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罗斯福在白宫的时候，他曾这样承认：如果他每天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时候是对的，那就到达他的最高标准了。
如果这最高的标准，是一位二十世纪最受人注意的人所希望的，那么，你我又该如何呢？
如果你能确定，在你一整天百分之五十五的时候是对的，那你就可以到华尔街，一天赚进百万元，买游艇，娶舞女了。如果你不能确定百分之五十五的时候是对的，那你凭什么指摘人家的错误呢？
你可以用神态、声调，或是手势，告诉一个人他错了，就像用话一样的有效……而如果你告诉他错了，你以为他会感激你？不，永远不会！因为你对他的智力、判断、自信、自尊，都直接地给予打击，他不但不会改变他的意志，而且还想向你反击。即使你运用柏拉图、康德的逻辑来跟他理论，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意志，因为你已伤了他的自尊。
你千万别这样说：“你不承认自己有错，我拿证明来给你看。”你这话，等于是说：“我比你聪明，我要用事实来纠正你的错误。”
那是一种挑战，会引起对方的反感，不需要等你再开口，他已准备接受你的挑战了。即使你用了最温和的措辞，要改变别人的意志，也是极不容易的，何况处于那种极不自然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阻止你自己呢？
如果你要纠正某人的错误，就不应该直率地告诉他，而要运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才不会把对方得罪。
就像吉士爵士向他儿子说的：
“我们要比人家聪明，可是你却不能告诉他，你比他聪明。”
人们的观念是随时在改变的，二十年前我认为对的事，现在看来却似乎是不对的了。甚至当我研读爱因斯坦理论时，我也开始存着怀疑的态度。再过二十年，我或许不相信自己在这本书上所写下的东西。现在我对任何事情都不像从前那样敢于确定了。苏格拉底屡次跟他的门徒这样说：“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不希望自己比苏格拉底更聪明，所以我也避免告诉人们他们错了。同时我也觉得，那确实对我有益。
如果有人说了一句你认为错误的话，你知道他是说错了。若是用下面的口气来说，似乎比较好一些：“好吧，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可是我有另外一种看法；当然也许是不对的，因为我也经常把事情弄错，如果我错了，我愿意改正过来……现在让我们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普天下的人，谁都不会责怪你说这样的话：“或许我是不对的，让我们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吧１
即使科学家也是如此。有一次，我去访问史蒂文生，他不但是科学家，也是一位探险家，他曾在北极圈一带住了十一年。其中有六年的生活，除了水和肉外，吃不到任何其他东西。他告诉我，他正在进行一项实验！我问他哪项实验，是做哪方面的求证？他所回答的话，使我永远无法忘记。他说：“一个科学家，永远不敢说在求证些什么，我只是试着去寻求事实。”
你希望自己的思想科学化，是不是？是的，除了你自己外，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你。如果你承认自己随时都可能犯错，就能免去一切麻烦，也不需跟任何人辩论了。而别人受到你的影响，也会使他承认自己难免有错误。
如果你知道有个人确实犯了错误，而你直率地告诉他，指责他，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吗？我举出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来：S君是纽约一位年轻的律师，最近在美国最高法院辩护一件重要案子，这桩案件牵涉到一笔巨额的金钱和一项重要的法律问题。
在辩护过程中，一位法官向S君说：“海军法的申诉期限是六年，是不是？”
S君沉默了一下，注目法官片刻，然后说：“法官阁下，海军法中并没有这样的限制条文。”
S君在讲习班中，叙述当时的情形，说：“当我说出这话后，整个法庭顿时沉寂下来，而这间屋子里的气温，似乎也在刹那间降到了零度。我是对的，法官错了，我告诉了他。可是，他是不是会对我友善呢，不，……我相信我有法律的根据，而且我也知道那次讲的比以前都好。但是我并没有说服那位法官，我犯了大错，我直接告诉一位极有学问而著名的人物他错了。”
很少人有逻辑性，我们大多数人都怀有成见，我们都受到嫉妒、猜疑、恐惧和傲慢的毁伤。很多人不愿意改变他的宗教、意志，甚至包括他的发型。所以，假如你准备告诉别人他们有错误时，请你在每天早餐前把鲁滨孙教授所写的一段文章读一遍吧。他是这样写的：
“我们有时发现自己会在毫无抵抗和阻力中，改变自己的意念。可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却会感到懊恼和怀恨。我们不会去注意一种意念的养成，可当有人要抹去我们那股意念时，我们会对这份意念突然坚持而固执起来。并非是我们对那份意念有强烈的偏爱，而是我们的自尊受到了损伤。”
“我的”两字，在人与人之间，是个最重要的措辞。如果能恰当地运用这两个字，即是智能的开端。无论是“我的”饭，“我的”狗，“我的”屋子，“我的”父亲，“我的”上帝，这名词都具有同样的力量。
我们不是只反对有人指出我们的表错误，或是我们的汽车太旧，而是不愿意有人纠正我们的任何错误。对一桩我们认为“对”的事，总乐意继续相信它。如果有人对我们有了某种怀疑，就会激起我们的强烈反感，使我们用各种方法来为自己辩护。”
有一次，我请了一个室内装潢师替我配置一套窗帘。等到他把账单送来后，我吓了一跳。
几天后，有位朋友来我家，看到那套窗帘，提到价钱，幸灾乐祸地说：“什么……？太不像话了，恐怕是你自己不小心，受了人家的骗吧１
真有这回事？是的，她说的是真话，可是人们就是不愿意听到这类实话。所以，我竭力地替自己辩护。我这样说，价钱昂贵的东西，总是好的。
第二天，另外有一个朋友到我家中，她对那套窗帘，诚恳地加以赞赏。并且她还表示，希望自己也有一套那样的窗帘。我听到这话后，跟昨天的反应完全不一样。我说：“说实在的，我配制这套窗帘，价钱太贵了，我现在有点后悔。”
当我们有错误的时候，或许我们会对自己承认……如果对方能给我们承认的机会，我们会非常的感激；不用对方说，我们就极自然地承认了。可如果有人硬把不合胃口的事实往我们的喉咙里塞下去，我们是无法接受的。
美国内战时，一位极著名的舆论家格利雷，跟林肯的政见不合，他以为他运用嘲笑、骂话的争辩方法，可以让林肯接受他的意见，能使对方屈服。他连续不断地攻击林肯，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就在林肯被刺的那天晚上，他还写了一篇粗鲁、刻薄地嘲弄林肯的文章。
这些苛刻的攻击，能使林肯屈服吗？不，永远不能。
如果你想要知道，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管理你自己，又如何改善你的人性、品格，你可以看《弗兰克林自传》。这是一部有趣味的传记，也是一部美国文学名著。
在这部自传中，弗兰克林指出，他如何改正自己好辩的恶习，使自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能干，和蔼和善于外交的人物。
当弗兰克林还是一个经常犯错的年轻人时，一天，一位教友会里的老教友，把他叫到一边，结结实实地训了一顿。
“朋友，”这位老教友叫弗兰克林的名字，“你太不应该了。你打击跟你意见不合的人，现在已没有任何人会理你的意见。你的朋友发觉你不在场时，他们会获得更多的快乐。你知道的太多了，以致再也不会有人，告诉你任何事情……也就是说，你除了现在极有限度的知识外，再不会知道其他更多的了。”
据我所知，弗兰克林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那位老教友尖锐有力的教训。那时弗兰克林的年纪已不小，有足够的聪明来领悟其中的真理。他已深深知道，如果不痛改前非，将会遭到社会的唾弃。所以他把过去自己不切实际的人生观，完全改了过来。
弗兰克林这样说：“我替自己订了一项规则，我不让自己在意念上，跟任何人有不相符的地方，我不固执地肯定自己的见解……凡有肯定含意的字句，就像‘当然的’‘无疑的’等话，我都改用‘我推断’‘我揣测’或者是‘我想象’等话来替代。当别人肯定的指出我的错误时，我放弃立刻就向对方反驳的意念，而是作婉转的回答……在某一种情形下，他所指的情形是对的，但是现在可能有点不同。
“不久，我就感觉到，由于态度改变所获得的益处……我参与任何一处谈话的时候，都感到更融洽，更愉快了。我谦逊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会快速地接受，很少有反对的。当我给人们指出我的错误时，我并不感到懊恼。在我‘对’的时候，我更容易劝阻他们放弃他们的错误，接受我的见解。
“起先我尝试这种做法时，有一种很激烈的‘自我’趋向敌对和反抗，但后来就很自然地形成习惯了。在过去50年中，可能已没有人能听我说出一句武断的话出来。在我想来，正是由于这种习惯的养成，使我每次提出一项建议时，都能得到人们热烈的支持。我不善于演讲，没有口才，用字艰涩，说出来的话也不得体，可是我的大部分见解，都能获得人们的赞同。”
弗兰克林的方法，用在商业上又如何呢？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纽约自由街一百一十四号的玛霍尼，出售煤油业特用的设备。长岛一位老主顾向他订制一批货，那批货的制造图样已呈请批准，机件已在制造中。可是一件不幸的事忽然发生了。
这位买主跟他的朋友们谈到这件事，那些朋友们提出了各种见解和主意，有的说太宽太短，有的说这个那个。他听朋友们这样讲，顿时感到烦躁不安起来。这买主立即打了个电话给玛霍尼，说拒绝接受那批正在制造中的机件设备。
玛霍尼先生说了当时的情形：“我很细心地查看，发现我们并没有错误……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和他的朋友们，不清楚这些机件的制造过程。可是，如果我直率地说出那些话来，不但不恰当，反而对这项业务的进展非常危险。所以我去了一趟长岛……我刚进他办公室，他马上从座椅上跳了起来，指着我声色俱厉，要跟我打架似的。最后他说：‘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他有什么打算，我都可以照办不误。我对他这样说：‘你是出钱的人，当然要给你适用的东西。如果你认为你是对的，请你再给我一张图样……虽然由于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已花去两千元。我情愿牺牲两千元，把进行中的那些工作取消，重新开始做。
“‘不过我必须要把话先说清楚，如果我们按你现在给我的图样制造，有任何错误的话，那责任在你，我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可是，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制造，有任何差错，都由我们全部负责。’他听我这样讲，这股怒火似乎渐渐平息下来，最后他说：‘好吧，照常进行好了，如果有什么不对的话，只求上帝帮助你了。’
“结果，最终是我们做对了，现在他又向我们订了两批货。
“当那位主顾侮辱我，几乎要向我挥拳，指我不懂自己的业务时，我用了我所有的自制力，尽量让自己不跟对方争论辩护。那需要有极大的自制力，可是我做到了，那也是值得的。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那是他的错误，并开始争论起来，他说不定还会向法院提出诉讼。而其结果不只是双方起了恶感及经济上的损失，同时我们还失去了一个极重要的主顾。我深深地体会到，直率地指出人家的错误是不值得的。”
让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别忘了，我所举的例子，你随时都可能会遇到！具体情形是这样的：纽约泰洛木厂推销员克劳雷，这些年来，一直在说木材检查员的错处，他常在争论辩护中获胜，可是没有得到过一点好处。好争辩使克劳雷的两家木厂损失了上万元的钱。后来他来我的讲习班听讲后，决定改变他的方针，不再争辩了……结果如何呢？这是他提出的报告：
有一天早晨，我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那是一个愤怒的顾客打来的电话，他说我们送去工厂的木材，完全不适用。他工厂已停止卸货，并且要求我们立即设法把那些货从他们工厂运走。当他们在卸下一车货的四分之一时，他们的木料检查员说，木料在标准等级以下百分之五十五。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拒绝收货。
我知道这情形后，立即去了他的工厂……在路上，心里就在盘算，如何做才是处理这件事的最好方法。我在平常遇到这种情形时，需引证出木料分等级的各项规则；同时以我自己做检查员的经验和常识，来获取那位检查员的信任。我有充分的自信，木料确实是合乎标准的，是他在检查上误解了规则。可是，我还是运用了从讲习班中所学到的原则。
我到了那家工厂，看到采购员和检查员的神色都很不友善，似乎已准备好要跟我办交涉、用谈判。我到他们卸木料的地方，要求他们继续下货，以便让我看看错误出在什么地方。我请那位检查员，把合格的货放在这边，把不合格的放另一边。
经我看过一阵子后，发现他的检查似乎过于严格，而且弄错了规则。这次的木料是白松，我知道这位检查员只学过关于硬木的知识，而对于眼前的白松并不是很内行。而我则对白松知道得最清楚，可是，我是不是对那检查员有不友好的态度呢？不，绝对没有。我只注意他如何检查，试探地问他那些木材不合格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我没有任何暗示，说他是错误的。我只作这样表示：为了以后送木材不再发生错误，所以才接连地发问。
我以友好合作的态度跟那位检查员交谈，同时还称赞他谨慎、能干，说他找出不合格的木材来是对的。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渐渐地消失，接着也就融洽起来了。我会极自然地插进一句，那是经我郑重考虑过的话，使他们觉得那些不合格的木材，应该是合格的。可是我说得很含蓄、小心，让他们知道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
渐渐地，他的态度改变了！他最后向我承认，他对白松那类的木材，并没有很多的经验，他开始向我讨教各项问题。我便向他解释，如何是一块合乎标准的木材。可是我又作这样的表示：如果不合他们的需要，他们可以拒绝收货。最后，他发现错误在他自己，原因是他们并没有指出自己需要上好的木料。
我走后，这位检查员又将全车的木材检查了一遍，最后全部接受下来，同时我也收到一张即期支付的支票。
从这件事看来，任何事情只要运用若干的手腕，就不需要告诉对方他是如何的错误。在我来讲，我替公司省了一百五十元的损失；而双方彼此间所留下的好感，那就不是用金钱所能估计的了。
十九个世纪以前，耶稣就曾这样说过：“赶快赞同你的反对者。”
换句话说，别跟你的顾客、丈夫或是敌手争辩，别指摘他错了，别激怒他，而不妨用点外交手腕。
在基督降生前二千二百年，埃及国王教训他的儿子说：“一定要用外交手腕，你才能达到你所希望的目标。”
所以，如果你要获得人们对你的同意，那规则是：尊重别人的意见，永远不要指摘对方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