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奖励和惩罚分别称作“胡萝卜”和“大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都有过运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经历。比如说，孩子这次考试考得好了，家长的“胡萝卜”就接踵而至：奖金、手机、电脑、旅游等；一旦考砸了，则“大棒”立马悬在头顶：轻者骂，重者打，甚至罚站、罚跪的什么都有。
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上，都非常善于运用奖励和惩罚的手段，他曾把自己的外交政策形象地比喻为“胡萝卜加大棒”。那么，奖励的本质是什么呢？
从心理学角度上说，奖励的本质就是强化。如在马戏团的动物表演中，当动物能够正确地完成任务时，便会得到食物作为奖励，而得到了食物奖励的动物又会更加投入地表演，这一道理与家长奖励考试成绩好的孩子的道理是一样的。强化有两种，一种被称为正强化，或积极强化；另一种强化被称为负强化，或消极强化。小孩子考试成绩好给予奖励是正强化，犯人表现好给予减刑是负强化。正强化与负强化其实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某一种行为出现后给予奖赏，起到了鼓励这一行为的发生以及巩固这一行为的作用。
我们喜欢或很敬业地去做一件事，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外部动机，比如，想得到提拔、奖金或表扬，或者因为曾经犯过错误，想将功补过；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内部动机，比如，确实对这件事充满好奇心和强烈的兴趣。
俗话说“没有钱万万不能，但钱也不是万能的”，因为控制我们行为的是多种因素的综合。比如，一个孩子在专心致志地学习小提琴。一种可能是父母告诉他，拉完琴后可以上网打游戏；另一种可能则是他本身对拉琴充满兴趣，正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世界里。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没有奖励就没有动力，停一段时间后，奖励的力度还需要随之加大，否则，工作的愿望和激情会越来越弱。相反，对于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根本不用奖励，也会全身心地投入，因为工作的本身就吸引人，能给人以满足。
有这样一个例子。亮亮去附近的书报摊玩，书报摊的摊主临时有事，希望亮亮为他招呼一下摊位，亮亮爽快地答应了。他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在和读者的接触中，他不仅可以了解他们的阅读偏好，还可以和他们共同探讨书报的内容。但是当摊主回来，依照卖出的书报数量付他报酬之后，亮亮的“招呼”方式便发生了变化：他为了扩大“销量”不再跟顾客聊天，也不再和他们探讨书报的内容，而是一味地催促他们尽快付钱。
一般来说，获得来自外部的“销量”奖励，会使得工作更努力，行动更积极，更加追求数量的增长。然而，质量会随之下降，出现错误的概率也逐渐增加，同时反应与过去相比更刻板定型，缺乏创造性。当然，如果你对某项工作确实是出于内在的强烈兴趣，这样的影响也许不会很显著。正如一个喜欢研究计算机硬件的人，为电脑公司做销售主管和维修主管，在一定时期内，他依然会满怀热情。
心理学家的实验也证明，来自外部的报酬会削弱一个人的内在动机。有这样一个实验：研究人员随机把喜欢拉小提琴的儿童分成三个小组，第一组的儿童每拉一首曲子，会得到一份奖品；第二组也给奖品，但与他们是否拉琴无关；第三组则不论拉不拉琴都没有奖励。
一周之后，发现第一组的儿童拉小提琴的时间只是另外两组儿童的一半而已。这个实验说明，对那些本来就感兴趣的工作承诺奖励，把兴趣转化为工作，反而会使兴趣下降，而且一旦外部的诱因消失了，工作效率更将直线下降。相对于物质奖励而言，精神奖励应该大力提倡，因为精神奖励是对于一个人内在能力和品质的肯定，这种奖励对于保持人们工作的激情更具有持久性。
相对于奖励而言，惩罚是通过呈现一个伤害性或不愉快的刺激去抑制某一种行为，比如当孩子动手打别的孩子时家长走过去斥责他。但是惩罚的分寸并不是很容易把握的。譬如，当自己的孩子把别人的孩子打得头破血流时，家长只是轻描淡写地训斥几句，这种惩罚失度的行为，对孩子反而是一次奖赏，当奖赏伴随着轻微的惩罚同时出现时，它反而巩固了孩子的不良行为。
另一种情况是，惩罚往往只是把不良行为暂时压制而不是实质性地消退它，当惩罚的影响消失后，它便会重新出现，甚至表现得比惩罚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严厉的惩罚可能还会伴随其他副作用的产生，其中最具破坏性的就是，惩罚会使得行为的控制方与被控制方之间的互动出现裂痕，只是一味的惩罚却没有相应的指导，甚至会引发某些群体事件。比如，监狱和犯人之间就存在这样一种关系。因此，心理学家与教育学家提倡使用一种被称为“对抗性条件作用”的方法，即寻求以一种习惯取代另一种不好的习惯，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谋求消除某一种习惯。
由此可见，惩罚作为行为控制技术的一种，运用失当则事倍功半，运用适当则事半功倍。心理学家洛根为此拟定了几条惩罚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惩罚要适度。太轻的惩罚无异于奖赏，如果一个杀人犯最后却只被判罚款，显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太重的惩罚会激起被惩罚者强烈的对抗心理，历史上陈胜、吴广起义的原因之一，就是惩罚过度所致。
第二，惩罚要及时。也就是说，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在错误出现后立即惩罚。比如汽车司机闯红灯，在他刚刚闯过红灯后立即予以惩罚效果最好，现在所实行的事后开罚单的办法，事实证明效果不明显，有的司机在几天甚至一个月后才接到罚单，根本想不起是如何违章的，反而起了逆反心理。
第三，纠正性惩罚。有些错误行为出现后，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应该重现原来的情况，或者模拟当初的情景，并要求被惩罚者自我纠正不良行为，直到做出正确反应。比如，有的孩子不敲门就直接进入大人房间，为了培养孩子的文明习惯，这个时候就应该让他离开房间，然后敲门，得到允许后才能进来。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训斥或责骂都无助于良好习惯的形成。
第四，避免惩罚后奖赏。在党政纪律条例中都有这样的规定，在受到某种处分后，几年内不能给予何种奖励。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孩子的家庭教育中，却经常出现惩罚后紧接着奖励的现象。比如，某儿童因为打骂别的孩子，家长刚刚给予惩罚。由于母亲担心孩子受委屈，马上给孩子买零食、买玩具，结果使得惩罚与奖赏之间形成联系，不良习惯更加顽固，难以消退。
第五，非主观性过失慎重惩罚。一般来说，不要因为个体不能自己控制的行为而实施惩罚，即使必须惩罚，也要注意给受罚者提供一个其他的选择。比如患有“多动症”的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这时单纯予以惩罚不会有任何结果，应该从心理上和生理上寻找原因。有的家长动辄打骂孩子，但孩子错在那里，今后应该怎么做，却没有给及时指出来。即是说，惩罚被实施了，却没有解释原因，也没有指明替代的方式，这样的惩罚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