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诗歌写作的功能以及诗歌作品意义的生成均受制于一定的文化语境。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诗歌写作的文化语境业已发生极具“断代”意味的转换。这一转换与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1992年以后的“市场经济”走势有着深刻的关联。当然，全球化背景下大规模涌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它在塑造当代文化消费品格的进程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情景下，不惟诗歌，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必然要面临如何在新型文化语境下改变话语策略的问题。但是，对诗界而言，艺术观念、立场、趣味的调整显得尤为尴尬和困难。在90年代最初的几年里，面对“诗人何为”的历史性诘问，诗人们大多感觉到焦虑而又无奈，其反应和表现一度进退失据。总体上说，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自始至终呈现出某种真伪难辨的“乱世”景象或者说不成格局的格局，由文本内外各种语境要素以及诗坛诸现象所构成的诗歌生态趋于失衡。这主要表现在，首先，诗歌写作的主体亦即诗人们的处境变得困顿且富于喜剧意味。进入90年代以后，诗人创作队伍在数量上已经大大减少，一些诗人停止了写作，一些诗人选择了经商。能够坚持写作的诗人则丧失了以往精神上的优越感，同时又无法将诗歌写作当作一种可以谋生的“职业”。而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又使得诗人很快成为被商业社会排斥和嘲讽的对象。90年代以来批评界对诗人“身份”问题的热切关注，正好暗示着诗人作为“精神文化祭司”的合法性危机。其次，诗歌边缘化的趋势加强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精神需求普遍开始呈现出泛泡沫化的特征，然而，还没有哪一种体裁像诗歌这样，从曾经有过的中心地位退出，成为了一种形迹可疑的文类。“90年代的诗歌既不能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也难以符合对抗‘现实’的批判性功能的预期”（洪子诚）。具体地说，诗歌很难与“市场”结合，读者锐减自然就成了不争的事实；而先锋诗歌的叙事文风和形而下格调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读者的阅读欲望。边缘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当代诗歌远离“当代”，内在审美标准渐趋错乱，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公众之于当代诗歌的漠视和道德上的指责。再其次，抒情诗在90年代以来的诗歌话语形态中所占的比重渐趋失调。诗歌情感被遮蔽在种种形式主义的极端实验之下，“叙事”盛兴，纯粹意义上的“抒情”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实际上，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互混合的诗风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难以为继，到了80年代末期，一些不满于“第三代诗”漫无节制的渎神行为的诗人则转而诉诸理想主义。可是，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这种新理想主义或新浪漫主义追求却被突如其来的有关死亡的事件所阻断。1989年春天，抒情诗人海子的自杀无疑是其中最令人悲伤的一幕。海子自杀以后，还有骆一禾、戈麦、顾城、方向等多位诗人或自杀，或病亡。可以说，当代诗歌是在一种意外的悼亡氛围中“坠入”90年代的。抒情诗人之死放大了当时弥漫在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末世之感，同时还将沉浸于乌托邦写作的同类诗人甩入了历史的阴影之中。尽管如此，“死亡”本身的寓意，抒情诗的价值，它们所能显示出的全部的精神担当，却依旧被日后甚嚣尘上的物质消费主义话语所稀释、淹没或者说置换掉了。当代诗歌真正遭遇到了无“情”可抒的悲剧性处境。此外，诗歌写作行为呈现出圈子化倾向，诗歌批评则陷入失语状态。在这一时期，诗歌潮流已有所淡化，诗歌写作进而变成了个人的精神保留，但诗人们往往还是会围绕着某一识别性特征，形成多个封闭的排它性的小圈子，诸如体制内/体制外、学院/民间、北京/外省、形上/形下……等等，各个圈子之间多有论战。遗憾的是，诗歌批评滞后于写作，圈外的批评家对于90年代以来诗歌的“真相”失去了足够的耐心和恰当的解读能力。有鉴于此，一些诗人如于坚、王家新、肖开愚、欧阳江河等则亲自充当起了批评家的角色。诗歌写作的圈子化以及“诗人批评”现象，反映了90年代以来诗歌生存空间不断收缩的事实，同时也折射出这一时代的诗歌写作者在建构话语秩序和进入文学史叙述时的焦躁不安的心态。
必须看到，影响90年代以来诗歌生态的因素相当复杂，包括文化场景、身份、话题、心理状态、表达方式和目的等，多种语境因素相互渗透、缠绕，共同为诗歌写作的当代意义划定了边界。从宏观的层次看，90年代以来的诗歌生态自身又构成了整个当代文化的一个小语境，换言之，它与当代文化互为语境，它参与了时代的精神建构并与现时文化达成意义的交换。但是，如前所述，90年代以来的诗歌生态与巨变中的中国现实并不完全相称，它显得庞杂、暧昧，有些似是而非，其中消极的成分超过了创生的成分。更有甚者，一系列畸形的负面的现象产生了，比如说，在90年代伊始当代诗歌最为暗淡和沉寂的时期，“新乡土诗”和汪国真的道德宣谕诗竟也能够盛行一时。到了90年代中后期，在如何认知、处理现实生活与诗歌话语方式以及如何看待“90年代诗歌”内涵等方面，先锋诗歌阵营则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并最终导致了世纪末“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激烈交锋。诗学趣味之争随即演变成了诗歌话语权力的争夺。世纪之交，民间诗刊再度涌现，网络诗歌兴起，“江湖气”在各个诗歌小圈子之间进一步传染。在这种情况下，诗歌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个性化、多元化很容易成为掩盖诗歌界内部破裂的假象和神话。总之，90年代以来的诗歌生态有着恶俗、刁钻的一面，它规约了当代诗歌的性状，却又无法为这个恐龙般的时代提供更深厚的艺术生产力。时过境迁，诗歌写作在百难之中形成着特定的时代品格。
反复罗嗦了一大堆，我无非想要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语境从总体上讲是倒退了，甚至说它走火入魔都不过分。这是一个基本判断。然而就算这样，人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自暴自弃，优秀的诗人总能够找到对付二流文化语境的方式并与之作巧妙周旋。从写作实践上看，90年代以来的诗歌倒也的确广泛、具体而微妙地传达出了时代巨变所引发的诗人们的心灵感受。例如，多数的“知识分子写作”者在情感方面对现实采取了顽固的拒斥态度，他们的诉说，处处弥散着反抗绝望的沉痛之感。他们所认同的“诗意”，包含着对90年代物质生活的审思、怀疑和批判，体现着一种高贵的人文理想，体现着知识分子在道德衰变时代做出的艰难的个体精神承担。而在被称作“民间写作”的诗歌写作群落那里，90年代的“诗意”就是对当下的物质生活欲望做出确认和“妥协”的结果。这种“诗意”具有某种秘而不宣的后现代属性，其“妥协”的方式是交出精神，保留肉身，用肉身抗辩。我一直认为，诗歌中的“民间写作”者秉承了“第三代诗”的后革命遗风，他们始终将诗歌写作行为视为一项文化祭祀仪式，始终将边缘身份姿态化，实际上是以激进的姿态表达了保守的写作底线。这似乎是90年代一切文化“失语症患者”介入当代生活的等而次之的选择。除此之外，上述两个分类箩筐之外，90年代以来的诗坛还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这个“沉默的大多数”一般从事着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写作，在现代化进程面前将文化立场进行了适度的后撤，坚持情感表达的纯粹性和直接性，籍此表明，即便在全球化的喧嚣中，抒情诗以及情感直觉作为健康心灵的预警机制并非完全失灵。一句话，90年代以来各种形态的诗歌写作总是多多少少感知、承受并见证了当代生活及其精神格局的震荡和变迁。既然如此，那么人们还有什么理由指责它呢？“问题”就在这里！我认为，当代诗歌在客观上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了权力话语的“缝合”状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至少看上去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它是一种偷偷摸摸、忍气吞声的写作。譬如说，“知识分子写作”由抗拒而变成了逃避，由“知识”而变成了玄学，其形式技巧和叙事能力由修辞策略而变成了强制和自我强制。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臧棣坚持说诗歌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这里就有一个偷换概念的问题，也有一个执意要将形式策略直接升华为现代艺术信仰的误导问题。什么不是知识？吃喝拉撒、遮丑装处、调情耍嗲、脑筋急转弯啊都是特殊的知识。说这种废话给文盲听或许会令其肃然起敬，但要说给对手和知识分子本人听则近乎弱智和无耻了。原因很简单，知识也好，叙事性、反讽、喜剧因素、日常性等玩艺儿也好，这些东西只有在反制当代精神暴力时才会散发出自身的美学光芒。稍不留神，它就会滑向言不由衷的装神弄鬼。毕竟，写作技术本身不可能构成辩护，甚至可以说，一切回避了精神难度的诗歌写作终究会走向言不及义，它拥有的技术含量有多高，它对写作尊严的损害就有多深。在一篇名为《从暴力到语法，到肉身的赎回》的文章中，我曾指出，当代写作中语法转换的愚蠢之处在于它误把自杀性玄想当成了刺激物。所以，我始终觉得，混入“知识分子”当中那种具有炫技表演性质的、靠贩运现代诗歌二手货而浪得虚名的写作者，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显得是小人得志。同样，“民间写作”也少不了帮闲的嫌疑。前面说，它介入了当代生活，而且不作伪，不戴避孕套。但第二代“民间写作”者后来由锄奸变成了交欢。短命的“下半身写作”算是一个例证。“下半身写作”的初衷似乎是要强调诗歌的文本反抗功能，即他们所主张的“义无反顾地在文化的背面呆着，永远当一个反面角色”（沈浩波），但他们将身体肢解成身心分离、各部分独立行事的欲望零部件，其落实到写作实际当中的最终结果却往往给人以某种****和粗鄙的感觉。詹姆逊说过，性或肉身固然可以作为抵制宏大叙事的符号，但当其被毫无节制地用于快感叙事的时候，很容易沦落为休闲商品。这样的告诫真是一针见血。
90年代以来的诗坛遭受指责的原因不仅仅限于诗歌文本的怪异和诗学“立场”的暧昧，更与诗人们对文学史“位置”的恶性瓜分联系在一起。“盘峰论剑”放大了诗坛内部明争暗斗的“真相”，圈外人士抓住这一点不放，认为论争毫无意义且有失体统。我个人则有所保留地肯定这场论争的价值。还是那句话，舌头之争并无大碍，伤口的裂痛对于病入膏肓的人来说有时就是一种警醒。何况，诗歌界内部的分裂早在80年代就存在，套用伟人的话说，风波迟早会来，早来比晚来的好嘛。没有“盘峰论剑”，上述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各自存在的问题就不容易被看得清楚。而且诚然，任何文学史上的论争都关乎着秩序与权力。姜涛就明说，当代诗歌史就是各个诗歌派别在交锋中展开自我叙述和命名的历史，命名活动执行着当代诗歌进程中“自我叙述的功能”。程光炜教授端出“九十年代诗歌”概念的做法虽然备受非议，但诗歌史从此变得好写多啦。再引海登·怀特的格言：历史事件的现实性并不是在于它们曾经发生过，而是在于它们首先被人记住了；其次在于它们能够在编年史顺序中找到一个位置。这样说来，“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诗歌话语权力“分边游戏”难道还有什么是可以值得大家愤愤不平的呢？
有，当然有。否则，“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就不会拍案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