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不忍细看:超值白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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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另类脸谱

·孔子并非文弱书生,而是武林高手

在中国历史上,由人而圣而神,受历代人不断拜祭的只有一位,那就孔老夫子。不过,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所以人们对孔子的了解并不多。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孔子的牌位,而没有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具体的人。

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立派祖师,其“道德文章”上的成就自不消说:传说得了半部即可治理天下的《论语》,孔门七十二贤哲,以及日后影响巨大、在传承古代知识和文化发挥重大作用的各个儒家流派,都是明证。可是,孔子的本事似乎不止于此,有人就说他的武功也很厉害,是真真正正的“文武双全”,这可大大地超出了一般人对孔子的想象和评价了,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呢?

原来,孔子并不是一位文弱书生,而是一个高大威猛的壮汉。史书上记载说,“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以‘长人’而异之”。先秦时候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0.66尺,推而算之,孔子的身高当在2.20米开外,比之姚明、王治郅等“移动长城”相差也不是很多。这样一个巨汉,气力不会太弱,手上也该有点功夫吧?又,孔子之所以长这么高,是因为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一位带兵打仗的军人,传说,他的身高在2.4米以上,勇猛非常,有一次他率领的鲁国军队中了埋伏,刚刚进入敌人的一座城池,城门忽然落下,叔梁纥遇乱不惊,只身纯以肉体的力量抗住了城门,让其他战士先行。今天的城门已经很少见了,但我们仍可从影视剧里感受到城门的迫人重量。所以,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实在可以算作一个万人敌的高手。

“虎父无犬子”,有这样一位父亲,孔子的功夫应该也不差。甚至《淮南子》里,干脆就把单肩扛门的男主角说成是孔子,又说他虽然勇力盖世,但“不肯以力闻”。

此外,儒家的课业里,最基础的乃是六艺——传自周代贵族教育“小学”——即所谓“礼、乐、射、御、书、数”。这里面的“射”即是射箭,“御”即是驾车。这两样是“全武行”,后世的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根本不会。孔子不仅传授六艺,他本身就是以六艺闻名于天下,可以肯定,孔子对射箭和驾车肯定非常擅长。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这是孔子的名言,意思是平时不对老百姓进行军事训练,一有事就仓促征召其上战场,这无异于叫他们白白送死。所以,虽然主张“仁爱”,倡导和平、反对战争,但孔子内心深知,在那个疯狂的乱世,自己的苦口婆心是收不到什么效果的,因此他对“足食足兵”都非常重视。季氏是鲁国大夫,孔门弟子冉有曾为他将兵打仗。胜利归来,季氏问冉有:“先生的兵法是跟谁人学的?”冉有说:“自然是跟老师学的”。这表明,孔子是懂兵法的,而且很可能是一位大行家。

然而,以上种种虽能证明孔子文武双全,但他肯定也不能像武侠小说里的大侠那样飞檐走壁,更不会有什么神奇的内功心法。事实上,身处乱世,又遭人轻贱讥讽,孔子却几乎没有“亲自下场”教训别人的机会,这不光是因为他生性仁厚,“不肯以力闻”,更重要的是,这些事都由秉性天真、脾气火暴、武艺高强的子路代办了。自从子路入了门下,孔子“恶言不闻于耳”,子路可谓是替孔子把恶人做尽了。

与练武强身、除暴安良相比,孔子更关心的是社会人生,天命所向,他俯仰天地,心胸开阔,容纳万物,时时刻刻牵挂的是天下太平,百姓富足和乐。与这些相比,那些争勇斗狠的匹夫之勇实在不算些什么。

·陈胜、吴广起义不是“农民起义”

在我们所接受的历史知识中,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们揭竿而起,点燃了人们心中抗秦的怒火,一时间“云集响应”,最终推倒了秦王朝的“大厦”。

陈胜、吴广是率先举起反秦大旗的功臣,至于他们的身份,自然也是处于秦王朝最底层的贫苦农民了。

原因在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的两句话:一是“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还发出了“苟富贵,毋相忘”的自我宽慰与愁叹;二是“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

秦时的闾左住的是贫民,闾右住的是富人。古时有“凡层以富为右,贫弱为左”的说法。

“屯长”一词很关键,从此词可以推测出陈胜与吴广当时的身份和地位。

《正韵》说:“勒兵而守曰屯。”《陈胜传》注:“人所聚曰屯,其为长,帅也。”即一屯之主将或统帅,是秦代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属于秦二十级爵位中的第五级爵位大夫,职俸是二百石,是仅次于县尉的带兵干部,这样看来,这个“屯长”绝不是一般贫苦农民可以担任的。在秦代,当官为吏必须有爵位,秦律法,基层官吏是由豪帅担任的,不会随随便便从闾左贫民中随意挑出充任,一般贫民也没有资格出任任何官职,陈胜、吴广被任命为屯长,说明他们要么是地方豪强,要么是有爵位的人。

在《史记》的一些细微之处,也透露出了陈胜、吴广与普通农民间巨大的身份差别,起义前,陈胜的第一句话是“公等遇雨……”这个“公”字,在古文中对自己来说是一个谦词,表示对别人的敬重,“等”字则点明了人数较多。同时它还表明了,陈胜与他的对话者的身份,是根本不同的。接下来“藉弟令毋斩……”中的“藉”字的含义,应与今天我们常用的“即使”、“即令”相通,有表示退让的意思;而“弟”字则更是在众人面前对自己的谦称,从而说明陈胜的身份与戍边农民是有区别的。这段话的完整的意思应该是:诸位遇到天降大雨,戍边已经失期,按法律都得杀头,即使兄弟我下令不斩,你们的前途也十分悲惨,因为戍边的死者占十分之六七……“藉弟令毋斩”中的“令”字,没有一定权势是说不出来的,更何况还是“令毋斩”!

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他们的人生轨迹:城邑平民出身,有冠还有字(刘邦当时便没有字),有特殊背景,掌握着九百名戍边农民的命运,绝非无地、无宅、无地位的贫苦农民这样简单。

·被误读的《隋唐演义》英雄们

隋末唐初是一个群雄逐鹿、英雄辈出的乱世,而《隋唐演义》正是给我们描绘了这一时期一群英雄好汉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推翻炀帝****。隋唐演义中的大部分英雄人物在历史中都有原型,但是有些人物却不是“演义”中所描绘的那样,也就是说有些人物在我们固有的认识里出现了误读的现象。

李元霸,历史上并没有那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李元霸,李元霸的形象来自李渊的第三子李玄霸,十六岁便英年早逝,所以演义中对李元霸英雄形象的描绘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柴绍,出身将门之家。从《旧唐书·柴绍列传》中我们可以得知,柴绍年少是便“趫捷有勇力”,可见其并不是“演义”里那个文弱书生的形象,他是大唐的开国功臣,为打下和稳固李氏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在唐高宗李治三年,因其参与谋反,被赐死。

杨林,历史原型是杨坚(即隋文帝)的异母兄弟杨爽,杨爽长得很俊美,仪表非凡。此人亦有为将之才,可是不幸25岁便英年早逝。并不是“演义”里那个垂垂老矣仍统领大隋天下兵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靠山王。

苏定方,年少时便跟随其父保护乡里,阻杀流寇,深得百姓爱戴,后来到贞观年间,苏定方被任命为匡道府折冲,后先后跟随李靖、程名振、程知节等大唐名将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官拜左武卫大将军,七十六岁病逝。当唐高宗知道苏定方逝世后无不感叹地说:“苏定方于国有功,例合褒赠,卿等不言,遂使哀荣未及。兴言及此,不觉嗟悼。”而“演义”中的苏定方却是一个阴险奸诈的鼠辈,曾设计陷害罗艺父子,后被罗氏后人所杀,显然与历史不符。

罗成,历史上并没有关于罗成事迹的记载,而人们对与罗成的理解大部分是参照罗世信。据《新唐书·忠义传·罗士信》:“开始的时候,罗世信和裴仁基归降李密,又跟随过王世充一段时间,后来不齿于王世充的为人就投靠了李渊,后因征讨刘黑闼,守卫洛水城,不料天降大雪,孤军奋战,不料被乱箭射死,死时年仅28岁,这一点正符合了“演义中”罗成的角色。也有明代诸圣临的《大唐秦王词话》中有这么一段:“吾乃姓罗名成,字士信”;另外京剧《罗成·罗成叫关》有这么一句唱段:“黑夜里闷坏了罗士信,西北风吹得我透甲寒”,这也印证了罗世信当时战死的状况。可见罗成的历史原型很有可能是罗世信。

隋唐演义中的英雄人物快意恩仇,驰骋疆场,可谓个个英雄豪杰,但是历史的真实却不能给人们以误导,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终究只是故事。

·尉迟敬德最爱“争风吃醋”

黝黑的皮肤,钢针般的胡须,铜铃般的大眼睛,黑洞洞的鼻孔和愤怒的喷气,这就是一般人对大唐名将尉迟敬德的漫画式想象,其实,这与《三国演义》里的莽张飞和《水浒传》中的李逵没啥两样。

尉迟敬德是鲜卑族人,他名恭,敬德是他的字。早年间,尉迟敬德并不在李世民麾下效力,而是在刘武周那里效力。后来李世民击败刘武周,没有杀掉屡屡击退唐军的尉迟敬德,而是给他松开绑缚,说:“愿意就留下来,不愿便走了吧。”敬德为李世民的心胸所折服,从此便心甘情愿地为他效死力,在与窦建德争雄、玄武门之变和鏖战突厥中立下不世功劳,授朝散大夫。

由于多次救驾,敬德深得李世民的信任。后来,李世民建凌烟阁,在里面挂起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以表彰其功绩。尉迟敬德被封为鄂国公,也是二十四人之一,而且高居第七位,比平定萧铣、扫灭突厥的一代战神,大唐卫公李靖还高出一位,可想见他在李世民心目中的地位。

可是,这位猛将却有些小心眼,喜欢争风吃醋。不过,他吃的不是老婆醋,而是太宗李世民的醋。因为在他看来,凌烟阁第七也实在是太低,根本不足以向后人昭示自己的功劳——若排在凌烟阁首席那还差不多,谁立功能与自己相比呢?所以他常常在上朝的时候,当着太宗和满朝文武的面,指责他看不顺眼的人和事,还总是跟当朝宰相、国舅,凌烟阁首功之臣长孙无忌过不去,就差把“老子天下第二”的字刻在脸上了。

君子动口不动手,将军动口又动手,而且更喜欢动手。一次,太宗在宫中宴请群臣,敬德也在受邀之列。宴会的座次不是随便排的,而是要充分考虑到与会人的身份地位。在敬德看来,普天之下,除了李世民,恐怕没谁有资格坐在他的上首了,谁知他昂着头走进宴会,却低头瞪着看见一人坐在“他的位子”上与人谈笑,登时怒不可遏,须发翕张地冲将上去,高声大喝:“尔何功,坐我上?”

原来,此人正是任城王李道宗。李道宗是皇室宗亲,但他不是一般的宗亲,他父亲是高祖李渊的堂兄弟;而且,道宗之荣也并非仅仅是因为血统,更重要的是,自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以来,道宗一路上屡屡献计建功,他坐在首位,可说是实至名归。不过,尉迟敬德却不管对方是谁,他的悍劲儿涌将上来,于是一拳击在李道宗的脸上,李道宗顿时鼻血横流。

这不是市井小民打架斗殴,而是一代功臣拳打一个功勋赫赫的皇亲。宴会并没有因此鸡飞蛋打,而是陷入一种难堪的沉默。李世民暗怒,当即撤了宴席,铁青着脸把尉迟敬德单独留下,说道:“汉高祖时候功臣鲜有善终的,此前我读史时总是难于明了,今天看到你的所言所行,才终于知道韩信、彭越之辈自有其取死之道。你回家好好反省一下吧,否则将来后悔我纵然想要保全你,恐怕也有心无力了。”一番话说的尉迟敬德冷汗直冒,立时清醒了一大半。

后来,敬德果然知道进退了,甚至到了晚年,在家闭门享受,“谢宾客不与通”,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一直活到了74岁。这样的高寿,对他这样上战场的老将来说实在是难得,即使放在贞观群臣里,也是数一数二的。

若单看这次打架事件,尉迟敬德确乎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不过观其一生就会发现,敬德带兵打仗几乎百战百胜,应是一个极有谋略之人。常言道,真正的聪明是让人觉不出聪明来。

·李白挚爱并非诗歌,而是当官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

这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描写李白的部分。

这首诗歌里明显暗含着李白并不迷恋官爵的意思,但是真实的李白对官爵是否迷恋,我们姑且从他进京前的一些经历说起吧。

李白出生于盛唐时期,可以说他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中度过自己的童年,年仅24岁,他便只身离开家乡开始自己的“求仕历程”。希望结交名士,干谒社会贤达以求得到引荐,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第一站:终南山。说来可笑唐代李氏天子尊老子李耳为祖先,这使得道教在唐代盛极一时。于是,一些想入朝做官的人,纷纷隐居名山,扮成道士或隐士,等着当朝天子诏见。我们可以通过“终南捷径”典故的来历窥见一斑。当时的终南山聚集了一大批隐士,这些隐士大都是一些名士,朝廷有时就会在这些名士里择优录用或者由这些人引荐其他人当官。李白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引荐,遂离去。后有李白诗作《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进一步证明了李白在这里曾经待过,而且还有熟人朋友即隐士斛斯。

第二站:山东孔巢父。孔巢父是唐代重臣,有着深厚的政治基础,李白想借其影响力为自己的政治历程添上一笔,“竹溪六逸”就是他们当时谈诗论赋的见证。但是孔巢父当时一心向往田园生活,对仕途并不迷恋,李白无奈又离开了山东。

第三站:浙江吴筠。唐玄宗当时迷恋黄老之术,这个吴筠就是当时很有名的道士,唐玄宗闻其名,就召他觐见。就这样吴筠带李白进京,把李白引荐给自己的同乡贺知章,这个贺知章当时有一个头衔,太子右庶子,侍读乃唐玄宗亲赐。两人见面后,贺知章感叹李白的才气,遂把李白引荐之唐玄宗,李白就这样进入了自己梦想的政治田野,等待他将是更加复杂的生活……

纵观李白的游学历程我们大致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他拜访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有隐居的山人,山人即隐士,如果你能耐得住寂寞,在“隐居界”隐出名声,做官指日可待。但是年轻浪漫的李白怎肯独守寂寞而不语。于是他去找有政治基础且喜好辞令的孔巢父,希望得到引荐,但是当时辞官孔巢父对政治的兴趣明显小于做官,他还劝李白不要出仕和他一起吟诗作赋岂不快哉,李白哪里肯留!当时唐玄宗喜好道教,他便去寻当时的“名道”吴筠,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吴筠这里真的就等到了机会,他认识了贺知章,凭借贺知章的引荐他顺利地进入了仕途,可仕途真的适合他这样的人吗?答案是否定的,李白是一个极富浪漫主义情怀的人,浪漫的人就比较钟爱幻想,他要求世界择贤而用,唯才是举,可真实的世界是这样吗?封建社会的“门荫制度”是何等的现实!李白想要在政治上大展拳脚终究是黄粱一梦。

!书法家颜真卿竟然曾是一代大将

颜真卿是我国著名的唐代书法家,他与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并称为“楷书四大家”。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位书法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威武不屈的大将军。

颜真卿生活在唐代开元年间,他在开元二十二年中进士,先后四次被任命为御使。天宝八年,颜真卿得罪当时的权臣杨国忠,被调动到平原郡担任太守。他早早的觉察到安禄山之流的谋反意图。在他担任平原郡太守时,早作准备,囤积粮食,整修城池。据记载安史之乱爆发式,河北二十四郡唯有平原郡守住了城池。唐玄宗闻言感叹道“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33天后,安史叛军已经攻破东都洛阳准备屯兵潼关直捣长安。颜真卿为光复宗室,趁乱说服河北十七郡归顺朝廷。他率领二十万将士,将叛军阻击在潼关之外,维护了长安的安危。天宝十五年,唐肃宗即位,他封颜真卿为河北招讨史。颜真卿指挥军队在河北平定叛乱,驱逐叛军。

次年颜真卿任宪部尚书,即刑部尚书一职,后升为御史大夫。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颜真卿出任浙西节度使兼升州刺史。此时安史之乱已进入尾声,沦陷的洛阳长安均被肃宗收复。颜真卿上书肃宗,希望能建八十一处放生池,以显示皇帝的英勇神武。颜真卿一直担任朝中重臣,直至唐德宗兴元元年才与世长辞。

建中四年即公元783年,74岁高龄的颜真卿被派往淮西劝降叛乱的李希烈。怎知他刚到淮西就被李希烈所擒,幽禁起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软硬兼施,未能劝降颜真卿。两年后,朝廷处死李希烈之弟李希倩,怒不可遏的李希烈将颜真卿杀死。公元786年,淮西叛乱终于被平定,颜真卿才得以魂归故里,葬在颜氏祖坟之中。

颜真卿一人历经四位皇帝,一直忠心耿耿,只忠于皇帝。他为叛乱丛生的唐代百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他灵柩被护送回京时,当时的皇帝唐德宗撰写诏文曰“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并且废朝八日,以表达心中的哀悼和惋惜。人们不仅因为他书法造诣高深而铭记他,更因为其出入四朝所作的功绩对他印象深刻。

自唐宪宗即位后,唐朝逐渐从战乱中得以恢复,唐宪宗为了纪念颜真卿的功绩,在他修建的放生池乌龙潭兴建了放生庵。直到太平天国起义,这座放生庵才被毁于战火。不过同治六年,曾国藩的门生涂宗瀛在旧址上重建祠堂,亲书题匾,纪念忠君爱国的鲁郡公颜真卿。直至今日,人们一人能在南京市寻到颜鲁公祠的踪影。这位文武双全的忠臣留名青史,让人难忘。

·“文人相亲”,苏轼与王安石二三事

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苏轼,皆是当时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皆是年轻有为的朝臣栋梁。两人因缘际会地相逢于北宋王朝那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地陷入变法革新的党派之争不能自拔。政见上的背道而驰,使王安石和苏轼在官场中针锋相对。许多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因此大做文章,把二人说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1.党派之争,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当时,王安石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犹豫不定的苏轼眼见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常被贪污腐败之人利用,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对王安石激进的改革作风不能苟同,于是走上了积极反对变法的道路。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对此极为不满。

之后,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强烈反对:“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当王安石得知神宗打算任用苏轼当谏官时,更是极力阻止,并派苏轼去做府推杂事的小官。

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而最令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苏轼借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的“独断专行”。

王安石怒不可遏,向神宗谏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王安石立即下令彻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审问。虽然之后查明此事实属诬陷,但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苏轼自知已无法再在朝中待下去,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2.惺惺相惜,堪称“文人相亲”之范

苏轼虽去,朝中反对变法之声不减。王安石在遭逢诬陷之冤与丧子之痛后,罢相辞官,回到江宁老家。两人一先一后离开了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终有机会冰释前嫌。

元丰初年,王安石的“朋党”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向神宗皇帝上奏,说苏轼“谤讪朝廷”。神宗震怒,传旨将苏轼逮捕入狱。不久,苏轼被定罪候斩。除其弟苏辙外,满朝文武无人敢为他求情。此时王安石身在江宁,待他得知这场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时,苏轼罪名已定,性命危在旦夕。想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而苏轼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王安石立即派人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将自己的亲笔书信呈给神宗皇帝。信中说道,目前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切不能因为苏轼写了一些不中听的小诗就错杀良才。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敬重有加,看过信后,亦觉得颇有道理,便下旨释放苏轼,将他贬到黄州。

元丰三年,苏轼奉命从黄州移居汝州。途径江宁,想起隐居于此的王安石,深为过去王安石不计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动不已,于是趁此机会专程拜访,以消除多年的隔阂。王安石听说苏轼来到江宁,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着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与苏轼相会。两人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此后两人同游数日,畅谈甚欢。

事实上,两位集文学底蕴与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流人物,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政见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仅仅在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二者的初衷,都是为国为民,绝不存在对错之分、忠奸之别。王安石与苏轼,于文学中的相互钦佩,于政治上的彼此宽容,使多年的官场恩怨最终烟消云散,成为中国历史上“文人相亲”的典范。

·赌桌上的一姐李清照

宋代人好赌,赌博方法也有很多,赌球、赌棋、掷骰子、斗鸡、斗蛐蛐等都是宋代人经常玩的。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高俅就是因为踢蹴鞠踢得好而投宋徽宗所好,从一个市井流氓一跃成为手握重权的高太尉。民间传说,宋太祖赵匡胤跟道士陈抟赌博,结果输掉了整个华山。而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兵俘虏的时候,虽然非常慌乱,但是却居然还没忘了带上象棋。由此可见,宋代赌博的风气有多严重。受宋代赌博风气的影响,辽国也非常好赌。辽道宗甚至在朝堂上通过掷骰子来决定谁可以升官。

而寇准的嗜赌甚至影响了宋朝的命运。相传,公元999年,辽兵大举入侵,攻到了都城开封城下。宋真宗非常害怕,准备接受大臣们的建议,赶紧逃跑。在这种紧要关头,丞相寇准居然不见了。宋真宗问了之后才知道,寇准当时正在家里喝酒赌博。大家都以为宋真宗听了肯定非常生气,却没想到听到寇准在家喝酒赌博的消息以后,宋真宗却好像吃了一粒定心丸,觉得寇准肯定对击退辽兵这件事胸有成竹。后来寇准劝宋真宗御驾亲征,结果上了战场的宋真宗依然六神无主,非常惶恐。这时候他又派人去看寇准在做什么,手下回来禀报说,寇准在营地里喝酒赌博。宋真宗瞬间就变得非常镇定。结果这次御驾亲征果真非常成功,宋真宗大胜而归。寇准的“好赌”对这次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好赌”赶走了宋真宗内心的恐惧,试想如果宋真宗一开始逃之夭夭了,那么宋军的士气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都城也就很有可能被辽兵攻破了。

赌博从来不输的人常被称为“赌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也是一位赌神。她迷恋赌博,深陷其中,但却从未因赌博而后悔过。这并不是因为她过于执迷不悟,而是因为她赌博时从来没输过。

“打马”是宋朝的一种赌博方法。据考证,“打马”就是我们现在所玩的麻将的前身。李清照是“打马”桌上的常客,她特别喜欢“打马”。她曾在《打马图序》中写道:“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意思是:“赌博没有别的诀窍,就是找到抢先的办法而已。所以只有非常专注的人才能在赌博时立于不败之地。我天性喜欢赌博,只要一赌博我就沉迷其中,不分白天黑夜,甚至废寝忘食。不管多少,每次赌博我都能赢钱回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我对赌博精通罢了。”每赌必赢,这要多精通赌博才能达到啊。

除了喜欢“打马”之外,其实李清照还是“依经马”的发明者。在《打马图序》的最后一段,李清照写道:“予独爱依经马,因取其赏罚互度,每事作数语,随事附见,使儿辈图之。不独施之博徒,实足贻诸好事。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也。”制定游戏规则并令子侄记录下来,让后世都知道,命辞打马是易安居士发明的。这足以看出李清照对于赌博的迷恋程度,不仅好赌,而且还爱研究新的赌博方法。《古今女史》中甚至称她为“博家之祖”。

北宋灭亡之后,兵荒马乱,李清照随丈夫南下逃难,后来丈夫去世,前半生积蓄几乎丢光。在生活如此艰难的时候,她还对赌博这件事念念不忘。据传,她从逃难的船上下来以后,刚租了房子安顿好,就找出了赌具,要过一过赌瘾。

虽然宋代人好赌,但是宋代其实并不提倡赌博,对赌博的处罚甚至很严厉。有的人甚至因为赌博而被杀头。虽然政府管得很严,对赌博的处罚力度很大,但是赌博之风却依然盛行,甚至越来越昌盛,这足以看出宋代人对赌博的迷恋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郑板桥为什么总 “装糊涂“

郑板桥,清代著名画家、书法家,号称“诗书画”三绝,位列“扬州八桂”之首。他留给后人的“糊涂经”却成为人们做人、经商的指导思想。“糊涂经”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呢?

“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这就是郑板桥的“糊涂经”。它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在别人看来是糊涂的,糊涂的人其实是聪明的,但一个看起来聪明的人未必能达到糊涂的境界。

古今能够成就大事的人必然会经历三个糊涂的境界。第一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思是说,那些看起来聪明的人,在世上摸爬滚打、到处碰壁,再经历了诸多困难终于取得真经,明白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道理,转而开始思考,探求糊涂对人生的益处。从郑板桥的经历我们也能看到他对这种境界的理解,他在扬州长达十年的卖画生涯对其以后的创作和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个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阶段是最痛苦的阶段,这种人生态度的转型所带来的痛苦是常人难以理解的。郑板桥中举后待官六年,思考就是执著地在这个阶段徘徊。

第三个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郑板桥终于达到最高的境界,他对糊涂的理解已经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境界。随心所欲便是糊涂,这样的糊涂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糊涂了。郑板桥辞官归乡,“一肩明月,两袖清风”就是当时对世事豁然的表现。

世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如果事事都争强好胜、争名夺利,到头来终究会落个一场空。还不如糊涂一些,这样我们在面临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就不要那么认真,人生难得糊涂。糊涂了,你也就释然了。你会在糊涂中浑然大悟,会在糊涂中超越自我,会在糊涂中得到人生的真谛。

郑板桥在山东为官在写下了“难得糊涂”的字幅,因为一向刚正不阿的他,在面对同僚的排挤和打压时,无能为力。他一面嬉笑怒骂,一面却心灰意冷。他写“难得糊涂”是或许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体现。

其实“难得糊涂”是一种人生阅历,只有经历过人情冷暖、岁月沧桑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糊涂的智慧。心中有大目标的人自然会“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有这样底蕴的人他们常常以平常心对待周围的人和事,他们懂得“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们也看透了事物、看破了人性,在纷繁复杂的世事里,能够坦然地以糊涂之心对待世界,何尝不是一种大智慧,这种智慧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大智若愚。

·名臣李卫的官爵竟是花钱买来的

凭借一部热播电视剧《李卫当官》,雍正年间的大官李卫又火了一把。电视剧中那个要饭出身的李卫幽默诙谐,颇受好评。但历史上的李卫真是这样吗?

历史上,李卫确有其人。李卫,字又玠,江苏徐州人,生于康熙二十六年,卒于乾隆三年。他身材魁梧,膀大腰圆,臂力过人,貌似于一赳赳武夫,与电视剧中的形象十分不符,而且历史上的李卫也并非要饭出身,他的出身极好,拥有非常殷实的家境,这也是他能够当官的原因。他没有走科举之路,最初的监生资格是家里花钱给他买来的。

据《名人轶事》记载,雍正刚即位的时候,下诏清查各省钱粮亏欠情况,官员们非常惶恐。时任浙江总督的李卫决定主动上奏,请皇上派钦差大臣来彻查浙江的亏欠情况,同时以钦差大臣初到地方为由,要求协助处理清查事宜。雍正接到他的奏折后,同意了他的提议。

之后,他又以过生日为由将所有州县的官员召集到了一起。生日筵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将官员们召进了密室,并向官员们示意他有化解的办法,让他们老实交代亏空状况。恐慌的官员们立刻造册登记了他们所在州县的情况。

时任户部尚书的彭维新被雍正任命为钦差大臣,赴浙江彻查亏空事宜,他到了浙江以后,李卫便设宴为他接风,酒过几巡之后,李卫非常为难地告诉彭维新,他的性子急,喜欢与人争辩,不知道怎么跟彭大人合作。彭维新听后提出了分县清查的建议,正中了李卫的下怀。

李卫提出抓阄决定州县的分配问题,却在纸团上做了手脚,最后大部分亏欠的州县都被李卫拿了,那些问题不大的则全给了彭维新。彭维新认真清查,却没有发现任何亏欠,李卫则命那些亏欠的州县尽快设法弥补。就这样,李卫暗度陈仓填补了亏空。最后,两人均称没有查到任何问题,于是一起奏明朝廷,说浙江没有亏欠。雍正听后大喜,将李卫加封为太子太保,对浙江的其他官员也各升一级,结局可谓皆大欢喜。

李卫非常聪明机智,但是他身上也有一些毛病,他的脾气非常不好。有一天,李卫让一个叫田芳的幕僚写奏折给皇上,请皇上给他家封典,而且要求封五代。田芳以封典最多三代为由不肯写。李卫大怒,骂了田芳一顿。田芳也不示弱,说李卫是仗着皇上对他一时的宠爱昏了头,连朝廷都不放在眼里了。而且告诉李卫他好心劝导李卫,却被臭骂一顿,心里非常不服。李卫从来没有碰到过敢这么跟他说话的手下,非常愤怒,反问田芳:“你不服,又能怎么样?”田芳告诉他,不能怎么样,但是大人之威能强加到小吏的身上,但向大人直谏却是小吏的责任,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李卫被他说懵了,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当天晚上,李卫派人把田芳叫了过来。田芳以为李卫是要杀他,非常恐慌,进去的时候双脚发抖,面如土色。跟李卫吵完架回去以后,田芳想了想,自己确实太冲动了,那样跟大人说话不是不要命了吗?田芳以为自己肯定死定了,却没有想到李卫走上前一把握住了他的手,笑着说道:“你确实有点胆识,做小吏可惜了,我借你点钱去买个官当当吧,以后做了官要正直,好好为民做事。”田芳听后,对李卫千恩万谢。后来他果真做了个县令,为官时名声很不错,非常受百姓爱戴。

历史上的李卫虽不像影视剧中所描述的那样,但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官。至于他一生具体的经历,就只有那段已经流逝的岁月知道了。

·乾隆宠信和珅是否因为“同性相吸“

清朝以来,明君屈指可数,乾隆帝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贤君身边,竟时刻跟随着一个大贪官,这个大贪官就是和珅,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一说。然而为什么这样的贪官会受到乾隆的宠信呢?

有人认为,是因为和珅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乾隆六下江南就是他鼓动而成的。一次,主仆二人说起江南秀丽风光,繁华都市,乾隆帝道:“朕也想重游江南。但顾虑南北迢遥,劳民伤财,朕所以未决。”和珅道:“圣祖皇帝六次南巡,非但未招致民怨,反而被颂为圣君。古来圣君,莫如尧舜,《尚书·舜典上》也说‘五载一巡狩’,可见自古巡览就是胜典。但凡圣君,道本相似,何况国库殷实,金银充足,区区巡游不会耗费多少库银。”和珅这一席话,正好逢迎了皇上仿效先祖、学尧舜的喜好,乾隆遂降旨预备南巡。他亲自为皇上监督龙舟等南巡的设施,华丽奢侈之极,库银由和流水般地挥霍掉了。和珅也因此更加得到皇上的宠信,被升为侍郎。

这种观点认为,和论文论武,都没有什么才能,但因为他善玩心理战术,逢迎皇上,才受皇上的恩宠。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有个叫尹壮图的官员向皇上呈奏,各省库金银亏空。和对其怀恨在心,上奏请皇上命尹壮图再去查实,暗中派了自己的亲信前往。结果尹壮图被降职,原因是所奏不实,和更得宠信。官库虽然空虚,但和珅却以各种名目进行搜刮,所以皇帝不愁没银子花,而和也更加受宠。

然而,关于和受宠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据记载,在乾隆帝还是宝亲王的时候,曾钟情于马佳氏,而这马佳氏正是雍正皇帝宠爱的妃子。宝亲王时年17岁,情窦已开,常在没人的时候和马佳氏调笑。一天,不知为何,马佳氏误撞到宝亲王的眉际,被皇后看见,以马佳氏调戏皇子为名,下令将马佳氏牵到月华门勒死。宝亲王听后,流着泪到月华门前,此时的马佳氏已奄奄一息,宝亲王便放声哭道:“我害了你。”便咬破自己的指头,滴一点血在妃子的颈上,说:“我今生无力救你,来生以红痣相认。”话至此,马佳氏淌了两行眼泪便魂归西天。宝亲王又仔细端详了马佳氏的脸面,吩咐用上好的棺木盛殓,并买通宫女把马佳氏贴身的衬衣脱下来,日日同眠。他登基后,这件事渐渐淡忘了。

后来乾隆见到和珅,发现他酷似马佳氏,而且颈上也有一颗鲜红的血痣。因此认为和珅是马佳氏转世,于是便对他万千宠爱,常在御书房与他同榻而眠的场所。而和珅也做出百般娇媚的样子,使皇帝更加相信他就是第二个马佳氏。据说,和珅的家中有一条地道可直接通往皇宫,而和珅每次都是通过这条地道,直接到达宫中与皇帝幽会的。

其实,这些说法都是传说不足采信,事实上乾隆会宠信和珅是因为和珅丰神俊朗、才华横溢而且又能力过人。历史上的和珅是一个聪明绝顶、出口成章、处事机敏的干练之材。他出身贫寒,读书极为努力,而且学习能力很强,很会理财、并且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和珅进入官场之后,平时巧答应对、处理政务果断精干,办理官员贪污案、带兵平定叛乱等事都办得很合乾隆的心意,和珅又作为总编纂官总理《四库全书》的编修,总之只要是乾隆想要办好的事情,他都会尽心尽力地去办好。

除此之外,和珅还很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意,据说和珅当侍卫的时候,有一次随侍乾隆皇帝在颐和园中游玩,这时有人递来奏章说“云南急奏,缅甸要犯逃脱”。乾隆看过奏章,不悦地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责问:“虎兕出于匣,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众大臣听了都面面相觑,不敢出声,于是和珅用《论语》中的下文朗声答道:“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乾隆听到有人知晓自己的意思,又见和珅才思敏捷、口齿伶俐,便觉得很舒心,从此注意了这个侍卫。

对于这样一个才貌出众,能力非凡,又能体贴上意,将每件事都办得妥妥帖帖的大臣,乾隆皇帝又怎么会不喜爱,不宠信呢?因此,和珅之所以受到乾隆的宠信并不是像传说、影视剧中演绎的那样不堪,而是凭借自己的才能光明正大地上位。

·解密世间最美情郎的死因真相

纳兰性德,字容若,叶赫那拉氏,清朝正黄旗人,父亲是纳兰明珠,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纳兰性德十七岁时入太学读书,十八岁就考中举人,康熙十五年,年仅二十二岁的纳兰性德就考中进士,官拜乾清宫侍卫,随侍于康熙帝左右,因其素有才名,很受康熙帝的看重。

然而,如此顺遂的人生,纳兰性德却只活到了三十一岁。如此短命,不仅让当时爱才惜才之人为之唏嘘不已,或许也让那些心中不平的世俗之人暗自感叹上天的公平。

纳兰性德因承袭满族人传统,自小便善于骑射,身体素质应该很好。可是,他却在三十一岁时,因一次与友人饮酒,偶感风寒,随后便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这不仅让人产生疑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弓马娴熟的贵族公子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病故了呢?

有人不仅促狭地暗自揣摩,是不是纳兰性德的二妻二妾都貌美如花,所谓“妻美寿短”,“色多伤身”。纳兰性德本身又是一个多情种子,于是年纪轻轻便把自己身体搞垮了,然后偶感风寒就死掉了呢?

恐怕这一说法只能是世人的恶意揣摩,事实上,与其说“色多伤身”,不如说是“情深折寿”。

纳兰性德二十岁时,娶了两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卢氏为妻。卢氏当时年方十八,相貌端庄,举止娴雅,且精通诗文,颇能与纳兰性德吟诗赋词,问答应和。可以说,在与卢氏相伴的日子里,纳兰性德是非常快乐的。但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上天往往对美丽的事物有一种无法解释的破坏欲望。卢氏嫁给纳兰性德三年后,就因为产后调养不当而香消玉殒了。

卢氏的死,对纳兰性德的打击很大,虽然他后来又续娶了同样娇美的官氏,身边也有一个美丽的侍妾颜氏,却再也没有享受过那种红袖添香,赌书泼茶的乐趣了。

纳兰性德平生创作的三百余首词中,有大概百余首是描写爱情的作品,而这百余首爱情词中竟然有近五十首是追悼亡妻卢氏的相思之作。纳兰性德的词,向来以“真”字称颂于文坛,词风婉丽,大有花间余韵,其缠绵悱恻,凄婉绝伦的创作基调,若不是因他对卢氏念念不忘,一往情深,定写不出如此感人至深的词作来。

如果仅仅认为纳兰性德是因情而死,还嫌片面。堂堂七尺男儿,哪能困扰于儿女情长之间。纳兰性德另一个生活中的不顺之事,应该是他在仕途上无法施展作为,因此心内抑郁,却还要为康熙帝终日鞍前马后地随行侍驾。

纳兰性德二十二岁中进士之后,就被康熙帝破格点为三等侍卫,不久后晋升二等侍卫,后又升为一等侍卫。纳兰性德以年少武官的职务,在康熙帝身边以文会友,拉拢了大批汉族文化名士。

究其根本,纳兰性德仅仅是康熙帝的一个诗文宠臣,供皇帝闲暇时间吟诗作赋,取乐消闲的近侍而已。

因为久居皇帝身边,对官场上的尔虞我诈看得清清楚楚,生性淡泊的纳兰性德因此更加厌恶自己所处的地位。虽然他的地位备受世人羡慕,但是他自己却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成就感。

所以,纳兰性德以一个情感细腻,才华横溢的文人内心,饱受着爱情失意,仕途不顺的痛苦煎熬。虽然他是世人眼中上天的宠儿,实际上却体会不到任何生活的乐趣。最后因为一次风寒而离世,只不过是他内心厌世的诱因而已,真正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是无法治愈的抑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