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老师还有政治家都想要把粗话消灭干净，他们希望制造出一个没有粗话的“清白世界”，但自己却不自觉地口出脏话。有时候他们努力忍住不说，有时候大声脱口而出。不过研究者说，这没什么不好，因为咒骂是人类的原始本能，甚至是人类灵魂的“止疼药”。
1897年，美国密歇根州通过法律禁止在儿童面前说粗话。自从那个时候起，美国的语言卫士又出新招：2004年夏天，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保卫得体行为法案》。法案规定，凡是在电视上或者是广播中出现脏话，要被处以最高27.5万美元的罚款。最近美国议员们又讨论开了：是不是对重复说脏话的人处以50万美元的重罚。不止在美国，波兰的一个城市——厄尔布拉格的市长决定对那些公开说粗话的人处以惩罚，俄罗斯议会也在2003年禁止脏话，荷兰也有禁止脏话的规定。
但是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大脑研究者们却对这些禁令嗤之以鼻：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一个语言天堂。人类没有因为口头的不干净被从这个天堂里驱逐出去。那些想要净化语言的语言卫士，追求的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梦想罢了。
咒骂是人类的原始本能，这种本能早就被固定在人脑的神经结构当中。人类总是会使用一些不干净的词汇。“这样不错，因为咒骂能让我们的脑子自由。”美国马萨诸塞自由艺术学院的心理学家和脏话专家迪蒙瑟·杰说。
地球上的每一种语言、每一种方言，在经过研究后都不会缺少骂人的词汇。
德国人如果被惹怒了，首先会说和排泄物有关的脏话。而荷兰人、美国人和英国人更加喜欢说和性有关的脏话。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的粗话更偏重于鬼和神灵。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咒骂在世界各国都能听到。”荷兰莱登大学的语言学家盖·道切在自己的书中这样写道。
道切在书中说，人类的脏话经过一代一代口头传播后，早在5000年前就出现在了书面语言当中。
古埃及人把粗话刻到象形文字中，古罗马诗人也早就会用粗话作诗。
古往今来的世界名人都不会和脏话绝缘。莎士比亚、马丁·路德和马克·吐温全是污言秽语的朋友。歌德曾经把批评家骂作狗，莫扎特甚至喜欢在信上署名“您的甜蜜污粪”。
虽然脏话总是被视为禁忌，但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会直截了当地打破这种禁忌。
迪蒙瑟·杰的调查发现：屠夫说的脏话不一定比外科医生多，商场售货小姐也不会比女经理说的脏话少。人类在日常工作中发明的词汇，10%用来骂人。而当我们不工作的时候，只有5%的词汇是骂人的。
性别并不是决定说多少粗话的最重要因素。虽然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男人可能比女人更爱说脏话，但是美国语言学家托马斯·穆雷记录下4000名男女学生的谈话后发现，不论是老流氓还是小淘气鬼，带脏字的话都会从他们的嘴里面窜出来。
毫不奇怪，人类在小时候第一次听见脏话的时候，是根本不会学说这些脏话的。在理解脏话的真正含义之前，小孩子要花很长时间才会注意到这些词汇。迪蒙瑟·杰说：“人们可以把这个学习的过程看作一个经典的训练。”刺激可以和奖励联系起来。小孩子通过父母愤怒的反应很快就学会，如果他们说脏话，就好像嘴里含着一门兵器，他们可以用这个兵器引起父母的绝对注意。
早些时候学会的脏话在我们的脑子里找到了一个和中性词汇不同的居所——人脑中的额叶系统。我们的各种情绪和骂人话都在这个区域里聚集，而掌握理智的话都位于大脑皮质外层，在这里神经细胞把粗话过滤掉。
美国神经学家亚当·安德森和伊丽莎白·菲尔普斯认为，当人脑上层区域不再能够抑制住额叶系统中的情感阻塞之后，人就会说脏话。“一个人会说出什么样的粗话，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迪蒙瑟·杰说。这之间有一个固定的规律：口头的脏话越是严重，说脏话的人意图对抗社会环境的冲动越是强烈。
咒骂的需求深深植根在我们的脑海里，成为我们的一种语言能力。迪蒙瑟·杰对老年痴呆症患者研究后得到一个令人困惑的发现：他们虽然连自己亲属的名字都忘记了，词汇量也大幅度减少，但是还能说脏话。很明显，说脏话是人终生学习的成果。就算我们成年之后，我们对脏字的注意也要比中性的日常生活用语多。
当接受测试的人听到骂人话之后，不仅会夸张地汗毛竖起，而且他们的脉搏加速，呼吸变浅，皮肤的导电性也会改变——这些反应都说明人的情绪发生了剧烈变化。
虽然有人要禁止污言秽语，但是他们自己也会说这些东西。心理学家和研究脏话的学者认为，当人情绪激动的时候，脏话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释放压力。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开车时，说的脏话要比平时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