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是一项水到渠成的设计，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主观想象，但毕竟，它已经近乎事实。正如我在不知不觉中做了“留德学人三部曲”一样“《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这套“留欧学人三部曲”也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结果。不过相比较前者全部完工的事后追认，这个系列多少有些提前建构意识了。如果说对留德学人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大文化史（以学术史为主导，也兼及文学史、思想史、教育史等）的范畴，那么我希望通过对留欧学人的研究，既有范围的拓展，也有专题的深入，一方面试图将问题拓展到较为广泛的政治史、社会史的范围，另一方面也有集中精力进入文学史的意图，譬如对“西诗东渐”命题的提出。这正是这三部著作逐步演进的指导思想：从《异文化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到《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外交官、华工群的互动》，再到《留欧学人与西诗东渐》（撰作中）。我很激动的是，自己很快就可以完全投入到《留欧学人与西诗东渐》的写作中去了。这将又是一个激荡思想灵感的“致思”过程，对此，我充满期待。
当然，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灵感产生，我要感谢若干机缘的促进。如果不是因为在法居留一年做研究，我不会如此深度地涉猎留法学人研究领域中，也就不会将留欧学人作为一个长时段的研究对象群，故此，我要感谢巴斯蒂教授给我提供的机会以及提示的诸多意见。而2009年赴欧游历之际，巴斯蒂教授再度邀我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演讲，就“留欧学人”的诸多命题略作展开；何弗兹（Fran？oise Kreissler）教授不但亲临讲座，后来还专门与我在咖啡馆深入讨论，在此也要致以谢意。而若非要参加“一战华工国际研讨会”（山东威海，2008），我不会将总体目光投向华工，所以我也应当感谢中国山东省威海档案馆的张建国先生与美国卡拉玛祖学院的徐国琦教授，他们对这一领域的推动，使我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意识到华工群的重要性，也印证了我在法期间的初步感觉；而比利时鲁汶大学的Philip Vanhaelemeersch博士、易博一战博物馆（Stedelijke Musea Ieper）的Dominiek Dendooven先生，对我的这项研究也曾予以支持，我们曾在威海、易博、北京等地数度相逢，颇多共同话语。至于法国滨海大学的马骊教授，我们在学术资料上颇有往来，她以身居法国北部原华工聚居区之便，颇能发掘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后来我去法期间，在她那里小住，她曾指引我往访华工墓地、一战阵亡者墓地，林木萧萧，让我更生对历史的敬意。期间也讨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学术命题，这些对这部著作的撰作都很有帮助。
至于说到对外交官群体的兴趣，自然和自己早先的经历和体验有关。我过去的同事曾有不少是外交官，自己也曾因各种机缘深度接触过这个群体，若不是因了太浓重的学术志趣，自己恐怕也成了其中的一员。实际上，这一群体的功用相当重要，无论是在政治史意义上的行为实践，还是在文化史上潜在功用的随风入雨，皆然。而马骥兄研究晚清中国的驻法外交官，在巴黎时的交流和炖牛肉，都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因此还不厌其烦地数访巴黎政治学院的档案馆，去搜寻马建忠、陈季同等人留下的历史上的蛛丝马迹。所获虽然有限，但这样一种亲手触摸的过程确实很有助于自己有一种“同情之理解”。
而以我的学术兴趣，当然不会就此止步，对中国现代留学史的好奇心没有一刻能够停止，而其作为开掘的宝藏也始终没有穷尽的时候。接下来，我希望通过“留东三部曲”（这里是一个很不严格的概念）的研究，进一步完善我的留学史研究和触摸整体性的现代中国的“世界因素”，基本思路仍不外乎在经由国别留学史的深度触摸的基础上，能够真地站在留学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不过，那还有待自家学养的不断积累与真正的世界文明史视角的确立。
实际上，研究深入的过程，也是语言学习略有所进的过程。而语言学习本身绝不应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工具掌握的概念，它应当是愉快的，当然不否认本身的艰苦性一面，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语言去感触和认知背后所深藏的文化，这才是最根本的。通过对日语、俄语的学习，我初步意识到一种独特的大国文明产生的土壤和思维规定性特征。而不同语系的跨越，更对自己是个根本性的挑战。可如果我们能以一种游戏的心态来看待求学与治学的过程，可能一切也都能豁然开朗。治学是快乐的，求学也是快乐的，当我们随着自身知识域的不断扩大和积累，一个个有趣的问题在提出之后又如同“芝麻开门”那样呈现出答案的可能时，心中的快乐确实无以言喻。
叶隽
2010年11月10日于京中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