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结构呈流动型，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在迅速攀升，由行为不良者、穷人和罪犯构成的下层阶级人数众多，成千上万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以及看上去呈半原始人状态的大量移民蜂拥而入，因而，领导者急需一种可以评估他人心理能力的科学方法，好从混乱中理出秩序。
这时，诞生于法国的比奈-西蒙智力测试标准传入美国，很快在美国引起反响，并掀起了一场智力测试的狂潮。
虽然比奈相信，心理有缺陷的人，特别是接近正常心理年龄值的人，其智力可以通过特殊培训加以提高，但美国的心理测试倡导者大都接受高尔顿的观点，认为遗传是心理发育中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人的智力不可改变。他们通过心理测量，使社会将其成员分配至适合其天生能力的学校和工种上，并确定出哪些人物具有生理缺陷，应限制其生育。
亨利？哥达德（1865-1957）是持此观点的领袖人物之一。哥达德于1906年成为新泽西凡尼兰研究基地――弱智儿童培训学校――的校长。身边发生的一切使他更加坚定了对遗传的信念。许多弱智儿童不仅行为迟钝，而且其缺陷看上去是先天的。哥达德甚至假设，心理缺陷是某种退行性基因引起的。
哥达德是第一位使用比奈-西蒙标准进行大规模测试的人。他设法让培训学校的400名儿童和新泽西公共学校的2000名儿童参加测试，结果显示，在心理迟钝儿童中，智力得分有着极大差距。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公共学校的学生中，情形也差不了多少，且其中有相当多的学生低于其心理年龄的正常水平。
这促使他开展一项活动，即在公共学校里进行智力测试，以确定出低于正常水平的学生，并将其分流至特殊班级。他还开始给一些教师讲课，宣传比奈-西蒙标准的用法，并向全美的同行们散发了数千份宣传资料。在此后的六年时间内，比奈-西蒙标准在许多公校里开始使用，效果极其显著，大部分教师都要根据这一标准来决定对学生的教育方法。它还被广泛地应用于许多机构、教养院、少年管理机构及治安法庭，以确定“心理缺陷者”，改善对被管治者或犯人的处理办法。
哥达德认为，低智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花大力气加以解决。白痴和弱智对社会不是威胁，因为他们通常不会繁殖自己，但“高级缺陷者”或痴愚者（该词是哥达德发明的）却很有可能，他们也许会成为不适应社会的人或罪犯，且有可能成为反社会者。他还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大多数罪犯，大部分为嗜酒者和妓女，还有“所有那些无能力使自己适应环境，不能信守社会传统或按感官需要行动者”，都在遗传水平和心理能力上次人一等。
他的这些认识一方面来自于比奈-西蒙标准，另一方面来自他对美国内战时代一位士兵的后代的研究。一位名叫马丁？卡里卡克（化名）的士兵先与一个弱智吧女生下一子，后又娶了一个教友派的女人，并与她生下几个孩子。哥达德追踪卡里卡克与这两位女人的几百名后裔，直到本世纪初为止。哥达德的报告是，与吧女所生的大部分后代都与弱智、不道德或犯罪相关，而教友派女人这边，几乎所有的后代都是社会上正派诚实的人。
我们现在知道，这项研究漏洞百出。别的不说，他所追踪的大部分家庭都没有进行过测试，大部分例证中的智力问题等，都是以貌取人或道听途说的。另外，哥达德认为，两边的孩子生长的环境大致相同，可现存信息（比如两边孩子的成活率）却清楚地显示出相反的情况。然而，在当时（1912年）及后来的许多年里，“卡里卡克一家”被许多心理学家和普通读者看做智慧能力的基因遗传性――哥达德实际上谈到的是“好的血缘”和“坏的血缘”――及其社会后果的有力证据。
哥达德得出的比奈？西蒙数据及其关于卡里卡克一家的发现，导致其采取远比高尔顿严重许多的极端立场：“非常清楚，不应该允许弱智者结婚或为人父母。要使这项规定得到实行，显然要依靠这个社会智力部分的强制。”为实现这一目标，哥达德作为专家与证人两次出席全国委员会听证会，倡导对“弱智者”实行绝育措施，其中一次会议甚至将绝育范围延伸到贫民、罪犯、癫痫病患者、精神病人和先天残疾者。
立法者对哥达德和其他心理学家的申述印象颇深。到1931年，全美有27个州颁布法令，强制执行优生绝育法，成千上万个“有毛病”的人在接下来的30年内全都实施了绝育手术――仅在加利福尼亚一地，绝育者就有近万人。然而，到60年代，一方面由于人们认识到对不适于生存者强行绝育是一种纳粹式的暴行，另一方面由于对心理和社会能力缺乏的环境解释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些州的立法机构开始呼吁新的法规，对心理迟钝者实施自愿基础上的绝育。
哥达德在移民问题上也同样呼吁采用比奈？西蒙标准。从世纪之交开始，来美国移民的人就持续不断，且移民者大多是文盲和社会能力较低者。这种现象在美国引起普遍关注，人们担心这个国家将因过多的心理和社会能力“有缺陷者”而出现问题。此前，国会已通过一项法令，禁止精神病人和白痴进入美国。在每天的数千名申请者中，移民官员拒签者约十分之一，但仍有少量白痴通过其他渠道悄悄地溜了进来。1913年，美国移民局请哥达德研究艾利岛上的甄别手续，并拿出一个方案。哥达德和几位助手挑出一些看似心理有缺陷者，通过翻译让他们进行比西氏标准测试。大部分人的得分都在缺陷范围之内，这一点毫不奇怪。疲劳、害怕、缺乏教育，再加上翻译障碍，这一切足以使他们通不过测试。一周之后，哥达德建议移民官员采用更为简单的、以比西氏测试为基础的“心理学方法”。1913年，拒签明显低能移民者的比例上升350%。到1914年，又在此基础上剧升一倍。
哥达德于1914年继续留在艾利岛工作数月。从到达的移民中抽取的样品可以看出，犹太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中，有五分之四属于低能者。哥达德开始对这个结果产生怀疑。他再次检查这些数据，对答案进行思考，并把数字指标再次降低，但通过率仍然只有40%～50%。这些发现，加上其他持同样思想的心理学家们所提供的证据，使国会于1924年起草出一个更为严厉的控制移民法案，对东欧和南欧的配额减少至北欧和西欧配额的五分之一。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刘易斯？M.特曼虽然接受哥达德翻译的比西氏标准，但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错误，并且觉得自己可以纠正这些错误，使标准更加准确。跟哥达德及大多数同意智力遗传观点的人一样，特曼相信，社会需要这么一种标准，而且科学也需要。他虽然坚持遗传观点，但始终认为，只有当非常完善的智力测试法进入广泛应用之后，遗传和环境的相对影响才能搞清楚。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对比西氏标准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标准亦即斯坦福-比奈标准。
这次修改的最大价值是，整个标准比比？西氏或哥达德-比奈-西蒙标准更“标准一些”。也就是说，分数以结果为标准，这些结果则是从正常儿童、心理迟钝儿童、优秀儿童以及成人的更大标准抽样中得出来的。在此基础之上，一个孩子或成人若得100分，则智力一般；若得130或更高分，则比总人口水平的99%的人略聪明一些；若只得70分或低于该分数，则比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略笨一些。特曼把智力分数分成如下级别：
140及以上：“近乎”天才或就是天才；
120-140：很高智力；
110-120：较高智力；
90-110：正常或平均智力；
80-90：较木讷，但还不能被判定为低能；
70-80：接近有缺陷，有时被分为木讷型，常被视为低能儿；
低于70：肯定是低能儿。
出版于1916年的斯坦福-比奈标准立即成为测量智力的标准试题，并在后来的二十多年时间内一直如此。后来，它也成为一系列学校、预习学校、大学及各种机构里针对低能者的测试办法。而且，其影响远非如此，它还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刻的意义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斯坦福-比奈标准测试法（以及后来的1937版）也成为后来风起云涌的几乎所有智商测定法的标准。比奈、西蒙和特曼所认定的构成智力主要元素的一些特点，成为后来几乎所有智力测验的元素。它们包括记忆力、语言理解力、词汇量大小、眼手协调能力、对熟悉事物的知识、判断不合理事物的能力、思维联想的速度与丰富性等其他能力。
按照斯坦福-比奈标准元素进行的一项接踵而至的测试，在智力测试领域里掀起了一场空前的革命。
几乎所有的比奈标准版――后增加到十几种之多――都是由一位心理学家或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一次性对一个人进行测试。然而，如果采用集体测试，即受试者自己阅卷，然后在多重选择题上选择答案，或在表格上做一些合适的标记，操作起来就会更快，更简单，也更便宜。
在心理测试上做出这项突破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卷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4月6日签署作战宣言，两周后，美国心理学协会指定一个专业委员会，专门研究心理学可以为战争做出哪些服务。该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该门专业可为战争做出的最实用贡献是设计一套心理学测试方法，从而快速地检查大批军事人员，清除掉心理不健全和能力不足者，并按军事人员的能力分类，从中挑选出最适合做特种培训和承担重大责任的人。
于是，一组心理学家――其中有特曼、哥达德和哈佛教授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汇集在凡尼兰，开始设计这套试题。8月，耶基斯被任命为陆军少校，受命执行该项计划。他召集约40名心理学家，在两个月时间内拿出了一套“陆军阿尔法方案”，即书面智力测试题，和“陆军贝塔方案”，即为占应召士兵40%的文盲士兵设计的图片测试题（贝塔卷要求助手将试题大声念出来）。从今天来看，广泛使用的阿尔法方案看上去像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物，是科学常识、民间智慧和道德观念的总汇，如下例所示：
1.如果植物因缺雨水而快旱死，你应该
――给它们浇水。
――征求花匠的意见。
――在旁边施肥。
8.宁可战斗而不逃跑，因为
――懦夫常被打死。
――战死更光荣。
――如果逃跑，可能背后挨子弹。
11.回声的起因是
――声波的反射。
――空气中有电子。
――空气中有湿气。
耶基斯的小组开始在四个军营中进行测试。几个星期后，总军医决定在全军范围内实施该方案。到战争结束时，即1918年11月，共有170万人受到测试，耶基斯手下约300名心理学家给每个人打分，并为他推荐合适的军队职务。尽管耶基斯的心理学队伍遇到不少职业军官的抵抗和不配合，但这些测试结果却使近8000人因为不适合岗位而遭到撤换，约10000低智力者被分配至劳动营或从事类似的服务工作。更重要的是，阿尔法方案开始成为一项重要的选拔标准，整个战争期间，被提拔为军官的20万人，有2/3的人受到了该项测试的影响。
然而，“陆军测试计划”在军内的影响远没有它在军外的影响大。它使美国更加意识到心理学的实际用途，特别是从心理测量中得出的用途。（詹姆斯？麦基思？卡特尔认为，战争将心理学推上了“作战图”；斯坦雷？黑尔则宣布，战争为心理学指出了一个无法估量的方向，使其朝着实际而不是朝“纯科学”大踏步地前进。）
特别是阿尔法方案，它导致智力测试呈现出爆炸性的扩张，使其很快成为一项数以百万美元计的产业。战争结束数年之后，一系列只用铅笔和纸就可做出的阿尔法式智力测试题被推广给了全国的学校管理者。最成功的一套试题出现于1923年，是特曼、耶基斯和三位合作者在国立研究委员会的赞助下推出的。他们鼓吹这套方案是“军用测试法应用于学校需要的直接成果”。到20世纪20年代末尾，约七百万美国学生接受了这些考试。另一项巨大的成功是由耶基斯的同事卡尔？C.布里格姆根据军队模式开发出来的“学业资质测试”，大中小学、军事机构、各种机关协会及不同的行业领域也十分流行此类测试。
20世纪30年代，美国和英国都在学校教育过程的早期对学生进行分类，以使一部分学生学习知识面更为宽泛的课程，为进入高等学院做准备，同时使另一部分学生学习知识面较窄的“职业性”或“技术性”课程，为从事蓝领阶层的工种做好准备。在美国，人们管其叫“分轨”，在英国则叫“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