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与危机
战后经过一系列国际关系的调整，欧美国家开始走上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轨道，尤其是美国，从1923年到1929年期间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出现了极度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正值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 1923—1929年任职总统）任职期间，所以又被称为“柯立芝繁荣”（Coolidge Prosperity）。
卡尔文·柯立芝是美国第三十任总统，他在1920年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成为哈定的竞选搭档，竞选成功，1923年，哈定去世后继任总统。柯立芝执政时，对经济活动采取不干涉的方针，而用减轻税负、保卫关税的政策间接管理经济，使国家呈现出没有危机、繁荣发展的景象。“柯立芝繁荣”期间，建筑工业的迅猛发展是当时美国经济繁荣的重要标志。建筑工业的产值从1919年的120多亿美元增加到1928年的近175亿美元。美国的钢产量1929年达到5600万吨，生铁产量为4300万吨。电力工业给美国工业的飞跃提供了巨大的动力。1919—1929年，电力工业产值从9.97亿美元增至23亿美元。1929年，工厂动力设备的电气化程度达到70%。钢铁、电力等重工业部门的繁荣，使就业人数增加，社会购买力上升，推动了消费品生产部门，尤其是新兴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在新兴工业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汽车工业的兴起。1928年美国的轻型汽车有2200万辆，载重汽车有300万辆。与汽车工业相配套的加油站和道路建设等，也迅速发展起来。无线电工业、航空工业和电影业也获得较大发展。
柯立芝
第七编新秩序与新危机第十七讲不安的年代战后美国在柯立芝任职期间之所以能够获得迅速繁荣，除了柯立芝实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原因。其一是大战给美国提供了很好的机遇。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在欧洲战场上进行的，战争给欧洲造成了很大的灾难，造成了欧洲的贫困，但是对美国国内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影响。相反，战争反而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的发展机遇。美国利用欧洲的战争，大做军火生意，军工厂和重工业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且美国通过给欧洲贷款，成为最大的债权国，掌握了大量的黄金储备，为战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证。因此，在欧洲各国逐步恢复自己经济的时候，美国已经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其二，美国的繁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广泛应用的结果。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指1870年以后出现的新技术、新发明及其应用。同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这时期新技术的主要表现是电力的应用、新交通工具的研制和新通讯手段的发明。随着西门子发电机和格拉姆电动机的发明，人类突破了蒸汽时代而进入了电气时代。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燃机的诞生，带来了交通运输业的革命，内燃机车、远洋轮船和飞机相继开发和研制成功。这一时期电讯事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无线电报、电话相继问世，为信息的快速传递提供了方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新的技术和成果开始大规模工业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美国则表现为汽车工业、原材料工业、加油站、修理店、道路建设、电力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三，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得益于新的生产管理制度的推广和广泛应用。这时期工业部门普遍应用的是泰罗制和福特制。泰罗制是20世纪初出现的一项企业管理制度，由美国工程师泰罗提出，故称为“泰罗制”，其核心是通过物质刺激来激励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他认为人们工作欲望的主要诱因就是金钱，激励劳动积极性的唯一手段就是物质刺激，泰罗工资制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制定的。泰罗工资制主要包括：实行有差别的计件工资；建立科学作业法，采用时间研究和动作研究，把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集中起来制定出所谓的标准作业法，根据标准作业法确定工作定额，对超额完成工作定额者，以比较高的工资率计件支付工资，反之则按比较低的工资率支付计件工资等。福特制是美国汽车制造家和管理学家H·福特首创的一种生产管理制度。福特制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在于，把科学管理原理应用于生产，在生产标准化即产品标准化、作业标准化的基础上，利用高速传送装置，使生产过程流水线化，使流水线上各道工序的工人的各种作业在时间上协调起来，并由传送装置的速度决定工人每天所完成的作业和产品数量，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这种生产管理制度把流水线上的各种操作简单化、程序化，因而能够大量使用工资低廉的非熟练工人。这些新型生产管理制度的应用，有利于组织生产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其四，这时期的繁荣也在于刺激购买的方法不断应用，加强了商品流通领域的活跃。一种方法是普遍应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到20年代末，大约15%的零售业务都是基于分期购买。另一种方法是鼓励证券市场的投机。当证券急速上涨时，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用钱购买了商品。这一时期推销和广告技巧也不断改进，人们不再满足于一般介绍商品和把商品放在柜台上等待顾客前来购买，广告客户会咨询心理学家和使用各种甜言蜜语、热心劝告，突破客户的心理防线，诱使消费者购买商品。推销员则充满狂热的激情，千方百计进入人们的家庭，直接与消费者沟通。各种各样的销售竞争策略和其他富有独创性的设计都被使用。每个推销员都有业绩的定额，超出定额者有着丰厚的奖励。
利用战后的有利国际环境和新技术的应用，美国迅速崛起。到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达48.5％，超过了当时英法德三国所占比重总和，以致柯立芝总统声称，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
美国的繁荣导致了盲目的自信，造成了美国“永久繁荣”的乐观。在经济的一片繁荣声中，生产高涨，信用膨胀，证券业和房地产的投机事业空前疯狂。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192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深刻经济危机，使这一繁荣的局面瞬间化成泡影。
1929至1933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是西方世界经历的时间最长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从1929年夏天开始美国经济出现不景气，但并没有出现深刻危机的迹象。但是到了1929年后期，美国的经济突然崩溃，这表现在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崩溃。这一天，纽约证券交易所出现恐慌性的抛盘，股价暴跌，被称作“黑色的星期四”。股价下跌迫使许多投资者抛售自己持有的股票，使股价进一步下跌。从9月纽约股票指数达到最高点，到12月达到最低点，股价下降了33%。股价的下跌导致消费者对耐用商品的购买和对商业的投资大幅度下降。尽管证券市场的崩溃和经济危机是两码事，但是股价的下跌导致了生产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而出现的是银行的挤兑。许多存款人对银行的偿还能力失去信心，纷纷挤兑成现金。由于银行往往只把一部分存款作为现金储备，为了应付挤兑必须清算贷款，结果引起了银行破产。美国先后在1930年秋、1931年春、1931年秋和1932年秋经历了四次银行恐慌，最后一次恐慌一直持续到1933年冬天以后，最后由新上台的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3月6日宣布银行放假，才终止了这次挤兑浪潮。挤兑风潮使美国的银行系统损失惨重，到1933年，五分之一的银行倒闭。在美国人眼里，20世纪30年代的画面就是排队等待救济的人群、街角的苹果小贩、关闭的工厂、乡村的贫困和胡佛村庄（失业者收容住宅）。这些住宅是用破木头、纸板和锡皮搭建起来的无家可归的人的避难所。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孩子们成为流浪者；许多婚姻被迫推迟，出生率大大下降，孩子们担负起成年人的责任。
由于美国是大战后欧洲的债权人和主要的资金提供者，所以美国的财政崩溃很快导致世界经济的困境，其中德国和英国受到的影响最为深刻。德国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负债累累，必须大量借贷来支付战胜国的赔款，还必须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工业重建，但是随着美国的经济陷入危机，美国的银行收回贷款，德国的银行系统陷入了崩溃。那些依赖农产品出口的国家也同样遭受到危机。由于更加有效的耕作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农业产品的产量迅速上升，产量超过了需求，结果造成了价格的下跌。最初生产国的政府需要库存他们的产品，但是这要依赖美国和欧洲的贷款。当这些贷款被收回后，库存的产品便大量投放市场，造成市场价格体系崩溃，农产品提供国的收入灾难性地减少。在出口收入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每个国家为了保护自己国内的生产，便通过进口关税和配额限制贸易，导致了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传播，使贸易进一步萎缩。而且当时经济理论所提供的唯一政策就是通货紧缩，每个政府最初的反应便是削减支出，结果消费需求进一步减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各国政治上的猜忌，不可能有国际性的一致行动来阻止危机。1931年美国的银行开始从欧洲撤回资金，导致欧洲货币的抛售，使许多欧洲银行破产。这样各国政府不是像德国那样实行兑换控制，就是像英国那样实行货币贬值，结果导致金本位的崩溃。总之，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世界上原材料价格的极度下跌，国际贸易的价值到1932年减少了一半。这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劳动者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在30年代，工业国家里的劳动力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找不到工作。这次大的危机也导致了政治的动荡。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1933—1945年任职总统）当选为总统，他通过新经济政策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危机也导致了希特勒在1933年掌握了政权并在其他国家助长了政治上的极端主义。这次危机最终导致了经济理论和政府政策的彻底转向。在20年代，政府和商界都普遍认为，繁荣来自一个国家的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国内经济，繁荣在于平等地对待国际的贸易联系，在于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流通。也就是说，在经济危机之前，政府依赖市场的力量来调节经济，但在30年代，几乎没有人再相信这一切，政府在保证经济稳定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各国的努力刚刚建立的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通过技术改进和应用刚刚恢复的世界经济，因为这一深刻的经济危机而使发展的所有成果几乎都丧失殆尽，经济的衰退导致了各个国家国内局势的动荡，也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矛盾的再次加剧，把世界又推向了另一次大战的边缘。
罗斯福新政
当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时，正值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1929—1933年任职总统）担任总统。他最初拒绝相信美国出现了什么问题，当1930年出现300万失业工人时，他还向人们保证一切都很好。美国人对胡佛总统的态度产生了怨恨。人们把失去家园的人所住的临时搭建的棚子称作胡佛村。到1931年12月，失业率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一。面对向华盛顿进军要求早日支付战争津贴的老兵，胡佛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进行了驱逐。胡佛领导的民主党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令国人大为失望，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尽管1932年胡佛再次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但是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总统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获全胜。罗斯福出身富裕家庭，曾经担任过海军次官和纽约州州长，曾经长期和小儿麻痹搏斗。他在竞选中许诺要实行“新政”（New Deal）。罗斯福新政是指1933至1939年之间罗斯福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救济，和在工业、农业、财政、水力、工作和住房方面进行改革，大大增加联邦政府的职权范围。
宣布就职后的当天，罗斯福就请求召开了国会特别会议，商讨对策。他挽救国内经济的措施首先从整顿金融秩序开始。首先宣布银行放假4天。他承诺一周后，政府认为运转良好和安全的银行将重新开放。一周以后，罗斯福通过收音机发表了第一次著名的“炉富兰克林·罗斯福
边谈话”，再一次向美国人民做出保证。按照原来的承诺，大多数银行重新开放。许多人听从罗斯福的建议，重新把钱存到银行里。3月9日，国会通过了《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实行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的制度，允许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尽快复业。所以，从3月13日到15日，14771家银行领到了执照重新开业。为了加强美国对外的经济地位，罗斯福于3月10日宣布暂停黄金出口，4月5日宣布禁止私人储存黄金和黄金证券，美钞停止兑换黄金。4月19日宣布禁止黄金出口，放弃金本位。6月5日宣布公司债务废除以黄金支付。1934年1月10日，宣布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为担保的30亿美元纸币，使美元贬值40.94%。通过这两项措施，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国家的经济。罗斯福和国会还一起废止了禁酒令，允许酒类的购买和消费。
这些措施只是百日新政的开端。在任职总统后的一百天里，罗斯福前所未有地颁布了许多法令。罗斯福和年轻的法学家、教授和社会的劳动者一起，制定了法律，让人们重新工作和消费。为了缓解人们对食物和住处的迫切要求，1933年5月国会通过了《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后者提供了5亿美金帮助那些迫切需要帮助的人们，将救灾物资运往各州。接下来是罗斯福促请议会批准了《公共资源保护队法》（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Act）。政府付给18岁至25岁的年轻人半年到一年的报酬，负责建设和保护工作，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瞭望塔等。第一批招募了25万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200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740多万英亩（1英亩＝4046.8平方米）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9个月，拿出工资中的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和相应的购买力。
1933年，同样在罗斯福总统任职的头100天里，通过了《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过去农民种植了过剩的农作物，其中包括小麦和玉米，这导致价格的下降和农民费用的上升。这项法案意在通过付给农民补贴的方式，让农民减产。尽管这项政策遭到某些美国人的质疑，因为许多人面临饥饿，但最后的结果是农民一蒲式耳（1蒲式耳＝36.368735升）小麦的收入从1932年的38美分上涨到1.02美元。
在一百天的最后时刻，国会通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并设立了全国工业复兴署来实现法案的目标。法案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停滞的工业，让人们回来上班。全国工业复兴署相信，最好的方法是设定一系列让企业在市场上都遵守的规则。这些规则规定了工人的小时最低工资和一周的最高工作时间，并对广告宣传和产量等进行控制。出于害怕重新形成高失业率，其中还规定禁止工业发展技术，因为那会导致工人被解雇。《国家工业复兴法》代表着国家首次直接参与企业运转。该法案允许工业和企业实行以前禁止的垄断性的限价政策，这样可以使厂商不能降价出售自己的产品，从而可以排挤掉竞争者。该法案允许工人成立工会组织，依靠集体交涉获得更好的报酬和工作条件。这一切措施都增加了企业的利益，并因此创造了更多的就业，促进了消费增加。
新政时期一个最受欢迎的计划是实行以工代赈，建立了以从事长期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款40多亿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10亿美元），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坝、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先后吸引了400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50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两者总计雇用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借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万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者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作家们也被征召与城镇居民进行访谈和编纂地方志，演员和音乐家被雇用把戏剧和音乐带到乡村城镇的居民当中。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划。
新政实行了18个月后，500万失业工人找到了工作。然而罗斯福和他的新政并非没有遭到批评。当一些富裕的人意识到罗斯福并不是想要把国家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状态，而是要改革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时，他们很快便对他产生敌意，称他为自己阶级的叛徒。他们不喜欢罗斯福加在他们头上的新税，有些人甚至听信谣言，说罗斯福想把美国变成一个极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些大企业主，曾经非常感谢罗斯福使他们的企业重新步入正轨，但现在则激烈地批评他。甚至作为新政初期重要内容的《工业复兴法》及另外两项法案也在时隔两年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不仅富裕的人批评罗斯福，一些社会主义者和一些民主党人也抱怨罗斯福和他的新政为中下层的人做得太少。尽管受到不少批评，但是大多数美国人都拥护罗斯福，他在1936年以压倒性多数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罗斯福受到广泛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35年他通过了《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社会福利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失业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于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该法案也有为失业者提供保险和对儿童提供帮助的内容。1938年6月14日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
在罗斯福新政时期，还采取了几项重大的外交举措，第一项措施就是与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放弃了坚持很久的不承认政策。1933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同苏联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交换了信件，苏联代表团1933年11月初抵达华盛顿，不久开始谈判。1933年11月16日，苏联同美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二项措施就是国会通过了《中立法》，1935年8月31日通过第一个中立法，规定“在两个或若干个外国之间发生战争时或在战争过程中，总统将此事宣布，嗣后凡由美国或其属地之任何地点把武器、弹药及军事装备输往交战国港口，或输往中立国以转运至交战国者，均属违法”。并禁止美国船舶运载军用品至交战国和美国公民乘搭交战国船只旅行，但不禁止其他物资包括战略物资出口。到1936年2月底该法期满时，国会随即通过第二个中立法，将第一个中立法有效期延长到1937年5月1日，并补充禁止向交战国提供贷款的条款。1937年4月29日，国会通过第三个中立法，除前两法规定的内容以外，又规定中立法适用于发生内战的国家，授权总统判定战争状态之是否存在，不仅有权禁止武器输往交战国，而且可以禁止任何货物输往交战国，禁止向交战国出售武器弹药和对交战国贷款。通过中立法，美国实行了国内孤立主义。第三项措施就是对拉丁美洲实行睦邻政策。罗斯福就任后正式提出：“在对外政策方面，我认为我国应该奉行睦邻政策。”1936年底在泛美特别会议上，美国正式承诺放弃武装干涉政策。其内容包括：不干涉拉美国家内政，撤回在拉美各国驻军，订立互惠贸易协定，对拉美各国实行经济援助。同时，罗斯福政府先后废除了干涉古巴的普拉特修正案，取消派军队去墨西哥的权利，从海地撤军，放弃干涉巴拿马和多米尼加的权利，同古巴等10多个拉美国家订立了互惠贸易协定等。
罗斯福通过一系列的新政政策，使美国成功地度过了危机，重新走上有序发展的轨道。
法西斯主义
美国依靠罗斯福推行新政度过了危机，但在某些国家里危机使国内的矛盾加深，陷入了无法自行解决和排解的泥潭，从而滋生出极端主义和独裁统治，逐步走上侵略的道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法西斯国家的建立，将世界重新推向了战争。
法西斯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它强调国家的荣誉和至高无上，强调坚定不移地服从国家的领导，个人的意志从属于国家的权威，对持异议者进行严厉镇压。这种哲学提倡尚武精神，而蔑视自由和民主的价值。法西斯主义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出于对工人阶级掌握权力的恐惧。法西斯主义主张保护商人和土地主的利益，主张保留社会的等级制度。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法西斯主义开始活跃，除了在这之前建立起来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外，德国、西班牙和日本都相继建立了法西斯政权。
意大利是最早建立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其倡导者是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年）。墨索里尼出生于1883年7月29日，年轻时信奉社会主义。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墨索里尼不愿遵循社会党的路线，社会党人把他驱逐出党。被逐出党彻底改变了墨索里尼的政治观念。他创办了《意大利人民报》，主张意大利应该参加针对德国的战争。当意大利正式加入战争后，墨索里尼在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在战场上受伤。墨索里尼战后，墨索里尼开始其政治运动。1919年，他组建了法西斯党，称为“战斗的法西斯”（Fasci di Combattimento）。法西斯一词源自拉丁语Fascis，意思是“一束”，其复数是指围绕一柄斧头捆绑在一起的束棒。这在古罗马象征着权威，代表着绝对不可动摇的权力。墨索里尼许诺通过民族主义的、反自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运动，创建罗马帝国的光荣。
墨索里尼的运动触动了中下层的情绪，其拥护者们都穿着黑色衬衫，组建了私人武装。1922年，墨索里尼威胁进军罗马接管政府。国王威克多·伊曼纽尔屈服于墨索里尼的威胁，请墨索里尼组建政府。墨索里尼上台后，取消了所有其他的政党，开始把意大利改造成一个法西斯国家。
最初，意大利人和外国的观察家把墨索里尼视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正是他为意大利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设定了必要的规则。他大量投资进行现代国家的基础建设。他还取消了工会，关闭了与法西斯的路线相悖的报纸。他运用警察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并囚禁了众多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
30年代墨索里尼致力于使意大利成为世界强国。1935年入侵了东非的国家埃塞俄比亚，而且不顾国际联盟的撤军要求，继续占领了这一国家。1936年他派遣意大利的军队去支持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的保皇派军队。到30年代末，墨索里尼开始接近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德国，1939年他入侵了近邻阿尔巴尼亚。
第二个法西斯主义国家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年）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希特勒从1933年到1945年期间是德国的独裁者。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基于德意志民族优越的理论以及强烈的排犹主义。希特勒政权在集中营里屠杀了超过600多万的犹太人，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
希特勒于1889年4月20日出生在奥地利，父亲是一名政府的小官员，母亲则是农民。他从小学习成绩很差，没有能够完成高中学习。1907年他移居维也纳，曾想依靠艺术谋生，但并没有能够获得成功。在这期间他沉迷于反犹和反民主的文学作品之中。他还是一名狂热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他相信奥地利应该并入德国，实现德国民族的统一。1913年他前往慕尼黑，放弃了奥地利国籍。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他加入了德国军队，在其步兵团里成为一等兵，获得了铁十字勋章。1917年他在战争中受伤。当德国承认失败并于1918年12月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希特勒正在医院里，对失败感到愤恨。他咒骂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在背后暗算德国军队。他出院后，被任命在慕尼黑监视政治颠覆活动。1919年他加入了一个小的民族主义政党。1920年他将德国工人党改造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纳粹党主张将所有德国民族统一成一个国家，拒绝《凡尔赛和约》。
1923年纳粹党试图利用德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混乱夺取权力。11月8日，希特勒号召纳粹党进行革命，历史上称为“啤酒馆暴动”。由于希特勒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撑，暴动失败。希特勒被逮捕，以叛国罪被判处入狱五年。在狱中他写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在这部小册子里他记述了自己的生平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他露骨地表示，他要统治德国，要征服大部分欧洲，要灭绝犹太民族，他反对民主，呼吁实行独裁，来对抗共产主义的攻击。希特勒在狱中服刑9个月，出于政治压力迫使巴伐利亚政府为他减刑，1924年12月被释放出狱。
从1924年到1928年，希特勒和纳粹党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但是1929年到来的经济危机，为希特勒获得权力提供了契机。希特勒咒骂《凡尔赛和约》以及犹太人和共产主义的阴谋摧毁了德国。到1932年，纳粹党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的总理。
德国的许多领导人相信，企业家和德国的军队能够控制希特勒。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希特勒上台后很快就确立了一党国家，并确立了自己的独裁地位。其中他通过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将矛头对准共产党，使纳粹党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3月23日他提出了《授权法》，弱化国会的权力，把权力集中在总理手里；1934年8月1日，他颁布了《国家元首法》，将总统和总理职位合并；8月2日，在总统兴登堡去世后，他成为“国家元首”，掌握了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确立了法西斯的独裁。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他取消了工会，实行了政府的审查制度，纳粹的宣传机构控制了报纸和电台。希特勒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对纳粹的反对者实行恐怖政策，犹太人被解雇，赶入集中营，并被驱逐出德国。到1934年，希特勒已稳稳地控制了德国。
尽管如此，大多数德国人都狂热地支持希特勒，因为他使大多数德国人得以就业，重建了德国经济，并使德国人摆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自卑感。接着，希特勒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开始大规模扩军备战。1936年要求归还被法国控制的莱茵兰，1938年将奥地利吞并。同年他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地区，1939年他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当他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时，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在欧洲，意大利和德国确立了法西斯政权，并把世界逐步拖向另一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在亚洲，日本也建立了法西斯国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策源地。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有一定的历史传统，早在1919年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先驱者就曾编写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即192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鼓吹军事独裁，正是在这种理论影响下，出现了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之后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如玄洋社、浪人会、黑龙会、农本自治主义团体、经纶学盟、国家社会党等。法西斯团体也在青年军官中广泛建立，包括二叶会、木曜会、五师会等。这些法西斯团体主张武力，主张对外开战、建立总体战体制等等。不过他们在20年代还没有对国家的整体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进入30年代，法西斯团体渐趋活跃，并开始影响政治的走向。其中最主要的背景是日本战后经济的困境。战后日本的经济一直发展缓慢，尽管从1925年开始日本走上经济相对稳定的轨道，但是在1927年便爆发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即“昭和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最为激烈的时刻，田中义一上台组阁。他在采取措施稳定金融秩序的同时，开始推行侵华政策。他在同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提出《对华政策纲领》，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而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日本出兵关东，并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田中的政策最后遭到在野党的反对，其内阁于1929年7月垮台，滨口雄幸组阁。滨口内阁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健全国内经济，并通过恢复日中关系和参加伦敦裁军会议协调外交。但滨口的政策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推行，日本就陷入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日本经济受到重创，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在这样的背景下，法西斯势力纷纷活跃。
1930年夏，一些中下级军官以桥本欣五郎为首成立法西斯组织“樱会”，反对政党政治，主张先改造国家，然后对外发展。同年11月，滨口首相被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袭击，不久身亡。1931年，若规礼次郎内阁上台。同年3月20日，樱会发动了未遂军事政变，史称“三月事件”。这次事件之后，陆军中以永田铁山为首的实权派策划侵华战争。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扶植了傀儡政权。从这次事变开始，日本开始走向国家的法西斯化。
1931年10月21日，樱会发动了第二次政变，试图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事内阁，但同样没有成功。但这一事件促使亲军部的势力加强，建立“举国一致”体制的呼声甚高，导致若规内阁辞职，组成了犬养毅内阁，荒木贞夫任陆相，军部的政治地位增强。这时，在军部内部形成两个派别，一派是以荒木贞夫为首的皇道派，一派则是以永田铁山为首的统制派。皇道派中的青年海军军官和民间法西斯分子井上日昭联合，准备以暗杀等武力手段夺权。1932年2月和3月制造“血盟团事件”，刺杀了原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总公司理事长团琢磨。5月15日袭击首相官邸，刺杀了首相犬养毅。这次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五一五政变”。这场政变虽然被统制派镇压，但也结束了日本的政党内阁，5月下旬组成了以预备役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的“举国一致内阁”。这一系列的变化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扩大化。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1934年统制派和皇道派之间矛盾渐深。前者反对武装政变和恐怖暗杀，但后者不放弃恐怖手段。1936年2月26日，一批皇道派的青年军官率领1400名士兵发动了军事政变，袭击并占领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警示厅等，要求重用皇道派，惩处统制派，建立军人政府。最后统制派尊奉天皇平定叛乱的旨意，动用2.4万人的兵力，镇压了荒木贞夫的皇道派。二二六事件之后，统制派最后确立了法西斯统治。1936年3月5日，广田弘毅受命组阁，在军部的控制下，于9日组阁完成，确立了军部的支配地位，也标志着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形成。
这些法西斯国家，都把对外侵略作为摆脱国内危机的途径，把国家政体的军事化作为自己的目标，从而成为把世界拖入战争的主要力量。
绥靖政策
面对欧洲德意法西斯国家和东亚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气势，英、法、美等列强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强硬遏制措施，而是采取了退让、姑息和迁就的外交政策，客观上鼓励了法西斯国家走上肆无忌惮的扩张之路。英、法、美等国家采取的这种姑息政策，在历史上被称为“绥靖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绥靖政策之所以能够出现，一方面是对法西斯国家扩张所引起的后果估计不足，认为这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因为一战而损失惨重，只不过希望获得一些利益而已；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从《凡尔赛和约》中得益的国家害怕重新出现大战，希望能够维持现有的秩序，同时，这些国家还有很深远的政治考虑，希望在欧洲扶持德国，在亚洲扶植日本，从而有效地遏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造成法西斯国家步步紧逼，而英、法、美等国家则步步退让，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绥靖政策表现在一系列的事件之中。在亚洲，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美国不但不谴责这一侵略行动，反而与日本密商谅解。1932年1月3日，日本侵占锦州，进逼中国关内。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政府，对日本强占中国东北的局面和足以损害美在华权益、违反“门户开放”的行为及中日间的任何协定、条约，美国均不予承认。但在次日，美国国务院又表示美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条约权利”。此即史汀生主义或“不承认主义”，其实质是企图以牺牲中国东北来维护美在华的权益，并同时希望将日本的势力引向苏联。它是此后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针对日本的入侵，英国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英国操纵国际联盟，拒绝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而且在1939年7月，与日本直接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其主要内容是：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日本用暴力在中国造成的“实际局势”，承认日军在华有“特殊要求”，亦即有镇压和消灭中国抗战力量的权力，“英国政府无意赞助有碍日军达到上述目的的行动和措施。”这一条约是英国牺牲中国，同日本妥协的绥靖政策的体现，但这并未缓和日英矛盾，而且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想利用当时欧洲的紧张局势，压迫英国作出更大的让步。7月27日，日本在其后的谈判中要求英国把中国政府存在天津英租界银行的5000万银元移交给日本，并停止在英租界使用中国法币，被英国拒绝。1939年8月16日，日军开进中国南部与香港仅一水之隔的深圳，直接向英国发出威胁。8月20日，英日两国东京谈判破裂。从此，日本继续向东南亚及南洋地区扩张，英美逐渐趋于强硬，最后，终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在欧洲，面对德国和意大利一连串的紧逼政策，英法等国家始终表现软弱，步步退让。首先，在1933年德国先后宣布退出国际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并在1935年宣布建立空军，实施国防军法，推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等。通过这些措施，德国开始突破《凡尔赛和约》的限制，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面对德国的举动，英国并没有进行反对，反而与德国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条约主要规定：德国海军舰艇总吨位不超过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所规定的英联邦国家海军舰艇总吨位的35%。在潜艇方面，德国保证，保有的潜艇吨位不超过英联邦国家海军潜艇总吨位的45%。由于当时德国海军的总吨位只有英国的6%左右，所以一般认为《英德海军协定》合法地解除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海军军备的限制。1935年1月7日，法国外长赖伐尔与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在罗马签署了一系列改善两国关系的协定和文件，统称《罗马协定》。该协定是在纳粹德国的威胁日益加剧的背景下缔结的，法国的目的在于通过与意大利接近来强化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同盟体系、孤立纳粹德国；而意大利则是要借机实现其在非洲扩张的野心。因此，在谈判的过程中，当时非洲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埃塞俄比亚，成了法意秘密交易的牺牲品：法国允许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自由行动，而意大利则答应法国实行共同的对德政策。罗马协定的缔结恶化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了1935年秋意埃战争的爆发。1935年10月，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发动了全面进攻，并在第二年5月吞并了埃塞俄比亚。对意大利的侵略战争，尽管国际联盟做出了经济和财政制裁的姿态，但是并没有对意大利实行石油禁运和封锁苏伊士运河，没有有效地制止意大利的侵略，这反映出英法不愿与意大利直接对抗的心态。1936年，德国开始用实际的军事行动来挑战《凡尔赛和约》。莱茵区是《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非军事区，禁止德国在该地区驻扎军队。但是，3月份，德军以法苏签订《法苏互助条约》为借口，派出3万人的军队试探性地进驻莱茵非军事区。尽管对此法国进行了强烈的抗议，但并没有付诸军事行动，造成希特勒进驻莱茵非军事区成为现实，这大大助长了纳粹的侵略欲望。
1936年，西班牙共和国面临危机，以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1892—1975年）和莫拉指挥的西班牙叛军发动内战，试图消灭共和国。佛朗哥的叛乱行为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德国和意大利不仅口头表示支持，而且实际向佛朗哥叛军运送了大量武器弹药，最后意大利派出大批作战部队直接参与西班牙内战。对此，英法等国只是口头上声援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但害怕与德、意在西班牙发生直接对抗，于是开始实行中立政策。为此，英法于8月15日签订了《不干涉协定》，9月9日在伦敦成立了“不干涉委员会”，禁止把一切军事物资运往西班牙及其属地。这些政策实际上限制了共和国获得外来的援助，而西班牙叛军则可以顺利地从德意那里获得援助。在内战最后的时刻，英法反过来承认佛朗哥政权，最终导致西班牙共和国的灭亡。
1938年屡遭纵容的希特勒开始试探性地进行他的侵略计划，首先第一个目标便是奥地利。1938年他通过外交攻势和军事压力，迫使奥地利的纳粹头子英夸特出任“临时政府总理”，3月27日出兵占领了整个奥地利，把奥地利并入德国的版图。对此英法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干涉行动，这客观上鼓励了希特勒进一步实施自己的侵略计划。德国的下一个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首先挑拨捷克境内亲德的苏台德区要求自治，然后陈兵捷克边境，以军事相威胁。面对德国的军事威胁，英法国内强硬派主张进行坚决反击，但是主张绥靖政策的政府还是主张退让。结果英国的首相张伯伦飞赴德国与希特勒谈判。会谈的结果是要求捷克将佛朗哥
德意志人占50%的地区直接移交给德国，捷克被迫接受，但是希特勒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主张捷克境内不占多数的地区也要由公民投票来决定归属。这一要求遭到捷克的拒绝，也遭到英法的反对。但是在德国强硬的军事威胁下，英法又开始动摇，张伯伦建议由英、法、德、意、捷五国召开会议进行协商。1938年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参加的慕尼黑会议召开，通过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四国达成了《慕尼黑协定》。协定规定，捷政府必须在10月1日起的10天内，把苏台德区和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其他边境地区割让给德国；割让区内的军事设施、工矿企业、铁路及一切建筑，无偿交付给德国；成立由英、法、德、意、捷五国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来确定其他地区的归属并最后划定国界等等。在出卖捷克的基础上，英、法分别与德国签订了《英德宣言》和《法德宣言》，强调自己同德国的和平。这场会议和所签订的协定在历史上被称为“慕尼黑阴谋”。然而，即使英法作出了那么大的让步，仍然未能满足希特勒的胃口。很快，希特勒便利用斯洛伐克与捷克的矛盾，出兵占领了斯洛伐克，并于1939年3月15日全面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占领了捷克首都布拉格。德国在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得寸进尺，又想以同样的手法吞并波兰。德国提出将波兰境内德国人占多数的但泽市划归德国，遭到波兰的拒绝，于是德国开始陈兵波兰边境。这一次，英法等开始认识到绥靖政策的失败，立场从软弱开始走向强硬。英法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协调立场，并制定了两国未来对德作战的共同战略，强调英法一旦和德国发生战争，要相互提供军事援助，并表示坚决支持波兰。同时针对意大利侵占阿尔巴尼亚，提出对希腊、罗马尼亚、荷兰、比利时和土耳其等国提供安全保证。相同的立场也促使英法和苏联接近。英法希望在德国向罗马尼亚进攻时苏联能够提供帮助，苏联则提出与英法缔结互助盟约，当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遭到德国侵略，英法要提供军事援助，而且三方不能单独同侵略者媾和。三方经过谈判，英法同意在苏联遭到直接进攻时进行援助，但不包括间接进攻的情况。三方因为间接侵略方面的分歧而没有达成最终协议。同年8月12日，三方在莫斯科继续谈判，苏联提出如果对英、法、波、罗等国提供军事援助，则必须过境波兰和罗马尼亚，希望英法就此事与波兰和罗马尼亚进行商讨，但苏联的这一要求遭到波兰的拒绝，谈判最终决裂，英法苏在战前结成反法西斯同盟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反而和德国接近，希望能够获得德国不对苏联进攻的承诺。而此时德国由于和英、法交恶，也开始把对付的重点转向西方，特别希望德国在与英法交战时苏联不进行夹攻。于是，苏德双方的外长莫洛托夫和里宾特罗甫于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一个《秘密附加议定书》。根据条约，条约缔结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施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条约有效期为10年。《秘密附加议定书》秘密确定了苏德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苏德之间签订的条约其实是苏联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的表现。这一协定尽管使苏联获得了不受侵略的书面保证，也把西方引向苏联的德国侵略势力重新引向西方，从长远看，也使德国摆脱了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可以分阶段地逐步实施自己征服世界的计划。
正是这一系列绥靖政策的实施，使西方世界失去了遏制法西斯侵略欲望的时机，整个世界被迅速推向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