中山、黄兴等一代伟人共同斗争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把黄兴仅仅说成是一个没有理论、没有理想的“实行家”，不仅我们不敢苟同，就是黄兴本人也是不能同意的，他曾有言一般的人都说孙先生是理想家，我是实行家，这是大错特错的。试想没有理论，哪能见诸实行，没有理想的实行叫做盲动，轻举妄动。我们现在实行革命，就是实行这正确的理想。理想者、实行者，在空间上不可须臾离，在时间上无前后之分，所以古人才有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话。孙先生一时不断地理想着、实行着，实行其理想，理想其实行，孙先生的理想实行，就是我的理想实行。”所谓“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传统说法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二、是战功卓着的军事家，还是“常败将军”？
黄兴的一生与整个辛亥革命相始终，他以策动和领导武装起义而着称于世。他虽然不曾上过专门的军事学校，却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华兴会预谋在长沙发难，他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爆发，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组成，他做了陆军总长；及至临时政府取消，还担任过南京留守之职。既然如此，那么，他究竟是一位战功卓着的军事家，还是“常败将军”？这是评价黄兴无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1.策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武装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