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〇〇三年春夏之间发生的两个事件改变了整个世界。第一个事件是，美英等国联军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联军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彻底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萨达姆本人至今不知所终。第二个事件是，SARS病毒惊现地球，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种病毒席卷整个世界，三十二个国家八千多人感染上了SARS这种全新的疾病，近千人死于非命。第一个事件的结果，告诉了世人这样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世界并没有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走进一个多极间可以相互制约的时代，而是进入了一个由美国主导世界的帝国时期。第二个事件告诉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世界主宰的人类，在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则面前，永远也不要想着为所欲为，有罪必受惩罚的天条在你们面前依然神圣不可侵犯。
第一个事件的结果，中国和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正确面对并冷静地承认它的存在，而且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努力做该做的事，以减弱有朝一日危险临头时所受伤害的程度。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在每一个由一国主导世界的帝国时期，他国和他国的人民的利益乃至尊严，保全起来将变得十分艰难，不管它是帝国的附庸，还是帝国的敌人。
第二个事件的最终结果，目前还看不出端倪。中国的情况尤其如此。中国的首都刚刚脱离疫区名单，世界卫生组织刚刚解除了对北京的旅游警告，还有不少国家没有取消对中国人入境的特别限制，SARS病毒会不会在某一个时间内卷土重来还不好断定……但是，我们似乎用不着悲观到认为SARS的出现，敲响了世界末日的钟声。人类最终战胜SARS是必然的，不确定的问题是战胜它需要花多少时间，还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人类战胜天花，用了三千年；战胜鼠疫，用了两千年；战胜霍乱，用了一千年。在与鼠疫进行的漫长而惨烈的搏杀中，先后有一亿五千万人牺牲了，但人类并没有灭亡，而是由刚发现鼠疫时的不足两亿人，繁衍到今天的六十多亿人。因此可以断言：人类将战胜各种疾病而永生。
以上是我对二〇〇三年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两个重大事件的基本判断。
如何应对第一个事件的结果，作家似乎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处理伊拉克战争后时代的中国的国际、国内事务，主角理所当然是、也必须是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们。作家只要怀着一颗忧患之心，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而进行创作，大概就不会与那些国家已亡却能唱出《后庭花》小调的商女为伍了。
面对第二个事件，也就是目前还远远没有完全度过的SARS危机，作家、特别是中国的作家，决不能置身事外。中国的作家必须在这场危机中，及时地站起来、走出来，承担起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
在这场SARS危机中，作家到底应该承担些什么责任呢？
自四月二十日之后，政府出于对民众生命安全的考虑，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发布了一系列各种通告，告诉人们在SARS警报尚未完全解除的日子里，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譬如，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场合去，要配合为控制疫情设立的这样那样的检查，要保持室内的通风，要勤洗手，而且每次要洗三遍，一遍不能短于三十秒钟，要减少小型聚会，朋友见面最好不要握手，谈话时两人间的距离应至少保持一米五的距离，没事时最好呆在家里看看书看看电视。疫情警报解除后，要保持用速成法养成的卫生习惯，要设法消除那段恐怖日子在我们的心理上投下的阴影，要重塑对未来的信心，要脚踏实地地工作……
然而，对一些特殊职业的人们来说：仅仅做到这些就不够了。疫情严重时，官员必须组织领导民众与SARS进行战争；医护人员必须到第一线消灭SARS病人身上的病毒；新闻工作者必须把SARS阻击战中的真实情况如实地告知给公众。疫情解除后，官员要全力以赴抓经济，医护人员要努力消除人们对SARS的恐惧后遗症；新闻工作者要帮助公众了解SARS时期真相后面的真相。做好这些事情，是这些特殊职业的人们在这场SARS危机中应尽的职责。现在，善良而极易满足的中国人，大多都把铁腕治“非典”的官员，把那些在抗击SARS一线的医护人员，把那些为尽快找到对付SARS病毒办法而呕心沥血的科学家，把那些出入各家医院为公众讲述抗击SARS一线战况真相的新闻记者们，看成英雄了。我也愿意把这些人看成英雄。但是，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职业操守很好的普通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他们应该做、也必须去做的。一个现代、理性、有序的社会，犹如一台零部件众多的大型机器，只有每一个作为不同零部件的不同的人，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台机器才能高速有效地运转。
在这场SARS危机中，作家同样也属于一个职业特殊的群体。如果作家在这场危机中只要求自己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良民，他首先应该反省的问题是：我的职业操守是不是出了问题。在这场危机中，作家如果采取的是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那他就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因为SARS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呼吸才能活着，对SARS危机冷漠以对，实质是对自己生命的漠视。作家应该负起作家这个职业在面临民族危机时应负起的责任。
观察是必要的，阅读是必要的，思考也是必要的。但对于作家来说：仅仅做到这些，远远不够。他必须拿起笔，进行战斗。他必须通过观察和思考，看到危机的深层的真相，并通过文字，把这个真相告诉世人。他必须分清SARS危机中，哪些是危险，哪些是机会。他必须看出SARS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肆虐的深层原因。他必须用文字做成的警钟，提醒人们“悲剧常常重演”这种危险的存在。他必须为这段非常的历史，留下一部部能够在日后抚慰民众心灵的书。总而言之，在SARS危机中，作家——中国作家要用笔写出危机中的中国更深层的生存境况，并描画出那个可以让中华民族永垂不朽的，用尊严、良心、荣誉、团结精神和牺牲精神铸成的民族的脊梁。
这就是我认为中国作家在SARS危机中必须的担承。
因此，尽管我生活的地方不是疫区，尽管我没与一个SARS病人进行零距离接触，尽管我没有亲眼目睹一次白衣天使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与死神争夺SARS病人，我还是受一种作家职业神圣性的驱使，毫不犹豫地拿起了笔，开始了《百日危机》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这是违背了文学创作规律的可笑而冒险的尝试吗？
我认为不是。时代彻底改变了，作家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渠道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文学创作的方法，也在与时俱进地发生着变化。我相信纸面媒介为我描述的SARS危机的进行时是真实可信的，我相信电视媒介向我展示的画面没有经过高科技的处理，我相信身在疫区和不在疫区的朋友在电话里告诉我关于SARS的看法和感受都是真实可靠的。十几公斤的剪报，一两百小时的电视节目，朋友们在电话里进行的几十个小时的描述，这些足以构成我的《百日危机》的背景，足以搭出这个长篇小说中人物行走的舞台了。何况，我还有长达二十年的对于中国现实的追踪研读经历。那么，我还犹豫什么！
加缪的《鼠疫》，表面上写的是一座小城经历一场鼠疫的全过程，实际上写的却是作者那慑于法西斯的淫威已经投降了两年的苦难的祖国法兰西。并没有人因为加缪本人根本没有经历鼠疫爆发的生活，而去指责他描写了鼠疫。我相信这是一条可以通向文学终极目标的创作大道。这些年我也是这样实践的。我只是一个经历简单的普通军人，没有在地方上担任过任何官职，没指挥过一兵一卒参加作战和演习，没有在任何一个企业任过职，也没有直接参加一九九八年伟大的抗洪斗争，但我已经写出了《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和《惊涛骇浪》。现在，我又写下了《百日危机》。
态度决定一切。我认为在SARS危机中，中国作家应该担承必须担承的责任，于是，我放下正在创作的《大明悲歌》，冒着体力严重透支可能给我的后半生造成损害的危险，在短短的时间内，义无反顾地写下了这部《百日危机》。利弊得失，我没做更多的考虑。知我罪我，一任诸君。
在过去的五十多个日子里，除了吃饭、睡觉，我把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这部《百日危机》的创作之中了。每个子夜都会猛地响起的电话铃声，是我每天接到的收工命令。电话是海蒂从海南打来的。她认为我的身体决不能被这部《百日危机》拖垮，她认为我还应该、也能够写出很多更重要、也更有价值的作品。海蒂对我的未来的信心，已经成为我生活和创作的重要的动力之源。我能一口气把这部二十六万字的《百日危机》写出来，并能在这凌晨时分，精力充沛地为这部书写这个后记，海蒂居功至伟。再有十个小时，海蒂就要登上国航的班机飞到我的身边了。她此行的目的，是来为《百日危机》拾遗补缺的。她希望这部书在交到读者手中时，不要留下什么难以弥补的、因为时间的紧迫和思考的粗疏而带来的缺憾。我现在的精力和体力，已经很难完成这项工作了。于是，她来了。想起她在这几个月里为我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是相信“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我自然希望这部作品能早日交由读者审读批评。此前，北京、上海、江苏、江西、四川等地的《文艺报》《文学报》《解放日报》《北京青年报》《江西日报》《华西都市报》等全国一百多家媒体报道过我创作这部《百日危机》的情况，《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还发了署名文章对我能否在两个月内写出这部作品提出过质疑，为此：“人民网”还开展了“母鸡还没有下蛋前是否有权力咯咯叫几声”的讨论。我把这些善意的关注，当做我的必需的营养加以吸收了。这个“蛋”，在六十天之内下出来了。我也希望吃过这个蛋的读者朋友，评价评价这枚蛋的优劣，尤其希望听到批评意见，以便我今后下的蛋模样更好些、营养价值更高些。文学作品有审美属性，也有实用属性，伟大的杰作都是这两种属性按黄金分割原则杂糅一起的作品。我认为《百日危机》的实用属性可以优先考虑，于是就发起了这场速战速决的战役。战役的得失，就交由读者投票评判吧。如能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读者认为这么做是值得的，我就心满意足了。
此外，在这两个月里，我的妹妹柳静，还有北京、上海、河北、吉林、辽宁、陕西、重庆、昆明、成都、绵竹的诸多朋友，都为这部作品付出了辛劳，有的希望出版这部作品，有的希望能把这部作品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有的给我寄来剪报，有的帮我收集手机短信息，有的给我带来了当地防“非典”的条例法规……在此，我要真诚地对他们说声“谢谢”。
是为后记。
2003年7月5日凌晨草就
2003年7月12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