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其外交事业的形成与转型不仅具有政治史意义，而且深蕴文化史内涵。就国际层面而言，由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的转型，是其重要背景。这样的近代外交转型，既是一种由君主制向共和制政体背景下的外交转型，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形象的转变。具体言之：“以外交体制的演变为先导，以追求国家主权平等、废除列强在华特权，树立国家外交新形象为路径，以融入国际大家庭为旨归。”而具体到其事业的承载者来说，官员教化与素养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规训在这里受到重大挑战，成为官员的标准不再仅仅是“四书五经”，外交官的职位和职责要求的是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和规训标准。可以说，作为士阶层中的一个被推到大时代前沿的群体，晚清外交官乃是“时代风云”的最佳承载者和观察对象。在这点上留学生的适应过程与转变能力，就要相对迅速和轻松得多。从另一个方面看，外交官与留学生的关系是特别值得重视的。这里仅举例说明，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的郭嵩焘，其意义之重大固然不言而喻，而对留学生的人才培养同样非常重要，如严复、陈季同、马建忠等一流知识精英都是他带出来的；孙宝琦虽日后出任过北洋政府时代的国务总理等要职，但多属昙花一现。此人之开通，首先在于其虽生于官僚世家，却变通开明，不拘泥陈法，能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化中紧跟潮流，不但自身能与时俱进，同时亦成就现代中国建设大业的推手之力。早期留法的李石曾、张静江，后来留德的蔡元培，都是在他的关照下，甚至是“走后门”中得有留洋经历的。而同样的早期外交官，如陈兰彬、刘锡鸿等人，则完全持另类态度，对留学事业恰是一种阻力，也值得关注。
外交官不但对早期留学精英的培养和形成意义甚大，而且本身也承载着士阶层变形的时代任务。有论者曾如此论及晚清外交官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和价值观冲突：“尽管这些儒家外交官比他们同辈有比较宽广的视野，但他们对西方的教育和文化并无直接经验，因而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标准主要还是儒家的。他们鄙视那些与此相反的价值观，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在驻外期间与西方的接触必定是一种在精神上受到创伤的经历。”这样的论点无疑是深刻的，但如果仅仅将这种碰撞看做是一种凝固不变的两种固有价值观的冲突，似乎可能略有简单化之嫌。在经历了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新知识浸润和迎拒之后，尤其是在亲受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力东渐的坚船利炮洗礼之后，中国士阶层的整体世界观、思维观、价值观都在发生重大变化之中。即便表现在晚清外交官群体之中，也是需要细加区分的。虽然士阶层基本以儒家价值观为归依，但并非“铁板一块”，而经受欧风美雨之洗礼途径不同、取向有异，更导致了晚清外交官群体的“多元侨易”可能。一种以极端的儒家保守姿态为表现，如倭仁等人的极端守旧，其实未必真的理解儒家思维的精髓所在；而另一种则试图以变通的方式来调和与化解外来强力冲击的挑战，如郭嵩焘的睁眼向洋看世界的思想和实践。但从来先知先觉者都难得大众之理解，后者的阶段性悲剧命运也就洵属正常。作为晚清外交官领袖人物之一的曾纪泽（1839—1890）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朝廷遣使外洋，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
这里涉及一些基本问题，值得细加辨析。一是对出使外交事业的认识，洵属见道之言；二是对士大夫在整体变局中的认识，即强调其在更高层面上把握大局观；三是关于外语与外交事业关系的见解。虽然对具体细节与宏观大局的关系辨析不够，譬如关于外语问题，其时任职驻英使馆的汪大燮（1860—1929）则在与汪康年（1860—1911）的通信中，表达出“使事非改良不可，使席非通公法通语言不可”的思路。曾纪泽自己通英语，所以并非“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可外语能力确实不应忽略，但其见地总体来说仍算高明。在我看来，这段话的核心意义则为外交官在士阶层变形中究竟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又该在怎样的一种应变策略中选择自己的定位。
在现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里，外交官的角色和功用不可忽视。虽然在晚清时代，外交官还远称不上一种具有耀眼光环的职业，但作为政治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外交官群体，已逐渐成为沟通中外的重要桥梁。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逐渐铺开，国家主体的对外交往成为一种必然，作为必然载体的外交官既属应运而生，也必不可少地承担起不可忽略的历史使命。选择郭嵩焘、孙宝琦这样两位具有典型意义的驻法公使，目的就在于通过其外交仕宦史迹的梳理，进一步窥探其士人心态。要知道，从19世纪70年代首开风气，到20世纪初帝制末造，虽然不过短短30年时间，但晚清的风云变幻值得大书特书：帝国外交走向世界，驻外使节从无到有。从郭嵩焘到孙宝琦的路径，其实很具有代表意义。
当上代人物，无论是作为士大夫的传统承续者，还是作为外交官的筚路蓝缕人，都从不同的层面意识到自己难以承担历史所交付的重任之时，那么新兴的继承人群体就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无疑，我们这里指的主要是留学生。对于现代中国而言，留学生所承载的意义几乎无所不包，但此处我们更多地想强调其作为士阶层变形者的意义，因为这对理解中国知识精英的传统承续与现代开启方面非常重要。
这样一种士阶层的变形，在若干知识精英身上表现得相当明显。譬如胡适先以清华大学学生资格得以留美，归国后大展宏图，日后又在国家危难之际以知识界领袖的身份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可谓由留学生而外交官的样板人物。其实，在其前辈如严复等人身上也可同样得到印证。当初严复留英学业当完成之际，时为清廷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就立意将其重用，尤其是在外交界或可“大放光华”，可惜如副使刘锡鸿等人并不能同步思维，甚至“南辕北辙”。但毕竟我们要深刻认识到，“郭、刘二人之争，当然不仅仅是个人意气，还包括新旧思想的不和”。严复未能完成由留学生而外交官，当然也是安知非福？如果他摇身变成了外交官甚至高居公使或大使之位，其是否能够以如椽巨笔完成现代中国首轮西学冲击波的传递工作，则要大大打上一个问号。胡适这样的知识精英本身，他之出任抗战时代的民国驻美大使，看重的显然不仅是一个“官僚”的高位，更不是那顶在官僚心目中颇为显赫的“大使头衔”。诚如他在留美时代的感慨：“吾他日能生见中国有一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康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其实，若论及对当时世界大学的实际状况，这个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哈佛大学虽然现在名冠全球，可在那时则还远称不上“世界一流”。而欧洲（尤其是德国）大学则毫无疑问地居于世界学术中心。
如果说，在郭嵩焘使欧之际，尚是近代外交初开端绪，一切都在肇创之期，难免有诸多乱象，那么到了20世纪初孙宝琦使欧之时，近代外交应已算开拓有年，但细加考察，则仍在步入轨道过程之中。外交官这个群体很有趣，对于晚清时代的外交官来说更是如此，从最初的筚路蓝缕之艰辛，到以后的走向世界之大气。外交官之路初为畏途、后为显路，很明显地体现出时代大潮打造留下的历史痕迹。
所谓“向海外移居必须有强大的推动力”，这道理很简单，对于中国人而言：“受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支配的人，一般都宁愿留守在老家，哪怕忍受一切艰难困苦，也不愿迁往那不可捉摸、渺茫陌生之地。中国的早期移民，离开安定的社会，远渡重洋七千海里，冒险来到荒无人烟、难以征服的美洲大陆西部，正是各种强大势力激烈斗争的结果。”这段描述不仅适用于美国华工的心路历程，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适意义。即便是社会地位很高的外交官，在当时人眼中也并不是一种值得羡慕的职业，因为毕竟在传统眼光中与外夷打交道总是一件不值得夸耀的事情。至于留学生，更是如此。容闳当初之随传教士留美有其重要的家世背景，同文馆初办之际学生也是要指派的，像季羡林那样“遥望欧山美水，看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而自己则像人间凡夫，‘更隔蓬山千万重’”，还是后来的事情。观念的变化，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那么，如果追索他们的心路历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主客易位与后来居上。在近代以降之中国，外交史与留学史息息相关。当外交官们，尤其是以公使为中心的高官以一种“孺子可教”的眼光去看待和对待留学生时，恐怕不会想到这些昔日的“桃李芬芳”，可以“长作大柱可擎天”。但正是这些当初作为“属下”或“学员”的留学生，日后逐渐替代了晚清时代外交官的士大夫功能，成为士阶层变形后重要的士精神承当者。
举例来说，郭嵩焘带出了严复、马建忠、陈季同等，足可骄傲；而孙宝琦带出的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等，更是对现代中国建设事业的长远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的人物，他们在文化、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开拓性意义，并不一定就弱于在政治上开天辟地的伟人。这两代的早期留学生，都是现代中国具有思想规定性意义的开创者。这里相对忽略名声远为盛大的留学生如留英的严复、留德的蔡元培，而将郭、孙两位作为驻法公使的作用相对凸显。因为，在我看来，相对于在中国现代史上早已“青史留名”的严、蔡二位，留法学人史的书写很有必要“精心推出”，以“振聋发聩”。从马、陈一代到李、张一代，留法学人之主流渐显，其实值得特别关注。这种评价立场，不以既定标准论英雄，而是努力回到历史现场，就事论事，在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结构中考察人物的意义，回应东方现代性的时代问题。
陈季同与李石曾虽然都不能算是严格的学者类型，但意义均相当重大，尤其表现在中法文化关系的促进方面。陈季同最初出国时的身份为文案，他日后进入外交界，先后历任德、法，成为以外交官身份而在中欧交流事业里大放光彩的人物，文化史意义尤为彰显。而李石曾则在中法文化教育交流场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被誉为“留法学生之父”。而马建忠与张静江或初为翻译，或初任随员，但都胸怀大志、卓有成就。马建忠虽壮岁早卒，但在李鸿章幕府中任涉外之事贡献甚力；张静江则为开创民国的重大勋臣，深得孙中山等党人的敬重。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但均是有思想、有见地的精英，更对中国经济的进步发展助力甚大，值得予以重视。尤其要指出的是，20世纪初的这代留学生很重要，因为他们归国多半在辛亥前后，凭借革命的风暴，迅速掌握了新兴政治场域的优势位置，并进一步获得了在现代中国整体场域中的话语权力。所以，革命史的痕迹亦同样不可忽略，譬如除留日学人之外，孙中山与留法学人的关系就堪称密切。而留学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从侨易学的立场来看，这是颇为典型的“物质位移”而引发的“思想质变”之过程。即表现在双边国家之间，由较长的时空距离导致的文化间差异感的强烈比照，并产生文化碰撞与主体思想之重塑。而且这种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两组类型，即外交官与留学生。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排斥与对立，而主要显示出一种良性互动。甚至不仅如此，而且相互之间亦有近乎太极分阴阳的“内在互补结构”。平心而论，如果没有郭嵩焘与孙宝琦这样的开明官僚（更是一种士阶层的杰出代表），留学生群体如此脱颖而出的机会可能会大大降低。
从郭嵩焘到孙宝琦，驻法公使人事更易，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用在外交官身上，也同样是符合若节，常年驻外的欢乐与辛苦，都不足为外人道。可一任海外，则咫尺天涯，尤其是在外交风气初开的晚清时代，虽当大变局之始，真正意识到这点的人并不多，要他们对此保有敬意和理解，实在不易。但以郭、孙二氏为代表的晚清外交官，毕竟开辟了一种积极的可能，或许从更深远的意义上去看，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贡献。即便是在近距离面对西力东渐与西学东渐的背景之下，他们也在努力完成自己的转型身份，外交官是士人从仕，而留学生则是士人转型，士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承担其时代所赋予的文化使命，或许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东方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外交官——留学生”结构。
这其中，晚清向现代的过渡并不是一个对称的概念。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晚清本身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性时段。由郭嵩焘到孙宝琦，外交官群体当然远非铁板一块，但毕竟他们的首尾相继，近乎建构出一条可能的清晰线索。当然，“外交官——留学生”结构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就是一种唯一的排他性结构，其他群体的功用也是值得关注的，譬如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