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7日，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Mercer）发布了《2009年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日本首都东京超过2006～2008年的“三连冠”莫斯科，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中国首都北京的排名跃居前十，香港、上海、深圳、广州排名前25位。在这份调查报告中，调查者选取了全球六个大洲的143座城市作为调查对象，对各个地区200多个项目的花费进行了比较，其中包括住房、交通、食品、服装、家用品、娱乐消费等。在比较过程中，调查人员将美国生活费用最高昂的城市纽约作为评判标准，其指数为100，其他城市的指数都同纽约对比。第一名东京的指数为143.7，最后一名约翰内斯堡的指数为49.6，前者几乎为后者的3倍。
在这份排名榜上，位于前25名的城市大多属于发达国家；而在这“25强”中，中国内地城市就占据了四个席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四座内地城市入围前25名不是一个合理的现象。
在生活成本升高的前提下，城市中的两类人群明显呈现出了不同的生活状态。以北京为例，城市经济的发展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大多数本地人口由于住房有保障，并且社会保障很齐全，个人收入也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因此，生活成本的提高对他们不会带来太多的压力，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但对于在北京工作的外地务工者而言，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生活成本的提高速度，这使得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质量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计算生活成本必须考虑不同地区的物价指数。比如一斤西瓜在国内卖一元多，但在东京需要花费八元多人民币。难道人家的生活质量就没有我们高吗？事实并非如此。在日本，除了房价，各个城市之间日常生活消费的费用标准差别不大。比如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每个月花费一般不会超过8万日元，相当于5600元人民币。等到本科毕业找到工作后，月薪大约在1.6万元人民币左右，交完房租并付掉生活开支，一个月可以剩余1万元人民币。
假设一个人漂在北京，他一个月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应该达到多少呢？我们不妨举一个北漂族的具体例子。小黄在2008年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北京，在中关村的一家私营企业找到一份工作，月收入大约3000元。小黄在朝阳区某地与他人合租了一套二居室，一个月的房租为1500元。小黄的早餐需要3元，午餐需要10元，晚餐需要10元，每个月的食物消费大约700元。每天的交通费大约需要5元，因此一个月的交通费大约150元。每个月日常用品费和服装费用大约400元。此外，手机通信费大约需要100元。我们综合一下这些花费，一共285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计算并没有包括他的交际费用以及娱乐费用等，如果将这些也考虑进去的话，小黄真的“入不敷出”了。小黄的花费高吗？其实这是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了。
为什么身在发展中国家的我们，会“享受”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成本呢？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后30年高速发展的积累期，各地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需的生产要素很大部分都向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型城市集中。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大城市在日渐繁华的同时，流动人口也大大增加，物质消费需求和住房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些推高了城市的生活成本。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工作、生活的人，有50%以上都是外地人口。在户籍制度的保障下，本地居民的生活质量随着城市发展迅速上升，但外地人的生活质量并不同步。对于很多流动人口来说，城市只是一个打工站，而不是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
就目前来看，在北京等大城市要降低生活成本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政府应该通过一些经济手段控制房价及房租，减少其占劳动者收入支配的百分比，并尽量给外地务工者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有可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知识链接】
消费者信心指数
20世纪40年代，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调查研究中心为了研究消费需求对经济周期的影响，首先编制了消费者信心指数，随后欧洲一些国家也先后开始建立和编制消费者信心指数。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反映消费者信心强弱的指标，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的一个先行指标。
消费者信心指数由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构成。消费者满意指数是指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生活的评价，消费者预期指数是指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生活发生变化的预期。
80后的负担为什么这么重——负担指数（）
【轶闻趣事】
中国的传统向来重视亲情，孟子语：“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至少要包括父母、子女两代。如果经济富足，寿命较长，加上其他条件，可以上有父母，祖父母，下有儿子孙子，四世同堂，这样的家庭被称为“义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延续。据统计，1953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33人，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大体稳定在4.23－4.43人之间。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家庭意识的变化，独生子女增多，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构成呈现小型化趋势。1982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4.4人，2005年为3.13人，23年间家庭平均人口减少了1.27人。独生子女人数已超过1亿人，占总人口的8%左右，而由独生子女加父母组成的独生子女家庭也成为城市中最基本的家庭模式。
【经济学聊天室】
作为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而言，如今正当“而立之年”，他们在担起社会责任的同时，社会特看到他们肩上的承重负担。对于绝大部分80后年轻家庭来说，要至少供养四个老人，还有自己的小孩，这样的负担确实很沉重。而关于这样的负担可以用一个经济学名词来测算，即负担系数。
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百分比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系数可分为总负担系数、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14周岁及以下和65周岁及以上也可能有人参加劳动，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也可能有人实际未参加劳动。上述指标只是根据年龄划分来计算的，并不一定反映实际抚养与被抚养的比例，故又称为年龄负担系数，以区别经济负担系数。用负担系数一词一般均指年龄负担系数。
总负担系数=（小于14岁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岁至65岁人口数×100%
总负担系数为少儿负担系数与老年负担系数二者之和。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所反映的负担性质不同。一般来说，少年儿童尚未成为劳动适龄人口，社会和家庭为他们的成长必须付出一定的费用。如他们中途夭折，社会对他们的付出就无法收回。负担老年则不同，除个别人外，他们都已为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他们享用的部分实际上是他们过去劳动的扣除。因此，如分别计算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可以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某些影响。
1980年世界平均负担系数是71.2，1999年时60.0。我国1980年的负担系数是67.4，1990年时57.6，1999年时47.9，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但是这种下降的是计划生育的必然结果。因为低于14岁的儿童人口增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然而，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多，这种趋势已经在发生逆转。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到2051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同时，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我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下半叶，我国将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
每个人都会有年老的一天，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一对夫妻要养四位老人，全社会有接近4亿的老年人口，我们将如何面对？解决的基本办法就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重视起以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才能切实减轻80后乃至90后们的负担，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
【知识链接】
人口经济学
研究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人口运动和经济运动的对立统一运动，构成了人口经济运动及相应的人口经济关系，人口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人口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性。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经济过程中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一方面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研究人口对经济的影响作用。通过这两方面的考察，揭示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的规律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及其变化规律；人口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生态平衡；人口投资与经济投资；儿童成本收益分析等。
年轻人为什么买不起房子——房价收入比
【轶闻趣事】
在武汉工作的张阳很郁闷，眼瞅着武汉的房价不断攀升，早已经超过他的心理承受底线——5500元/平方米。对于毕业两三年的他来说，想买个5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也很难。
张阳毕业后通过事业单位招聘考试来到沌口某学校任教，又与沌口某企业的小吴谈上了恋爱，他本以为幸福生活将拉开序幕，却没想到因为那遥不可及的房子，他的美好姻缘还没怎么开始就走到尽头。走在街头，望着林立的高楼，张阳不知道自己的情感归宿到底在哪里？ 在高房价面前，爱情也在经受着考验，房子却成了爱情的入场券。
张阳与女友，两人月收入共4000元左右。按照当前的房价水平，买房子对他们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他连做梦也没想到过武汉的房价会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打着滚儿地往上翻。
在武汉中心城区内，一套80平方米、单价6500元/平方米的房子，至少要50多万元。这对像张阳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难以承受，房子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经济学聊天室】
当今中国的房价之高，超过了普通老百姓的购买能力。对于房价与老百姓购买能力的一个国际惯用指标是房价收入比，所谓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以故事中的张阳为例：一套普通新房平均50多万左右；张阳和女朋友加的年收入是4.5万；两者相除，比值大约是12。
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被认为是比较正常的。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可知，2007年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15，远高于国际上普遍认为的正常水平。中国的房价高到什么程度，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数据：美国目前房价中位数是20万美元，约200平方米的别墅，相当于美国中等家庭收入的4倍。而中国呢？
我国各个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不平衡的，中小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多在6倍以上，属于房价过高的范畴，据调查，全国大部分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超过6倍，其中北京、沈阳、贵阳、南京、广州、大连和西安的比率都超过了10甚至更高。
自从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启动以来，房价多年来一路猛进，大涨特涨，特别是2005-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房价涨的离谱。以上海为例，有关统计数字表明，上海外环平均房价达到16000元，内环35000元。买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外环要96万，内环则要210万元。上海人均年收入约30000元，三口之家年收入9万元，扣除基本生活费用，每年能余下5万元。如此类推，买一个外环的房子要19年，内环的房子要42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算法没有结算利息。如此高的房价，令普通民众瞠目结舌，试问有多少普通民众能买得起房子？
房价收入比过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目前的房价过高。仔细分析起来，中国的高房价，是“众力”合推的结果。
其一，“我想有个家”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诉求。中国人重亲情，“家”的概念深植于中国人心中，每个中国人都有浓烈的家本位意识。在以家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先成家后立业”，一个温暖舒适而又固定的住房，成了普通老百姓的人生愿望。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房子是稀缺资源，中国拥有13亿人口，而这自然成为了中国人购房的硬需求，其硬需求产生的购买力自然可以预见。如此巨大的内在需求使得中国的房价不会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