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任尔惟
穿过了中国城的崔巍的城门之后，我们来到了教会。这就是旅途中的欧洲人惯常的避身之处。L神父住在万县已有二十年，他已不再想起有离开那里或是回欧洲去的可能了。万县外国人很少，而他就带着一种微笑的好好先生态度，安置在本地教友的殊求不厌的社会中了。他是又高大又肥胖，脸儿给一片灰白的胡须包围着，眼睛很柔和，肤色像本地人一样地黄。他整天在他的教会的广大的建筑之中走来走去，嘴里含着一枝长雪茄烟管，监督着他的受洗志愿者的教育，料理着他的教产的账目，调解着他的教友们的复杂的纠葛。他带我们去参观他的客厅。那是一间空空洞洞冷冰冰的房间，装饰着绣着金字的红缎子的屏风。在四面墙壁上，挂着那些前一世纪的丑陋的彩色石印画——这些彩色石印画，在远东的一切小教堂里，找到了一个又不相称又安稳的寄身之处。一只路易腓力普时代的自鸣钟在火炉架上堂皇地摆着，两边是两个美丽罕见的中国花瓶。那位神父特为我们开了一瓶地道的醇酒，又把我们到成都去要走的路途的情形告诉了我们。还有一千五百里路。按照中国轿夫普通赶路的能力计算，每天走一百里，那么我们需要两个星期的行旅，可是，因为省中局势不定，就应该顾虑到会碰见强盗或大兵的麻烦，而且恐怕有逗留迟延的可能。在中国，准确是完全并不是绝对的，特别是旅行的事，很多很多意外的事可能会来改变了计划和时间。照他的意见，最好是关心现在的时间，而不要关心抵达的时间，避免发怒，能够确当地花几块钱，不要显得太严厉或是太宽容，并且坚决地相信天主会赐恩于我们使我们并不十分麻烦地走完——从万县到成都这条长途。
不时地，有一个本地仆人走进客厅来，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用中国话对神父说话。那神父连答也不屑，只摇摇头，那人就走了出去，可是过了一刻钟又走回来，再来这样神秘的一套，这样竟闹了大半个下午。最后一次，大概是满意了吧，那位神父表示答应了。他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他的短裤子，仔细地装好了他的雪茄烟。于是他就对我们说，他和当地人士有一件紧要的事需要谈判，劝我们在此时到城里去玩玩，他可以差他的仆人领路。
我们回来的时候，那神父显着得意洋洋的神气，叫人看了也喜欢。他微笑着对我们说，他的事情已办妥了。
在桌子上，有着一小杯的酒精。莫莱尔在经过的时候机械地望了一眼，不禁惊讶地喊了起来：
“但是——这是一只人的手指啊！”
“是的，”那神父泰然自若地回答，“这是瑞水河姓张的女人的手指。那张家是一个天主教的旧家！曾祖是由马诺老主教行洗礼的。”
“我们可以请问一句吗，这位张太太的手指怎样会浸在酒精杯子里的？”
“一批强盗在三天之前打劫他们的村庄，他们切下了这可怜的女人的手指，为的是想得到她的指环——就是这一个，”那神父从他的衣袋里取出了一个黑黝黝的旧金戒指来说，“他们把那丈夫打了一顿，又把他们的全部现钱五十块钱抢了去。你要晓得，我是不能让我的教友给别人压榨的，特别是这样的一个张家，于是我就差人去叫老袁来——”
“老袁？”莫莱尔莫名其妙地问。
“他就是强盗的头脑，本城西南一带全是他势力范围。我对他说，要他交还指环，并且交出八十块钱给张先生，而且以后不得再来和我的教友们找麻烦。当然咯，他拼命赔不是，而且对我说没有调查清楚。最后，他很愿意交还他所抢去的那只指环和五十块钱，可是其余的却不大肯交出来。”
“什么其余的？”
“呃，那就是那丈夫所要求的切断手指损失赔偿费！我切切实实地对老袁说，那姓张的要求并不过分，因为他的妻子几个星期都不能做工作。他认为张氏的一只手值三十块钱是太贵了，于是他讲价讲了两点钟——”
“那么他拿出钱来了吗？”
“当然咯。我坚信这个小小的教训会使他大大地改过，”那神父笑着说，“如果我并没有弄错，他必然不会再来惹我的教友了。”
我们就问他，他怎样居然使一个中国强盗也如此听他的话。
“有什么办法呢？在一个没有法律，政府每日更换的国家，那就不得不另想办法了。老袁五年以来做着强盗头目，又积下了许多钱。他不相信本地的钱庄——这件事我相信他是有理由的。因此，他就把许多东西交托给我，我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得和我的教友找麻烦。再说，瑞水河那一带不信教的人家很多，他很可以靠着他们过舒服的日子呢。”
译者附记：上译短文，系自法国GERVAIS的名著《爱司居拉泊在中国》选出。任尔惟系法国医师，受成都医校之聘，与莫莱尔同来中国，其时在北伐以前，为军阀割据时代。任氏留成都数年，以其所见所闻，撰为此书，态度公正，于欧人在华劣踪，多所抨击，此篇述来华途中经万县时所见某神父包庇匪盗鱼肉教外人民之事实，以幽默之笔出之，颇堪发人深思。
（载《时事周报》，一九四五年六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