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选择一个人
在这里，你已经看不到具体的人，只有黑鸦鸦的，灰蒙蒙的，臭烘烘的，一个涌动的巨大的数字，“八十万”。人一多，所有的色彩都变成了一个色彩，灰蒙蒙的。如果从一个高度往下看，你会感觉到有些怪诞，你看见的不是人，而是无数爬虫和甲虫在蠕动。恕我直言，人在这时，这里，残酷而逼真地呈现出卡夫卡笔下最荒诞的变形。
我选择一个地方，广州。广州站。
这座南中国最大的火车站，其实一直都没有下雪，它处在暴风雪的背后，却是春运的最前线。每年，这里都是中国春运的最前线。自从有了“春运”这个词以来，它就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之一。哪怕在2008年冬春之交没有暴风雪，没有发生任何灾难，这个车站，这个看上去已经有些陈旧落伍的车站，也是中国运输压力最大的火车站。高峰时，这里的旅客日发送量达十八万人。
每年一到春运期间，广州站领导班子就会集体把家搬到车站，十天半月不回家，一个星期没时间洗澡，对于他们算不了什么。有一个叫张红英的客运员，年年春运期间都是在奔跑中度过，安检、剪票、疏导、进站、出站、广播……她的人生道路其实很短，每天就是从候车大厅到站台，又从站台跑到候车大厅，几百米，她跑了十几年，永远没有尽头，她必须继续跑，每天要跑一百多趟，有人折算了一下，她每天跑过的里程竟超过五十多公里。春运一个月不到，她就跑坏了几双鞋子。还有一个看上去很威严的警官，你可能看见过，他叫姚迈，广州铁路公安局副局长，你看着他站在那里，护卫着进站旅客，两手张开，身体也仍然保持笔直，却突然，身子一歪，整个人是昏倒了。倒下时，他手中还紧紧握着喇叭，保持着最后喊叫的姿势……
我也曾是这座城市的漂泊者之一，在这个车站里，有过无数次排队，购票，检票，进站的经历。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每次往这里一走，我就会感到强烈的不安，隐隐感觉这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楚的特殊的气氛。
而此时，1月26日，也就是京广铁路湖南段电力中断之后，广州警方被迫封闭火车站广场东往西的公交车车道，随后又封闭火车站广场环市西路东往西路段的机动车车道。下午两点，春运应急预案启动。而那些急于回家的人，他们根本还没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还在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匆匆朝这里赶。
随便选择一个人，就他吧，我的本家，老陈，一个在广州做布匹生意的商人，他来广州打拼已经有六个年头，但他家在浙江金华。每年，他都执意要照原计划回金华老家过年。每年回家过年都坐火车，对于目前的大多数中国人，这是最方便也最经济的方式。他带着一家三口，从中山大学坐地铁来到广州火车站。他到达火车站底下的地铁站时，在他头顶上，已经堆了二十多万人。二十万人是多少，这是一个枯燥的数字，打个比方，这等于一座中小城市，一座地级市的全部人口，都堆积在这里。而这还不算多，还会迅速地成倍地增加，翻番，四十万，六十万，八十万……
一阵又一阵寒瑟瑟的风吹过。在这里，你已经看不到具体的人，只有黑鸦鸦的，灰蒙蒙的，臭烘烘的，一个涌动的巨大的数字，“八十万”。人一多，所有的色彩都变成了一个色彩，灰蒙蒙的。如果从一个高度往下看，你会感觉到有些怪诞，你看见的不是人，而是无数爬虫和甲虫在蠕动。恕我直言，人在这时，这里，残酷而逼真地呈现出卡夫卡笔下最荒诞的变形。整个车站广场，完全是一派地狱般的黑暗景象。不，是炼狱。在灾难过后，它被许多人称为炼狱，而凡是经历过这炼狱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都有死过一次的感觉……
让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具体的人身上。这时候，老陈已经从地铁口钻出来，感觉就像从一条时空隧道里走出来。但别说进站，他连广场都进不了了，他一家三口，瞬间就被广场边缘的巨大人流席卷了。
每个人的姿势都是向前的，肩膀向前耸，头向前倾，看上去就像顶架的公牛，咄咄逼人。每个人一开始都是这样，表现出一种顽固而可笑的自负。然而，突然一阵摇晃，一广场的人都涌动起来，波澜壮阔，你再也无法保持那种姿势了，你不知道你是什么姿势了。老陈一家三口，被人流裹挟着，席卷着，脚不知踩在哪里，手像在洪水中乱划。这样垂死般的挣扎了一阵，他们最终又被挤了出来。就像我熟悉的漩涡，它会把一些人卷进去，也会把一些人吐出来。老陈一家三口，手拉着手，幸运地没有被这漩涡的强大力量冲散。但他们再也无法挤进去。
那就在广州过年吧。这其实是最完美的一种选择，美丽的花城，只要离开了这个混乱的炼狱般的车站，一切都那么繁华，色彩纷呈，优雅和舒服，全国其实没几个地方像广州这样适合人类居住的，然而却很少有人觉得这是一座可以与你相依为命的城市，这里就是你的家，你一年到头住在这里，到了某一天，你却突然发现你的家在远方。老陈一家三口退回来了。他的神情都是浑浊的了。接下来几天，他好像打消了回家的念头，但他又下意识地密切关注着火车站的动静。和许多人一样，他是在电视里看见温家宝总理来到广州火车站，在无数攒动的人头中，很多人看到了总理忧郁而充满抚慰的目光，听到了他的安慰和承诺。
总理说：“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能让大家在春节前回到家……”
他的探望既充满了人情味，无疑也体现了一种国家情感。这是一位让人备感信赖的大国总理，他亲自过问并承诺的事，是会兑现的，一定会兑现。
这让老陈一下子又来劲了，来神了。当晚，他们一家三口又一次来到广州火车站，但人流不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老陈关注的消息，很多人都在关注，老陈知道了，很多人也都知道了，就在温家宝视察广州站后的1月31日，京广南段铁路运输能力基本恢复，总理的承诺正在落实，铁道部门表示要力争在五日内完成广东地区所有持票旅客的输送，确保在春节前夕，这些旅客全部踏上旅途。这让所有人都像打了一针强心剂。那些原本对回家已经绝望的人，和老陈一家三口一样，又开始匆匆朝车站里赶。每个人都盼着车站里的人流能越来越少，而每个人又都看到了，车站里的人越来越多……
广州站又一次进入春运以来的非常时期。应该说，春运指挥部根据客流情况，不断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来保障旅客安全。车站中、西广场由铁路部门临时接管，大量滞留旅客被安排在东广场和广场外围候车。然而旅客运行的自发性，盲目性，非理性，你却是无法控制的。五天内运送的旅客，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全部涌上原本已很脆弱的车站。
后来，在追踪那场暴风雪中所发生的一切时，我一直在思考，人类在多大范围内，有多大的能力，能够把秩序掌握在可以控制的限度。
这让我想到了爱因斯坦。有人问他：是什么力量在控制宇宙？爱因斯坦不慌不忙地把杯盘碗盏一一摆好，按照他的心意，摆成美观的图案。他说，这是人能够做到的，这里面有规律，譬如美，对称，和谐，你尽可以按照你的审美观去摆设。谁都可以，只要你觉得美，看着舒服，用着方便。你再看宇宙，太阳系，每一颗行星围绕太阳旋转，每一颗卫星围绕行星旋转，整个太阳系又在银河系中运行，它们各有各的运行轨迹，丝毫不乱，又如此对称，美观，看一眼舒服极了，这是谁摆的？
“My God！”伟大的爱因斯坦说，“啊，上帝，我的上帝！”
这只是我听到的一个传说。我没考证过。但我深信，越是伟大的科学家，越能认识到人的局限性。这里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传说，为那场暴风雪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提供一种理解的方式，或仅仅是一种参考。广州春运指挥部在随后而来的日子，具体到2月1日这天，还有多大的能力把秩序控制在可以掌控的范围？
广州火车站，这时已是这个星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一小块土地。
没有雪，只有风。狂风自凌晨刮得更猛了。但这并不难阻挡那一双双归心似箭的脚步。老陈一家三口赶来了。他们还是先乘地铁，紧张气氛已经蔓延到地铁里。为了将人流压力分散到火车站广场外围，地铁通向火车站内候车室和广场内侧的出口全被公安和武警封锁，上行电梯已停止运行，密密实实地坐着两排换岗休息的武警。一出地铁口，就是目前这个星球上大概人口密度最高的一块地方——广州火车站广场。流花车站立交桥下，陈家三口人被挤在人群中间。那天，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的人流，加上原本滞留的旅客，已猛增到五十多万。
老陈一家三口就挤在这个数字中间。这是一个数字时代。他们也是这个数字时代的一个数字。
这里无人引导，人太多了，哪怕把广州所有的武警都调来也不够用。混乱的人流，不知道该往哪里动。车站天桥两边都有进口，但你不知道哪边开哪边不开，忽然听谁说：“啊，那边开口了。”呼啦一声，人们便潮水般的向着那边的方向跑。突然又听说：“这边开了！”又是一阵浊浪滔天，刚涌过去的惊涛转瞬间又退回来了，变成了涌向另一个方向的骇浪。在这样的潮起潮落中，每个人都在推波助澜，以为到处都是机会，到处都是出路，却不知道自己的脑袋在哪里，腿脚在哪里。最不能弄丢的命根子是车票，有人用牙齿死死地咬着，“哗——”一声，好像什么突然爆了，是衣服，衣服扯破了，还是胀破了，那该鼓多大的劲。在人群中间，他们不是自己在走，而是被裹挟着往前。老陈的老婆把挎包挂在脖子上，想腾出手来拉行李。她拼命用一只手，抵住前面人的后背，身体往后仰，这样可以争取一点点仰起脑袋拼命喘气的空间。女儿就跟在身边，开始她们手拉着手，一家三口都死死拉着，怕被人流冲散，拉紧了，又被冲开，又伸长手，像漩涡中三个濒临溺死的人，努力够着，够着，终于，又拉在一起了，瞬间，又被冲开了。不过，倒是没听见谁吼叫，也没人哭，这很是出乎意料，其实又一点也不出乎意料，那个挤，让人哪还有气力吼叫和哭。
这每一个人，可遭罪了。而受的这一切罪，就是为了——回家。
回家，是一种很玄的东西。老陈一家其实可以不回家，他们一家三口都在一起了，可他们心里的家在浙江，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家，永远的家。回家，过年，怎么就有那么大诱惑，这是中华民族最充满诱惑性的词语之一。而你似乎也不能完全用亲情、团聚来解释，每一个远离故乡的人，一想到回家，过年，就能迅速进入一个强烈的念头中，甚至是种绝对的幻觉中。从来没有人理性地分析过，回家，除了这种强烈的致幻作用，到底还有什么别的实在的价值。当然，对于老陈，他还有一个具体的理由，他女儿今年要在广州参加中考，按广州新规，必须回户籍所在地办身份证。然而，此时离中考还早着呢，他完全可以在广州过完年，在节后，避开人流高峰，回家去办。但不管怎样，这还是个理由，而我后来采访过那么渴望回家的人，他们根本就找不到理由，他们的理由就是回家，过年，在家里呆个三五天，便又要上路，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难道非要回家呆个三五天不可吗？大多数的回答是，没想过。或，没意思。可一到那时，就条件反射般的，特别想回去。那是怎样的一种难以压抑难以抗拒的念头啊！
这是不是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是否有心理学专家琢磨过？
越是恐慌的时候越想回家；
越是回不了家的时候越想回家；
越是看着那么多人在不顾一切地拼命要回家，你也就不顾一切地拼命要回家；
买到了票也想回家，买不到票也想回家……
后来，还有人说：买不到票想哭，买到了票也想哭！
广州没下雪，但这天，从午后就开始下雨。我们早已习惯于把灾难同恶劣的气候联系在一起，天人感应有时候也的确是真的。老陈站在雨中，无数人站在雨中，广场上撑起了很多的雨伞，雨水从伞与伞的缝隙淌下，落到身上，很黏稠。老陈浑身渐渐湿透了，鞋子都进了雨。寒战，一个接一个，一个打着寒战的身体，和另一个打着寒战的身体，成了一种依赖，他们尽可能挨得紧一些，可每个人的脸，在这样的大冷天里，又都油晃晃地泛出一层汗。你就跟打摆子似的，搞不清到底是冷还是热。
不知过了多久，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广场渐渐有了秩序，在老陈排队的这个区域，最前面用铁栏杆隔开，与火车站广场有一段距离，由武警把守着。这还不是正式候车，必须进入火车站广场，才算进入正式候车的行列。从这里到那里，再从那里一直到进站台，放行的节奏和人数，由广州春运指挥部统一调度。终于，老陈前边的一批人被放进去了，老陈一家挪到了队伍的前头。这时一个年轻人飞速爬上栏杆，想翻过去，赶上刚放进去的那一批，但他立刻就为他的冒失付出了代价，一个武警中校把手一挥，就有两个武警战士冲上去，把他从火车站广场押出去，让他站在了队伍的最后，回到起点。这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无论他怎样辩解，挣扎，都无法打动那些武警，他们一个个面孔铁青，他们在以铁的方式捍卫这里的秩序。
或许，只有在这样的秩序中，才会流露出一丝人情味。就在老陈的老婆和女儿冻得不停地哆嗦时，有两个武警走过来了，挨着排队的人说：这女人和小女孩快要冻死了，好可怜，你们就行行好，先把他们放进去吧。武警同意了，但他们没打开铁栏杆，而是帮着让老陈的妻子、女儿和另外三个女人从栏杆上爬过去了。这是在铁的秩序下很有人情味的一幕，那两个武警，还有那些一起排队的陌生人，其实都是好心人。但此时老陈的精神已经濒临崩溃了。开始，有妻子女儿在一起，他心里还算有种安慰，妻女走后，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他跟着很多人一起喊起来：放人！你们要有点同情心！
开始还是在喊，这样的失声呼号在风雨中渐渐变成了失声痛哭……
在那样一个灾难性氛围中，很多人都这样失态过，甚至，崩溃过。尤其是与最亲的人，哪怕短暂的分离，你也觉得是生离死别。你很想大哭一场。这样的失常，失态，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释放方式。否则你根本无法忍受那样的缓慢。老陈排了五个多小时，从最外围进入第一道防线。然后，由这里进入第二道防线，他们同样花了五个多小时。到晚上十一点半，老陈从几万人的最末梢终于挪到了入口前，六小时挪了两百米。而这期间，在武警守护着的铁的秩序下，铁栅栏高高耸立，排列在队伍左右两侧，但还是不断发生冲撞，拥挤，老陈有一次被推倒了，好在他还绊在一只行李箱上，这只行李箱救了他的命，他没全身倒地，又用手把自己拼命撑持起来。这真是大难不死，在这样的拥挤中，最可怕的就是倒下来，只要你一倒下，就会有无数的脚践踏过来。
关于这样的灾难，你会在我后面的记录中看到。
这里我要祝福大难不死的老陈，他和他的一家，用了二十四个小时，整整一天一夜，终于登上了广州开往温州的列车。他和他的妻子还有十五岁的女儿终于在硬座车厢里会师。那感觉，真的就是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万里长征后的胜利会师。他们吃惊地互相打量着，好像都不认得了。老陈的眼镜歪在一边，一身黑色夹棉外套、黑色毛衣、保暖内衣、蓝黑色外裤、里裤和袜子都拧得出水来，你感觉这就是个快要溺死的人，终于爬到了岸上，他还在喘气，大口大口地喘气。还是他妻子，发现他手受伤了，腿上，裤管上，还有被踩踏的脚印，黏糊糊的泥巴。他妻子的狼狈相，比他也好不到哪里去，浑身也都湿透了，脸上的汗痕东一道西一道。
两人这样对视着，忽然，嘴一动，都哈地笑出了声，挺滑稽，又感觉好像刚经历了一个恶作剧。
他们的女儿，手掌托着下颌坐在他们对面，头发被汗水浸得透湿，憔悴，瑟缩，衣着破烂。好长时间，她就木然地坐在那里，好像还没有从刚经历过的这一天一夜的感觉中反应过来，非常茫然的样子。对于这样一个稚嫩而敏感的心灵，这可能是在她一辈子的记忆中都要反复重现的噩梦。
不过，他们在这五十万人中，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了。
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而这一路上，还不知道又将要发生什么。
一个稍纵即逝的身影
一个被碾碎了的十七岁的生命仰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被踩踏过的脚印。她的头发如肮脏的乱麻纠结在一起，血从耳朵和依旧圆睁的大眼里流出。血，还在流，一股血从鼻腔一直挂到嘴角。只有嘴唇是紧闭的。她没有呼救。她没有喊救命。她把一种惹人怜爱的姿势保持到了最后。手机踩烂了。那是别人用过的一只旧手机。“娘哎，好挤啊！”这是它最后发出的声音。
老陈一家用了一天一夜走过的那条路，对于许多人都是遥不可及的。有的人用了一生时间，也没走到终点。
风的呼啸和人的呼啸依然如此猛烈。人群中闪现出一个稍纵即逝的身影。
这个名字将被人们记住，李红霞。一个十七岁的湖北打工妹。
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记住过这样普通的名字了，更不会往心里去记。
十七岁，这是很多城里的独生苗正在父母亲怀里撒娇的年龄，我们常说的花季少女。但她不是。她没有花季，十六岁初中辍学，十七岁到南方打工。她就是一个天生的打工妹。而这样的年龄，一个未成年人就成为打工妹，这本身就是值得让我们深思的，但我们已经见得太多了，多到心不在焉的境地。在她变得像死一样简单之前，我们的心灵从未为她颤动过。我们早已习惯于以见惯不怪的冷漠来面对他们。而现在，你仿佛才注意到他们简单的存在。有人说，这位少女的短暂人生，为当下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提供了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在他们无所不在的柔弱的身影里，你也许会一次次丧失某种大国的自信。你不能不承认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很大，但还很贫穷，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些精英们在幻觉中生活的那种后现代。贫穷，依旧是我们正在思考的或根本就不想思考的许多问题的根源。
能够进城里打工，对于李红霞这样一个乡下妹子是幸运的。
她没感觉到什么城乡二元体制，她觉得这个国家终于给了无数农民另外一条活路。他们把到这里来找工做，就叫做找活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打工的机会，挣工资的机会，她不过也就是一个未成年的农民，在她家的稻田里棉田里起早贪黑地干更重的农活，挣更少的一点钱和口粮。这是她的宿命，也是许多比她更小的农村娃子妹子把年龄拼命改大，甚至借别人的身份证来打工的原因。打工，是无数的“李红霞”挣脱苦难命运的一条出路。她在这里一家钟表厂的机芯生产线上干活，车间还算干净，活儿同地里的庄稼活比也说不上太累，厂里还管饭，管住，每天八小时工作制，过着平静的有规律的生活，收入呢，底薪加计件收入，每月能挣八九百块钱。这比种地的收入高多了，你种一年的地，也看不见几个现钱。而像她这样的一个打工妹能够出来挣钱，无论对她本人还是对她家里，都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如果往大里看，从宏观经济学上看，无论对她家乡湖北省和她打工的广东省，都是双赢，多赢。每年，他们向这个国家的中西北部各省汇寄着数以千亿计的打工收入，支撑着那些中西部省份相对单一的农村经济。仅湖北省每年由劳务输出转移创造的收入就高达一百三十多亿，这对于一个中西部省份无疑是个天文数字。而这还仅仅是通过银行汇款渠道统计出的数字，实际上还远远不止这个数。还有许多是无法统计的，很多人都是把钱缝在裤腰带里，或藏在离心口最近的地方，随身带回去的。这样心里更踏实。李红霞每月的收入，自己只留一百块，其余都攒着，攒到年底，带着一沓钞票回家，过年，这是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他们活在这世上有什么意思呢？他们一年到头汗流满面忙忙碌碌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这一刻，每个月攒七百，八百，吃了，喝了，还有八九千甚至上万块钱带回家，这让他们一下子感觉到了自己的价值。
而另一方面，在这片紧邻港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最前沿，中国经济高度发达的海湾地区，南中国绚丽多彩的珠三角地区，也全靠这些价廉物美的劳动力生产出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保持着她蓬勃的生机。这里是中国甚至是世界最有活力的一片土地。李红霞和她这样的来自内地中西部地区的千千万万的打工仔打工妹，在这里组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工业流水线。中国制造，价廉物美，也是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最具竞争力的优势。诚如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所说，他们不但撑起了中国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GDP数字，供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甚至左右着大洋彼岸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总统选举。无论是希拉里还是奥巴马，一句有关MADE IN CHINA的选举语言，就可能让自己丢掉无数选票，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一方面把失业率的上升归咎于中国价廉物美的劳动力生产出的价廉物美的产品，一方面尽情享受着这些价廉物美的产品。中国制造，中国特色，让整个世界都变了。你又不知说什么才好。奥巴马刚说他要抵制中国产品，一看他的选民神色不对头，又急忙改口，说不是那个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不清楚，谁又能说得清楚呢？面对中国，整个世界都感觉复杂。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十三亿人，五千年历史，能不复杂么？
套用萨特的一句话，犹太人并非生来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是因为其他人才变成犹太人的。
我的意思是说，农民工并非生来就是农民工。农民工是因为其他人才变成农民工的。这是只有在特殊国情下才能出现的事情。如果在普遍价值之下，他们的命运和其他人的命运不会有任何差别。他种地时他就是农民。他进了城市，工厂，他就是城里人，工人。每个城里人或工人应该享受的一切，他都应该享受。而对于现实中国，这还是一个神话。
这些事，以前很少想。而现在，很多人都在想，想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好像在她死了之后，我们才明白了一些简单的道理似的。
还是像李红霞这样的打工仔打工妹好。他们从来就不去琢磨这些不着边际也没有影儿的事。她的想法，现在，更简单，回家。她的家离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岳阳很近，而岳阳也是她回家的必经之路。她买的火车票，就是从广州到岳阳的。到岳阳后，她还得到城陵矶码头，再坐船到监利县观音洲。然后，就没车了，没船了，只能沿着这条七弯八拐的江堤走。这条路她永远不可能再走了，但那些活下去的人，包括她仍然在南方打工的哥哥，还会继续走下去。
我是一路打听，找到那个小村子的，湖北监利县白螺镇薛桥村。我找到了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在中西部地区，这样的乡村很相似，很容易弄混。说不定，哪里拐岔了一个弯，你就从李红霞家走到了刘红霞家。但我还是慢慢找过来了，我突然发现，这其实是我想要找到又很害怕找到的一个地方。村子就在这大堤一个拐弯处，感觉它就是我自己的故乡。这是一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也是一片充满危机感的土地，洪水是这里的世代隐患。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指的就是这一段了。直到1998年，在特大洪灾之后，国家下大力在这里筑起了我现在看到的巍峨江堤。老天保佑，这几年一直平安无事。进村后，才发现它没我想象的那样贫穷，在浓密的水杨树丛中，掩映着很多两层三层的楼房。这都是村里的打工仔打工妹用血汗挣来的。
这些年，村里的年轻人都走了，剩下的都是些老人，女人，病人。
我看见了李少华，李红霞她爹李少华。一个半老汉，驼着背，穿着一件跟黄土差不多颜色的破背心，站在一幢三间半屋子的红砖瓦房前。可一问，吓我一跳，他年岁跟我差不多，在村里，他还算中壮年，家里还种着七八亩水稻和棉花。想到去年，我还参加了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还是正式代表，在人们眼里，或按国际标准，还算个大龄青年哩，而他呢，在村里早已被人看做个老汉了，半老头儿了。这三间半屋子，是他家，也是李红霞那么渴望回来的家。而数年之前，一家七口还挤在一间茅草屋里。因为李家兄妹都在外打工，日子比以前还是好过多了。说起来，这还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十多年前，在村里开手扶拖拉机的李少华出了车祸，胸椎粉碎性骨折，做了次大手术，从此干不了重活，还拉下了大笔债务，家中生计全落在了老婆瘦弱的肩上。
穷的另一个原因是娃儿多。尽管农村里也早已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位和我差不多大岁数的农民还是咬着牙生下了三儿一女。老大李应龙一生下来就被发现是唇腭裂，他们又生了第二胎，很幸运，还是个乡下人盼着的小子，但又很不幸，老二后来患上病毒性脑膜炎，由于被乡下医生误诊为肺炎，结果成了个智障患者。这样便有了第三胎，李红霞这个丫头。因为是个丫头，他们又生了第四胎，谢天谢地，这次不但是个小子，而且是个又壮实又聪明的小子，上学后，年年考第一，全家都对他寄予了厚望，盼着他能考上大学。说到李红霞，也是捡回来的一条命，她小时也患上病毒性脑膜炎，但这次李少华没让乡下医生治，而是带她过江去岳阳城里医院看，很快就确诊是脑膜炎，一针就好，要不然丫头也活不到现在。说到念书，李少华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他也是要送丫头念书的，是丫头自己不愿念下去了。有一天红霞回到家中对他说，她不想上这个学了，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讲，有些人花着父母的钱书也念不好，浪费，不如趁早出去打工赚钱。她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初二还没念完就辍学了。
我相信这个做父亲的说的是实话，尤其在女儿离开人世之后。对于许多乡下孩子来说，就算上了大学又能怎样，以前上大学能当干部，吃商品粮，一夜之间就能变成城里人，而现在上了大学也还得自己去找工做，找活路，只有工资高低的差别，没有本质的差别。乡下人现在把上大学看得没早先那样重了，能上呢就上，而更多人，不管小伙子还是丫头，还是选择出外打工。
要说，李红霞在南方打工并不孤单，同在广州打工的，除了大哥李应龙，还有姑父赵四川，尽管远在广东，但在这里打工的有三分之一是监利老乡。然而，哪怕亲人就在身边，哪怕老乡再多，一年熬到头了，还是想回家，特别想。听她大哥李应龙说，他妹子出来打工的第一年，能挣来这么多钱，还算很不错，她走的前一天晚上还在不停跟哥念叨，说回到家要先给奶奶一百元，外婆一百元……
听这话，你感觉这丫头心眼好，挺孝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个乡下打工妹的成就感。她这一年活得挺有价值，照这样下去，她的人生也挺有价值。李应龙也很想回家，但觉得自己这一年没赚到什么钱，不好意思回家。这都是很重要的细节，这些打工仔打工妹的微妙心态，很值得我们琢磨。妹子走的前一天，李应龙还加班，很晚才回来，早晨还在补觉。妹子心细，怕惊动了他，蹑手蹑脚走掉了。他迷迷糊糊的，但知道她走了。他没想到妹子就这样蹑手蹑脚地走掉了，永远走掉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他都感觉是在做梦，这可能是要纠缠他漫长一生的梦。想起小时候，他欺负妹妹时，娘就说：龙崽啊，你只有这个妹子啊，妹子以后是要嫁人的啊。那时候，你到妹子家里去做客，妹子就要杀鸡给你呷啊……
他这样说着时，低下头，眼泪从他布满皱纹的眼角流了出来。
现在，她来了。暮色中一个打工妹的身影伶仃弱小。现在是2月1日，晚上7点，李红霞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凛冽的风中，她妈妈听见了，那是一个疲惫不堪的声音：娘哎，好挤啊！等我挤上火车再给你们电话……
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遗言：“娘哎，好挤啊！”
数十万人挤在这里，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川，仿佛，整个中国的中西部都挤在这里。李红霞是晚上8点的票，她一清早就来到车站，她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挪动。广州没有下雪，但所有的人都裹紧了棉衣。这么多人挤在一起，还是冷，又不知是冷，还是热，她挤得脖子都通红了。晚上8点，正点开车的时间，但她仍然挤在火车站广场外围的人海中，她用牙齿死死咬着的车票早已变成了一张废纸。
很多人都像她一样，用牙齿死死地咬着车票。
这其实是一种动物性的本能，动物的第一个反应不是使用四肢，而是嘴，是牙齿。当人变成这个样子，也就彻底现出了原形，开始发出像野兽般凄厉的、绝望的、愤怒的嘶吼声。我后来想，李红霞很可能是被一种在绝望中爆发出来的野兽般的力量掀倒的，但没彻底倒下，她是被旁人的一只行李包的带最后绊倒的，跟她站在一起的表哥赶紧弯腰去拉她，但他没有力量把她拽回人间，他自己也旋即被人踩倒了。他后来能成为这场灾难的一个大难不死的见证者，目击者，是他腹部压着一只箱子，这只箱子救了他的命，给了他生命最后一个支点。而李红霞，一个十七岁的打工妹身上，已被无数双脚踩踏而过。是的，她是撑起了中国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的GDP数字中的一个数字，但她再也支撑不起别的东西。
有人说，她倒下去之前是一个奋力一搏的姿势。
大约十分钟后，从离火车最近的地方传来了呼救声：
“救命啊，救命啊……”
现场。一个被碾碎了的十七岁的生命仰躺在地上，浑身都是被踩踏过的脚印。她的头发如肮脏的乱麻纠结在一起，血从耳朵和依旧圆睁的大眼里流出。血，还在流，一股血从鼻腔一直挂到嘴角。只有嘴唇是紧闭的。她没有呼救。她没有喊救命。她把一种惹人怜爱的姿势保持到了最后。手机踩烂了。那是别人用过的一只旧手机。“娘哎，好挤啊！”这是它最后发出的声音。随身带的钱还在，包括她要先给奶奶的一百元，外婆的一百元……
这是2008年中国的一个形象。一个躯壳。在这场南方暴风雪的背后，在春运中，在几百万返乡者中，她是唯一一个因踩踏致死的人，一个殉难者。她将以这样的方式走进历史，不管你愿不愿意。随后，她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和亲人们先后赶到广州。广州陆军总医院给这个乡下妹子出具了死亡证明——胸伤和肾脏破裂致死，这是科学给予她的死亡原因。随后是火化，赔偿，抚恤，按部就班，就像排队，购票，检票，进站……
三天后，李家人捧着一个轻飘飘的骨灰盒、死亡证明和一笔赔偿金返回了家乡。这是国家赔偿，也是一个农民第一次和他所居住的国家发生某种契约关系。
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你却只能沉重地接受。
“对她来说，这样倒好些……”她爹说。他的漠然使我吃惊。
而那个做母亲的，一直握着筛芝麻的筛子在低声抽泣。
在这里，湖北监利县白螺镇薛桥村，一切都未改变，所有的事物仍然停留在原地。事情已过去很久了，不像几个月，好像过去了数十年，它早已没了我想象的那种怀念，而对于李家人，也并没有多少能勾起他们怀念的凭证，只有一张红霞的身份证，再就是她很少的几张只存在她姑父赵四川的手机里的照片。照片是今年元旦刚照的，他用新买回的带摄像功能的手机，很随意地，给正在看书的红霞抓拍了一张。这也就是后来在各种媒体网络上广泛流传的那张照片，一个十七岁的打工妹，一个微笑的侧脸，存在于一个离我们十分遥远的地方，像一个梦，一个幻影。
遗忘对于人类是必要的，而对于一件过于悲惨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直至如今，这附近很多人甚至还都没听说过这件事情。一切好似往常一般，一切都停留在原地。但我还是看见了不远处的那座新坟。有黄昏的残阳照亮了坟头上的新土。阳光使坟墓美丽。去坟地的那条泥路上，我看到了一个脚印。一只坡跟鞋扎出了一个深坑，很像她走到生命尽头时穿的那双。坟冢上已长出了些嫩绿的草棵，开着些花骨朵，很小，但鲜红。春暮了，有花瓣坠落在地上，那奇特的梦一般在风中飘过的宁静的坠落，如最轻的叹息。我听见了自己的叹息。或许，只有在一个生命变得像死一样简单之后，才会引起我们一声落花坠红般的叹息吧。
不觉间，我所站的那个地方已变得漆黑一团。
忽然，我再次听到了她呢喃般的呼唤：娘哎，好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