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凯旋门到达达（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
倍尔拿·法意
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家便努力又开始自己生活，恢复自己的生活了，好像那五十二个月只是一场夜梦一样。庄重的人们又购阅着布尔惹（Paul Bourget）先生和鲍尔多（Henri Bordeaux）先生为他们写的小说，轻浮的人们重又驱拥到泊莱伏（Marcelprévost）那儿去，《两世界杂志》发表着德·诺阿伊夫人（Mmede Noailles）的关于恋爱的诗，而第阿季勒（Diaghilew）又带了他的永远年轻的舞男舞女到那些忠诚的看客面前来操演。人们以为法郎的价钱会长高，以为俄国革命不会长久，以为美国人会签订和平条约，以为战争已经完结了。
只要几个礼拜就可以看出事情决不如此。战争是隐藏着蒙罩着，却依然没有完结。死亡一次被放纵了，我们是决不能一下子抓住它的；憎恨，沉痛和艰苦在到处徘徊着。人们所接触的一切东西，都是涂着血的，而那些回到故居去的人们，又在那里发现了荒墟，墓地或是一堆堆的污物。
正如那受人期望着，等待着，需要着的不入调的音调一样奇异地，普鲁思特（Proust）的巨著（接着他的A la RecherchecnTemps Perdu，A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一九一八），瓦雷里（Paul Valéry）的神秘的光荣，和纪德（André Gide）的突然增大的影响，便爆发出来了。这绝对不妨碍文学的商人和大量批发书籍制造人发卖他们的商品，但却转移了精粹的群众的注视，差不多吞吸了他们。又惹动了那些最稳健的出版家。目前的时候，那才是时式。人们害怕地，接着又沉醉地，发现了一九一八年有一种特殊的风味，那种风味是与一九一四年的世俗和香味和喝俄国香槟的饭餐完全不同的。人们喝惯了混合酒，人们常常到皮袋乐舞会去，人们又对于青年的文学很起劲。
在炮声淹没了一切别的骚音的那几年，一种新的趣味已暗暗地形成了，而群众也改变了。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做着最好最多方面的买主的市民，已一分为二了：一方面是年长者（五十岁以上的），对于他们，大战是一个在重新开始过去的时候要很快地忘记了的噩梦；一方面是青年人（二十岁以下的），对于他们，大战是唯一的可憎的过去，他们要拼命地摆脱了它，要赶紧创造一种独立的新的未来去抵抗它。居间的系代（在五十岁和二十岁之间的）是已经绝灭了或是摧折了。残留的只能轻率地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没有声势，又没有挂虑；他们唯一的挂虑便是再去做某一件工作，让他们可以有规则而有把握。以后他们或许能够生活，谈话和实现他们心中所有的东西，此刻呢，那个打击是太猛烈了，而他们却是渴望着安静和沉默的。因此群众便是因这两个中心点组织成功的，一个是传统者，他忠实地继续着二十世纪初叶的一切习惯和一切趣味，一个是革新者，他不倦地找寻着世所未知的著作，发表着新的体例。稳健的出版家如加里马尔（Gallimard），格拉赛（Grasset），不久又有克拉（Kra），伯龙（Plon），斯多克（Stoek），里德尔（Rieder）等等，便是为这种群众而工作着的，这群众的特点便是使它所爱好的人大获成功而永远对他们不很忠实，而那另一个团体呢，要获得大众固然很迟缓，但要把握住大众却是很容易的。
在法国，那在已成作家，国家学院，学士院，龚果尔学院，文士会的会员，音乐院或加服馆的音乐会的加入者，《两世界杂志》的特约撰述者或只是投稿人，和那在《法兰西新评论》，《文学》，《欧罗巴评论》发表作品，又在德·波蒙伯爵（Comte de Beaumont）家里演奏音乐的前卫作家之间的对峙之势，是从来也没有这样清楚过的。做“青年人”已变成了一种司祭之职，一种甚于体力上的，神秘的，精神的特质；就是六十岁的人也可以做青年人，正如六人团〔法国近代音乐家的团体，那时由高克多（Cocteau）之助力而组成〕的首领那个好沙谛（Satie）一样。这种时式是自然的，加之又是一个神经质的，敏感的，急于反动的民族中。在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苦难之后（在这苦难中，青年是像一个特选的受难者似地牺牲过了），青年便应该受人特别尊敬，阿谀了，甚至对于他的最易触怒的怪癖也得如此。伊斐姬尼是只当在阿里斯地方受了牺牲之后，而被诸神带到了多里德去的时候，才格外美丽格外可爱的。然而伊斐姬尼的场合是更精神方面的。
因为诸神用一个对她忠心的情郎去报偿她的死，而定命却用了那在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八年间年轻过，又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去受苦的人们的死亡和牺牲，去报偿生活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间的“青年人”。
对于青年的兴味是一种热狂。这种兴味占领了那依然还开着舞会或是喝着混合酒的世俗的巴黎，占领了那在全世界输送着巴黎、伦敦和纽约所行出来的时式的国家协会，甚至还占领了青年人自身，同时也不使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弱点，和对于青年只是一种暂时状态而不是一个本体的这种忧郁的事实，有一点自觉之心。
每一个国家都这样地有着它的青年的恐慌：在俄国是更狂热一点，在美国是更随便一点，在德国是更感伤一点（在德国，青年的诸结社已变成了同心协力和真情流露的巨大的寺院了），在法国是更精神质一点，更知识性一点——在法国，青年在一切强度刺激中是宁取精神的强度刺激的。一种由十五岁至二十五岁的人主干着的新的文学出现了。
它是大胆的，粗暴的，非常地有创造性的。它猛烈地反抗战争，反抗那把一切人都投到了交战的大灶里去，投到了实际生活里去的这么广大的运动，他们宣布了为艺术的艺术的主张，纯文学的主张；为了要把这一部门中所已有的一切变本加厉起见，它发明了许多新的理论，又不倦地追寻着那些空想。这是那宣言，那有强硬的主张的小集团，那在内部强度上是精密而在应用上却格格不入的热狂的革新的时代。
刚在大战终结之前，立体主义就已经在文学上和绘图上宣示出这种新的方向了。这种奇怪的体裁，把那在法国创造一种根基于集中，智能和最微妙的思想的联系的抽象的诗的愿望，显示得太不清楚或是隐藏得太暗了。竭力地避免着那外表的世界，立体主义主张，要直接地把精纯的艺术思想或印象表达出来，而不搀杂什么小说性的，绘图性的，社会的或论理的成分进去。真正的诗人如阿保里奈尔（Apollinaire），桑德拉尔（Cendrars），核佛尔第（Reverdy），特别是约可伯（Jocob），都这样地写作着，正如那些天赋独厚的多才的作家们一样。〔例如那很足以做法国戏剧的革新者的，《爱费尔塔的夫妇们》，《罗密欧和朱丽叶》，《昂谛高纳》，《曷第泊》等的作者高克多（Cocteau）。〕但是这种精粹的艺术不久就让位给一个惊人的怪物了。这惊人的怪物，因为有奇怪而荒诞的外观，便引起了大众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