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勤工俭学，其中的路径派分仍值得认真对待。如以李璜等人为代表的右翼群体的凸显，以及与赵世炎等人的区隔乃至对抗，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这样一种道路的歧异性究竟何以然？在我看来，以中国青年党为代表的右翼政治群体应当予以关注。1922年初，曾琦作诗感怀，可见那代人的胸怀家国、游学四海的豪情逸气：
人生难定是行藏，忆我少年何其狂！
南走胡月北燕赵，气吞云梦神飞扬。
踏遍神州犹未足，翩然负笈游扶桑。
东游不乐复西渡，十年两度泛重洋。
只今倏忽逾而立，伤哉行与少年别！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武穆陈词自慷慨，工部浩歌弥激烈。
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
少年中国之少年，岂识艰难是何物。
我今及壮志愈雄，誓与同俦补天缺。
此诗题名《中国少年歌》，自然让人想起梁启超那著名的《少年中国说》，所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相比较梁启超那代人面临清季末年的巨大变局而做出的理想规划，曾琦、李璜诸君的慷慨豪情无疑同样让人心潮激越。我们只要考察一下曾、李诸人的出国之途与成长轨迹，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早年留日（1916—1918），日后经“五四”之洗礼，于1919年秋即赴沪，旋即赴法留学。曾琦等人之留法，不同于完全受到勤工俭学运动的影响。因为，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早年求学于沪上震旦学院，打下了很好的法语基础，选择留法（他1914年就有留法之志，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未果），乃是水到渠成之事，与一般人之“临时抱佛脚”又是不同。他自己的解释是：“自从民国元年在重庆办报屡感学问不足的痛苦，立志赴法留学”，而直接动因又是：“（一）补偿留学的志愿，（二）贯彻排日的宗旨，（三）尊重朋友的劝告。这三个原因之中，尤以第二个原因为重要。并不是执著狭义的国家主义。”而通过曾琦自述，我们又可以发掘出一条隐形的场域链条的作用。也就是曾琦之所以能赴法，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留法群的早期拓荒者有关，这就是李璜、周太玄等人已先期赴法，并在巴黎创办了巴黎通讯社，为国内各家报社供稿，通过报道巴黎和会消息而获得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正是通过这种地缘、志缘的关系纽带，以李璜、曾琦等为代表的政治精英群体得以放洋出海，获得留法机会。
而再追问一步，李璜等又是怎样获得留法渠道的呢？这就是通过李石曾的路径，借助华法教育会的力量而得有留法机会。而他在法期间，首先扮演的角色，也是一个华法教育会的工作人员。这再次印证了“社会网链”的相互关联性几乎是无所不包。而同样，李璜作为这种“社会网链”的一个环节，很快又被编织到一个更大的网链群中去。根据聂荣臻的回忆，当初他们作为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马赛）时来接待的就是李璜：“华法教育会派李璜从巴黎来接我们。李璜到法国的时间比较早，法语讲得很流利。他把我们带到巴黎，很快开始了分配，你到这个组，他到那个组，这个组进什么学校，那个组进什么学校，都做了安排。”虽然着墨不多，但这里所展现的李璜的形象，确实是一个颇为干练的华法教育会工作人员的形象。事实上，在李石曾规模庞大又欠缺整体设计的“社会事业”中，是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和辅助性人员的，而李璜无疑是有此条件的。
这其中尤其以赵世炎（1901—1927）的立场变迁最具有代表性。赵世炎的来法经历很有意思，他当初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才俊人物”，也曾得到李璜的特别关照。可即便是这样一种关系，赵世炎居然也急剧左转，在法国变成了“旅欧少共”的领袖人物。由此亦可见其时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力于一斑了。但赵世炎的转向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而不妨被视作一个群体的思想立场转型的缩影。对于这个问题，何长工是这样看待的：“在法国，虽然也有一个‘华法教育会’的机构，它本来是应该负责照管勤工俭学学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但它是一个官僚机构，对学生的事情很少过问。勤工俭学学生经过重重困难，直到一九二零年十月，才陆续找到仅足糊口的工作。当时失业人数众多，资本家趁机压低工资，所以这班学生整天辛勤所得，也仅够糊口而已，还有一部分则一直找不到工作，只能每日向‘华法教育会’领取一点微薄的‘维持费’来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原来的理想——半工半读，也就烟消云散了。”华法教育会在法律上当然是一个民间注册机构，然而在勤工俭学生看来，则不然，他们竟然将其视作一个“官僚机构”。这或许是对李石曾民间理想的一个绝大嘲讽。由此，我们也可以见出福柯理论的有效性和杀伤力，只要存在一种利益关系的相互制约就能够产生“权力”，而权力居然就能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调整。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之间最后形成的竟是一种“权力关系”，实在是与李石曾的理想博爱情怀有“天壤之别”。而这两者彼此之间似有一种悖论性的契约关系，也是导致彼此间纠缠不清并导致最后运动发生质变的关键所在。但导致的结果却是必然的，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以及基本物质生存的要求使他们无法按照原先设定的轨迹发展下去，而必然要“逸出常规”。要知道，这批勤工俭学生与华工群体还是不一样，虽然人数有限，却层次相当不低。当知识与困境相结合，这就必然要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如果这种能量得不到正常的疏导，而只限于自我消化状态，那就必然要导致“惊洪奔腾”。更何况，这背后还有一只巨大的推手在“乾坤挪移”。
赵世炎的转折并不剧烈，当初以蔡和森、李立三之间的论争为契机，他选择的是联李疏蔡，按照李立三的说法就是：“蔡和森同志认为，我们要革命就要学习，勤工俭学不可能，应该争取中国政府给学生津贴以解决入学问题，我则认为不应该宣布勤工俭学不可能，并且还应动员国内贫苦学生继续来法以接受新思想。”而当李立三在《旅欧周刊》上发表《读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后，立即得到徐特立、赵世炎等人的呼应。而赵世炎更由三得建往访李立三所住的三侠孟，进而合作组建劳动学会、勤工俭学学会等。相比较蔡和森等的左翼立场，赵世炎无疑倾向于右翼。但有趣之处则在于，虽然在基本立场、具体思路乃至“二二八事件”中的取向有别，但最终彼此二元合一，走向革命。
李璜对赵世炎的转向是感到非常遗憾的，因为不仅是彼此间的深厚交谊，也是对后者才情前途的赏识与看重。赵世炎与李璜的切割，具有重要的路径选择的象征意义。这意味着，后代崛起的立场选择，对前代人不仅有着重新颠覆以树立新局的可能，甚至更进一步，可以影响和改变前代人的思维方式乃至立场更变。这一点参之以吴玉章的说法就很清楚：“赵世炎同志，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引路人。”此话怎讲？作为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吴玉章早在1917年就在北京创办了法文专修馆作为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而其时只有十六岁的赵世炎少年意气、挥斥方遒，“因受当时民族危机的刺激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急于寻求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便来这个学校学习法文，准备出国留学”。但赵世炎的进步非常之快，从1920年5月得有留法勤工俭学的机会，到在法国语境迅速融入左派乃至共产主义阵营之中，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难怪昔日的老师吴玉章日后反而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被自己的学生所启蒙，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弟子的这种发展历程，他这样描述道：
他们（指赵世炎等，笔者注）这伙爱国青年，到法国后，正迎着当时汹涌澎湃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入到留法学生和华工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这里勾勒的正是中国旅欧共运的发展轨迹，从1921年2月赵世炎、周恩来等组织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到1922年成立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等人敏锐地把握住时代潮流，并成为站在时代风尖浪口的弄潮儿。这点从聂荣臻的回忆中也得到了印证：“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赵世炎在有限度的左倾之后，迅即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革命工作”中去。1921年“二二八”运动后，赵世炎等人先以“劳动学会”为核心成立了“勤工俭学学会”，此时的基本思路尚是以求学为主诉求。可旋即在1922年即与蔡和森等领导的“工学世界社”成立了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并组织发动了“抢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活动，其思想立场转变不可谓不快。何以然？
但在李璜等人眼里，可就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了。赵世炎当初之所以得有留法机会，乃与李石曾等发起的勤工俭学运动密切相关，而具体操办过程中则李璜等人功不可没。作为昔日老师的李璜，眼看着聪明弟子的赵世炎“步入歧途”，却徒唤奈何，又怎能不“慨叹”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