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戴望舒作品集(四)(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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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章 文学(一)

法国瓦雷里

书和人有同样的仇敌:火,潮湿,虫豸,时间;以及他们自己的内容。

****的思想情绪像****的人一样弱。

因此应该给它们穿衣裳。

思想具有两性:自己受胎并自己生育。

绪言。

诗的存在是本质地可否定的;这差不多可能是对于我们的骄傲的引诱。——在这一点上,它是像上帝本身一样。

人们可以对诗充耳不闻,对上帝熟视无睹——其结果是觉察不出来的。

可是那人人都可以否定而我们又愿意它存在的——却成为我们的存在理由之中心和强有力的象征。

一首诗应该是“智”的祝庆。它不能是别的东西。

祝庆,那便是一种游戏,但却是庄严的,但却是合规矩的,但却是有意义的;人们并不是在等闲之时的姿态,另一种境界——其中的努力是韵律,是赎回来的——的姿态。

人们在完成某件东西或将它以其最纯粹最美的状态表现出来的时候,便是祝庆某件东西。

这里,就有语言的机能,和它的反现象,它的含蓄,它所分离的东西的识别。人们除去它的烦琐,它的弱点,它的日常气。人们组织语言的一切可能性。

祝庆完了,什么都不应该剩余下来。灰烬,践踏过的花带。

在诗人之中:

耳朵说话,

嘴听,

产生梦的是智慧,惊醒,

看得明白的是睡眠,

凝视着的是意象和幻象,

创造着的是不足和缺陷。

大部分的人对于诗有着一个那么渺茫的观念,所以他们的观念的渺茫本身,对于他们就是诗的定义了。

是由于有音节的语言的方法,去再现或恢复那种呼喊,眼泪,抚爱,接吻,叹息等等所朦胧地试想表达出来,而物体似乎想在它们所具有的表面的生命或假设的意向中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或那东西的企图。

那东西是不能有别的定义的。它具有那在回答……的东西时所消耗的精力的性质。

思想应该隐藏在诗句中,正如营养力之在果子中。果子是营养物,但是它只显得是鲜美。人们只感到愉快,但人们却接受到一种滋养料。快感遮蔽着这种它所支配着的觉察不出来的营养物。

诗只是归纳到活动元素的本质的文学。人们清除了它的种种偶像和现实性的幻觉;那在“真实”的语言和“创造”的语言之间的可能的模棱,以及其他等等。

而语言的这个差不多创造的,虚构的任务(语言呢,本原是实用的,真实性的)是由于脆弱或由于题目的任意,而被变成尽可能地明显的了。

一首诗的题目之对于一首诗,犹之一个人的名字之对于一个人一样,是无关系而又重要的。

有些人甚至是诗人,而且是好诗人,都认为诗是一种任意的奢侈的业务,一种可有可无的,可兴可灭的特别事业。人们可能取消了香水的制造者,酒的制造者,以及其他等等。

别一些人以为诗是那深切地系附于那在知识,时间,隐蔽的不安和事业,记忆,梦等等之间的内心生存的境地的,一种十分本质的特性或活动的现象。

散文作品的趣味是出乎作品自身以外而从本文的消耗中产生出来,——而诗底趣味却不脱出诗又不能离开诗。

诗是一种残存。

诗,在一个语言的单纯化的,形式的变更的,对于它们的无感觉的,专门化的时代——是保存下来的东西。我意思是说现在人们不会发明诗。再说也不会发明种种的仪礼。

诗人也就是那探求表现的明确和想象得出来的方式的人。

语言的极好的偶然:某个字眼,某种字眼的配合,某种章法的抑扬——某种门路,都是他由于诗人的天质所遇到,唤起,偶然碰到和注意到的,便是这表现的一部分。

抒情是感叹词的发展。

抒情是必先有起作用的声音的一种诗,——那从我们看见或感到如在目前的东西直接出来,或由它们引起声音。

有时,精神要求诗,或要求那有什么隐藏的泉源或神性的诗的归宿。

可是耳朵要求某一个声音,而精神却要求某一个字,而这个字的音,又是不合耳朵的愿望的。

长久长久以来,人声是文学的基础和条件。声的存在说明了最初的文学——古典文学便是从而取得其形式和那可佩的气质的,整个人体是在声音下面,是它的支撑,思想的平衡的条件……

有一天来了,人们能够不拼音不听而用眼睛看书,于是文学便因而全盘变性了。

这是一个演进——从分明的到轻淡的,从有节奏而连锁的到短暂瞬息的,从听闻所接受并要求的到敏捷,急切而自由的眼睛在一张书页上所接受并带去的。

声——诗

人们所能以人声陈述的诸长处,也就是人们所应该在诗里研究并拿出来的诸长处。

而声的“磁力”应该移置在思想的或字眼的神秘而极端正确的结合中。

美丽的音的赓续是主要的。

灵感的观念包含着这些:不须任何代价的东西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最有价值的东西不应有任何代价。

还有这个:以自己所最不负责任的东西为自己最大的光荣。

只要稍加修改——灵感的全部原则便崩溃了。——智慧消灭了上帝所轻率地创造了的东西。因而应该分配一份给智慧,否则便要产生怪物了。可是谁来分配呢?如果是智慧,那么她便是女王了;如果不是她,那么是一种完全盲目的力量吗?

这位大诗人只是一个充满了误解的头脑。有的误解使他倾向好的方面而扮演着天才的奇特的突进。有的和前者毫无两样的误解,却显着它们的本来面目,蠢话和胡诌。这便是当他要对于前者加以思索并从而提出结果来的时候的情形。

写作而不知道语言,字眼,比喻,思想转变,调子是什么;也不理解作品之经久的结构和它的终局的条件;只知道一点儿为什么,而绝对不知道如何,是多么地可耻!做着巫祝是可羞的……

(载《新诗》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