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民国无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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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军统变身“盗版商”,抢先发行中储券(1)

汪伪76号制造的中国农民银行血案,使得整个银行界人心惶惶,中央银行为了防止汪伪76号再次制造惨绝人寰的枪杀案件,请法租界巡捕房派出了一辆铁甲车,日夜守护在四大银行门口。面对汪伪76号肆无忌惮的疯狂报复,军统局开始大力反击。

戴笠以牙还牙,“绑架”周佛海的亲人

除了中国四大银行受到影响外,国外的花旗银行、大通银行、友邦银行等银行在上海的业务,也因汪伪76号与军统局之间这场无止无休的银行战争而大受影响,为了防止自己利益继续受损,这些外国银行纷纷向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停止这种无谓的争斗。

事实上,即使这些外国银行对这场争斗不予理会,面对这场愈演愈烈的争斗,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也会想办法休战,因为他们各自都明白,如果继续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

国民政府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在上海地区,汪伪76号有日本军队做后盾,所以敢肆意行凶,而反观军统局,力量薄弱,只能一边坚守“阵地”、一边以租界为掩护,冒险出击。两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军统局若要在上海与汪伪76号硬碰硬,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虽然也能给对手惹来一身腥,但军统局要付出的代价极大。

而汪伪76号其实也没有太多精力去与军统局对决,李士群此时正在和与他势均力敌的汪伪汉奸罗君强,争夺“清乡”的领导权。

“清乡”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推行的一种政策,其具体内容是,驱除和消灭日军占领区内的革命力量和抗日武装,稳固日军在占领区内的统治地位。李士群在日本军队下发“清乡”令后,认定这是一个可以大发其财、笼络人员、充实力量的好时机,因此,李士群极力争取,欲将“清乡”的工作承揽下来,所以,他没有太多精力,再组织汪伪76号对国民政府的各大银行进行血腥的屠杀了。

后来,国民政府委托杜月笙出面调停这场银行之战。

杜月笙接到国民政府的指令后,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马上发电给自己的门徒,在上海极具影响力的“花会大王”高兰生,让他出面和汪伪76号商谈,调停此事。

高兰生收到杜月笙的电报后,片刻不敢耽搁,马上找到吴世宝,请吴世宝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各大银行的袭击。

吴世宝见高兰生亲自来找自己,颇感意外,毕竟高兰生在上海滩的地位,远比自己要高很多,但此事事关重大,不是他一个小小的汪伪76号的行动队长能决定的,不过他答应高兰生,一定劝说李士群同意调停此次争斗。尽管高兰生没有从吴世宝那里得到肯定答案,可他依然对吴世宝表示感谢,并表示事成之后,一定重谢吴世宝。

高兰生辞别后,吴世宝马上向李士群报告了此事,而李士群此时也正有与军统局休战的打算,只是担心军统局不肯休战。吴世宝带来的消息正合他意,因此,李士群让吴世宝给高兰生回话,说汪伪76号同意调停。狡猾的李士群还让吴世宝专门派人到香港,给杜月笙回了个话,以表现汪伪76号的诚意。得到汪伪76号的回复后,戴笠当即命令军统局上海区停止一切行动,休养生息,自此,银行大战才算终结。

戴笠虽然让上海的军统特工停止了行动,但他却并不甘心,他一直在寻找报复汪伪76号的机会,不久,他就找到了一个机会。

戴笠回忆整个事件,周佛海下令汪伪76号打击军统局,汪伪76号绑架中国银行129名职员当作人质,戴笠于是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戴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既然这场争斗的始作俑者是周佛海,那么戴笠就要给周佛海一个教训。

国民政府在惩治汉奸时,一向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在刺杀汉奸时,绝不连带除杀汉奸的家人。正因如此,很多投靠汪伪政府、汪伪76号的大汉奸,并不担心自己的家人会遭到军统局的绑架或者刺杀。然而银行血案激怒了戴笠,想到那些手无寸铁、无辜受害的银行员工,戴笠决定抓捕周佛海的家人,让这些丧失人性、疯狂杀人的汉奸投鼠忌器,从此不敢再大开杀戒。

老奸巨猾的戴笠,派出军统特工,将周佛海的老母亲从湖南接到了贵州,还将周佛海的岳父也接到了贵州,戴笠请周家的这两个亲家,一同在军统“做客”。戴笠并没有虐待这两位老人,这两位老人,每天都能吃好住好,还有佣人随时侍奉在身边,可以说,戴笠这样对待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也算仁至义尽。

当然,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也不会天真地认为,戴笠将自己不远千里接来,为了给他们养老,周佛海在外的所作所为,他们多少也知道一点,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他们也向戴笠要了笔和纸,当着戴笠的面,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信的大致意思为:不必做孝子,但要做忠臣。

戴笠将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接到贵州,其做法和汪伪76号劫持人质的做法相仿,当然,他也没有隐瞒周佛海,他就是要用这两位老人,要挟周佛海。

退一万步,就算周佛海不要自己的亲娘,他的妻子杨淑慧也不会不要自己的老父!如果周佛海不顾妻子的意愿,依旧一意孤行,那么他们夫妻感情必定会破裂。戴笠相信,周佛海的妻子如果和周佛海闹腾起来,周佛海肯定就没有心思关注军统局的行动了。

后来,戴笠派人将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的亲笔信送到了周佛海的手里,周佛海和妻子杨淑慧看完信后,犹如斗败的公鸡,再也精神不起来了。杨淑慧看得出来,这封信的笔迹就是自己父亲的笔迹,周佛海也看得出来,这封信中说话的口吻,完全是自己母亲的口吻。两人只得感叹当下的戴笠,也算不择手段,竟然捅了他们的软肋,这下,周佛海再想针对国民政府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投鼠忌器,不敢再贸然行动了。

后来,周佛海给戴笠回了封信,表示自己今后会借机为军统提供便利,请求戴笠善待自己的母亲和岳父。

后来,周佛海的确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而戴笠在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内,也就有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鼹鼠”。有了这样一个王牌间谍,戴笠再也不愁了,他开始策划,如何运用这枚棋子,在军统局和汪伪76号的暗战中取得胜利。

日本政府和军统局的伪钞之战

在军统和汪伪76号以中储券为导火索,展开银行血战的同时,军统局酝酿了一场没有枪支弹药、没有流血伤亡的争斗。

这场争斗和日本政府发行的中储券有关,是一场关于纸币的争斗。

在日本政府发行中储券的初期,日本政府的造假手段十分粗糙,他们收集了一些已经废弃的中国纸币和外国纸币,随后经过简单加工,便企图继续使用,结果这样很容易就被百姓认出。后来,日本政府将这种纸币发给在中国战场作战的日本军人,要求这些军人使用这些纸币,利用武力胁迫商人将商品卖给他们,这样,日本政府就能不花一分钱,用这样的假币换到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和明抢差不多,不过是用中储券做遮羞布,遮掩自己的强盗行为而已。

日本政府利用废弃纸币掠夺中国物资的拙劣伎俩,随着战局的深入,再难满足日本政府对物资的需求,然而,为了避免激起民愤,也为了避免在占领区引起中国百姓的公愤,日本政府没有丢掉自己的“遮羞布”,他们又出新招,开始伪造中国法币,并在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内大量抛售这些假币,妄图利用假币疯狂敛取物资,破坏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稳定,让国民政府未战先败,失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1940年2月,日本政府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钱币券总额高达500万元。1940年9月,日本政府伪造中国银行10元钱币券总额500万元,百元钱币券总额500万元,并伪造法币总额达3500万元。

日本政府将这些伪钞散发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全部兑换成了他们所需的物资,大量假币涌入中国市场,导致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几近崩溃。

国民政府自然不能对日本政府这种卑劣的做法坐视不理,戴笠第一个沉不住气,他向蒋介石毛遂自荐,要求蒋介石下令军统局,由他戴笠亲自出马,迅速遏制日军伪造假钞的势头。蒋介石见戴笠自动请缨,心中大喜,询问戴笠是否已有对策。戴笠的回答让蒋介石颇感兴奋,戴笠打算“以牙还牙”,既然日本政府用假钞换取国民政府的物资,那么戴笠就效仿日本政府的做法,也制造“假币”,套取日军所占领的沦陷区内的物资,以此来破坏沦陷区正常的金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