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必然的事情愉快地承受。就像杨柳承受风雨，水接受一切容器，我们也要承受一切事实。
小时候的一天，我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在北密苏里州一间荒废的老木屋的阁楼上玩。从阁楼下来的时候，我先在窗栏上站了一会，然后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上带着一个戒指，在我跳下去的时候，戒指钩住了一根钉子，把我整根手指头给拉掉了。
我害怕极了，尖声地大叫着，以为自己死定了，可是在我的手好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为这个烦恼过。烦恼又有什么用呢？我接受了这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现在，我几乎根本就不会去想，我的左手只有三个手指头和一个大拇指。
几年前，我遇到一个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办公大楼里开运货电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左手被齐腕砍断了。我问他失去了那只手会不会觉得很难过，他说：“噢，不会，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它。只有在要穿针的时候，才会想到这件事。”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差不多都能接受任何一种情况，使自己适应，然后就整个忘了它。我常常想起刻在阿姆斯特丹一座十五世纪老教堂的废墟上的一行字：“事情是这样，就不会是别样。”
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难免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它们既是这样，就不可能是别样。但我们也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做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否则我们只有用忧虑来毁掉我们的生活，甚至最后可能会弄得精神崩溃。
我最喜欢的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给过我们这样的忠告：“要乐于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情况。”他说：“能够接受发生的事实，就是能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南的伊丽莎白·康黎，却是经过很多困难才学到这一点的。下面是她不久前写给我的一封信：
在美国庆祝陆军在北非获胜的那一天，我收到由国防部送来的一封电报，我的侄儿——我最爱的一个人——在战场上失踪了。
过了不久，另外一封电报说他已经死了，我悲伤得无以复加。在那件事发生以前，我一直觉得生命对我不错，我有一份理想的工作，努力带大了这个侄儿。在我眼里，他代表了年轻人美好的一切。我觉得我以前的努力，现在都得到了很好的收获……然而这两个电报，把我的整个世界都击碎了，我觉得再也没有什么能使我留恋人生了。我开始忽视我的工作，忽视我的朋友，我抛开了一切，既冷漠又怨恨。为什么我最爱的侄儿会死？为什么这么好的孩子——还没有开始他的生活——为什么他应该死在战场上？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我悲伤过度，决定放弃工作，离开家乡，把自己隐藏在眼泪和悔恨之中。
就在我清理桌子，准备辞职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封我已经遗忘了的信——一封从我那个已经死了的侄儿那里寄来的信。是几年前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写给我的一封信。“当然我们都会想念她的，”那封信上说，“尤其是你。不过我知道你会撑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理解，你撑得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教我的那些美丽的真理，无论活在哪里，无论我们分离得有多么远，我都会永远记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能承受一切发生的事情。”
我反复地读着那封信，觉得他似乎就站在我的眼前，正在对我说话，他好像在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方法去做呢？撑下去，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把你的悲伤藏在微笑底下，继续过下去。”
于是，我又回去工作了，我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对自己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没有能力去改变它，但我能够像他所期望的那样继续地活下去。”我把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用到工作上；我写信给前方的士兵——别人的儿子们；晚上，我参加了成人教育班，找出新的兴趣，结识新的朋友。我几乎不敢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变化。我不再为那些已经永远过去的事悲伤，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都充满了快乐——就像侄儿要我做到的那样。
伊丽莎白·康黎学到了所有人迟早都要学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不可回避的事。这不是很容易学会的一课，就连那些高高在上的皇帝们，也要经常提醒自己这样做。已故的乔治五世，在他白金汉宫卧室的墙上挂着下面这几句话：“教我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后悔。”同样的这个想法，叔本华是这样说的：“能够顺从，是在你踏上人生旅途后最重要的一件事。”
很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快乐或不快乐，只有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觉。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忍受得住灾难和悲剧，甚至胜过它们的情况。我们也许会以为自己办不到，但我们内在的力量坚强得惊人，只要肯加以利用，就能克服一切。
已故的布斯·塔金顿总是说：“人生加之于我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接受；除了一样，那就是瞎眼。那是我永远也无法忍受的。”
但是这种不幸偏偏地降临了，在他六十多岁的时候，他低头看地上的地毯，发现整个颜色是模糊的，他无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纹。他去找了一名眼科专家，发现了这个不幸的事实：他的视力在迅速减退，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了，另一只也好不了多少。他最害怕的事情，最终发生了。
塔金顿对这种“无法忍受”的灾难有何反应呢？他是否觉得“这下完了，我这一辈子到这里就完了”呢？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还能觉得非常开心，甚至于还能运用他的幽默。以前，那些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它们时时在他眼前游过，遮断他的视线，可是现在，当这些黑斑从他眼前晃过的时候，他会说：“嘿，又是老黑斑爷爷来了，不知道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它要到哪里去。”
当塔金顿完全失明后，他说：“我发现我能承受视力的丧失，就像一个人能够承受别的事情一样。要是我的五种感官全丧失了，我知道我还能够继续生存在我的思想里，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看，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生活，无论我们是否知道这一点。”
塔金顿为了恢复视力，在一年以内接受了十二次手术，为他动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他没有害怕，他知道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逃避，所以唯一能减轻他痛苦的办法，就是爽爽快快地去接受它。他拒绝在医院里用私人病房，而住进了大病房中，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试着去使大家开心，而在他必须接受好几次手术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里动了些什么手术，他总是尽力让自己去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多么好啊，”他说，“多么妙啊，现在科学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能为像人的眼睛这么纤细的东西动手术了。”
一般人如果经历十二次以上的手术和不见天日的生活，恐怕就会发疯、发狂了。可是塔金顿说：“我可不愿意把这次经历拿去换一些更开心的事情。”这件事教会他如何接受必然的事情，使他了解到生命所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他不能忍受的。这件事也使他领悟了富尔顿所说的一句话：“眼瞎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你不能忍受眼瞎。”
不论我们是因之退缩，是加以反抗，为它难过，都不可能改变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知道这个道理，因为我就试过。
有一次，我拒绝接受一个我所碰到的不可避免的状况，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去反抗它，结果我失眠了好几夜并且痛苦不堪。我让自己想起了所有不愿想的事情。经过一年这样的自我虐待，我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些我早就知道是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我应该在好几年前，就吟出惠特曼的诗句：
咦，要像树和动物一样，去面对黑暗、暴风雨、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干了十二年放牛的工作，从来没看到哪一头母牛因为草地缺水而干枯，或者天气太冷，或者是哪头公牛追上了别的母牛而大为光火过。动物都能很平静地面对夜晚、暴风雨和饥饿。所以它们从来不会精神崩溃或是患胃溃疡，它们也从来不会发疯。
这是不是说，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应该俯首帖耳呢？不，绝不是这样，那样就成为宿命论者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挽救的机会，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可是当常识告诉我们，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转机——那么，为了保持我们的理智，我们就不要再“左顾右盼，无事自扰”了。
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郝基斯院长告诉我，他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作为他的座右铭：
天下疾病多，数也数不了。
有的可以救，有的治不好。
如果还有救，就该把药找。
要是没法治，干脆就忘了。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访问了好几个全美有名的生意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大多数都能够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在过大的重负之下被压垮。下面就是几个很好的例子：
创设了遍及全国的潘氏连锁商店的潘尼曾告诉我：“哪怕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我也不会忧虑，因为我看不出忧虑可以让我得到什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尽力了，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欣然接受。”
亨利·福特也告诉过我一句类似的话，“碰到我没办法解决的事情，”他说，“我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自己。”
当我问克莱斯勒公司的总经理凯勒先生，他是如何避免忧虑的时候，他回答说：“只要我碰到很棘手的情况，凡是想得出办法解决的，我都努力去做。要是干不成的，我就干脆把它撇开。我从来不会为未来担心，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未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了，也没有人能说出这些影响都从何而来，既然是这样，何必为它们担心呢？”
如果你说凯勒是个哲学家，他一定会觉得非常困窘，他只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人。可是他的意思正和19世纪以前罗马的大哲学家依匹托塔士的理论相似：“快乐之道无他。”依匹托塔士告诫罗马人，“不过就是对于我们意志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必去忧虑它罢了。”
莎拉·班哈特可以算是最懂得怎样去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女人了。50年来，她一直是四大州剧院里独一无二的皇后——是全世界观众最喜爱的一位女演员。后来，在71岁那年她破产了，所有的钱都失去了，而她的医生、巴黎的波基教授又告诉她必须把腿锯断。
事情是这样的，她在乘船横渡大西洋的时候碰到了暴风雨，摔倒在甲板上。她的腿伤得很重，患上了静脉炎，腿痉挛，那种剧烈的痛苦使医生觉得她的腿一定要锯掉。这位医生有点怕把这个消息告诉脾气非常坏的莎拉。然而，莎拉看了他一阵子后却很平静地说：“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那就只好这样了，这就是命运。”
当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哭泣。她朝他挥了挥手，高高兴兴地说：“不要走开，我马上就回来。”在去手术室的路上，她一直背诵着她演出过的一幕戏里的一句台词，有人问她这么做是不是为了打起自己的精神，她说：“不是的，是要让医生和护士们高兴——他们心中的压力可大得很呢。”
手术完成、健康恢复后，莎拉·班哈特继续环游世界，使她的观众又为她痴迷了七年。
“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尔西·麦柯米克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说，“我们就能节省下精力，创造出更丰富的生活。”
没有人能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既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又创造新的生活。你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你可以在生活中那些不可避免的暴风雨下弯下身子，或者你可以因抗拒它们而被摧折。
我在密苏里州自己的农场上就看过这样的情景。我在农场种了几十棵树，起先它们长得很快，后来一阵冰雹过去，每一根细小的树枝上都堆满了一层厚重的冰。这些树枝在重压下并没有顺从地弯下来，仍很骄傲地硬挺着，最后在沉重的压力下折断了，然后不得不被毁掉。它们并不像北方的树木那样聪明，曾经在加拿大看到过长达好几百英里的常青树林，从来没有看见一棵柏树或是一株松树被冰或冰雹压垮。这些常青树知道怎么去顺从，怎么弯垂下它们的枝条，怎么去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状况。
日本的柔道大师教他们的学生：“要像杨柳一样的柔顺，不要像橡树一样的挺拔。”
你知道汽车的轮胎为什么能在路上支持那么久，忍受得了那么多的颠簸吗？最初，有的人想要制造一种轮胎，能够抗拒路上的颠簸，结果轮胎不久就被轧成了碎条。后来他们做出了这种可以充气的轮胎来，可以吸收路上所碰到的各种压力，可以经受一切颠簸。如果我们在多难的人生旅途上，也能够承受所有的挫折和颠簸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得更久些，并能享受更顺利的旅程。
如果我们不吸收这些，而是去抗拒生命中所遇到的挫折的话，我们将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答案非常简单，我们会产生一连串内在的矛盾，我们会忧虑、紧张、急躁而神经质。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抛弃现实世界的不快，退缩到一个我们自己所幻想出来的梦幻世界里去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精神错乱、心神失调了。
在战争时期，成千上万满怀恐惧的士兵们，他们只有两种选择：或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或在压力下崩溃。让我们举个例子，说的是威廉·卡赛琉斯的事。下面就是他在纽约成人教育班上所讲的一个得奖的故事：
我在加入海岸防卫队后不久，就被派到大西洋这边最可怕的一个单位。他们叫我管炸药。想想看，我——一个卖小饼干的店员，居然成了管炸药的人！光是想到站在几千几万吨TNT顶上，就把我这个饼干店的店员的骨髓都要吓得呆住了。我只接受了两天的训练，而我所学到的东西让我的内心更加充满了恐惧。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情形。那天又黑又冷，还弥漫着浓雾，我奉命到新泽西州的卡文角露天码头。
我奉命负责船上的第五号舱，和五个码头工人一起工作：他们身强力壮，可是对炸药却是一无所知。他们正将重达两千到四千磅的炸弹往船上装，每一个炸弹都包含有一吨TNT，足够把那条老船炸得粉碎。我们用两条铁索把炸弹吊到船上，我不停地对自己说：万一有一条铁索滑溜了，或者是断了，噢，我的天呀！我可真是害怕至极。我浑身颤抖，嘴里发干，两条腿发软，心跳得几乎要从胸腔中蹦出来。可是我不能跑开，那样做就是逃亡，不但我会丢脸，我的父母也会跟着我丢脸，而且我还可能因为逃亡而被枪毙。我不能跑，只能留下来。我一直看着那些码头工人毫不在乎地把炸弹搬来搬去，心里总是想着船随时都会被炸掉。在我担惊受怕、战战兢兢了一个多钟点后，我终于开始运用我的普通常识。我跟自己好好地谈了谈，我说：“你听着，就算你被炸死了，又怎么样？你反正也没有什么感觉了。这种死法倒痛快得很，总比死于癌症要好得多。不要做傻瓜，你不可能永远活着的，这件工作不能不做，所以你还不如做得开心点。”
我这样跟自己讲了几个钟点，然后开始觉得轻松了不少。最后，我克服了我的忧虑和恐惧，让自己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情况。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经历，现在每逢我要为一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而忧虑的时候，我就耸耸肩膀说：“忘了吧。”
好极了，让我们欢呼，让我们为这位卖饼干的店员欢呼。
“对必然的事，姑且轻快地去承受。”这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前三百九十九年就有人说过的。在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上，今天的人比以前更需要这句话了：“对必然的事，姑且轻快地去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