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哈斯金斯讲座
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
吕大年译
承蒙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的邀请，担任哈斯金斯（Haskins）讲座第三年度的演讲，我的感受，诸位不难想象，是备受抬举。我发现，年度演讲人迄今共有三位，而其中依然在职，尚未名冠“荣休”的学者和教师，我是头一个。我因而有身获殊荣的感觉，或者说，我自以为如此。比较而言，我的资历名望还“嫩”一点儿，委员会何以要找这样一个人来作演讲？我不知道。然而，这个问题一经推想，我年齿未高而获邀请的得意之情就减退了不少。因为沃德主席告诉我，今晚的话题是“回顾和思考以学问为业的一生”。言外之意，想必是说我的学术生涯已经到头了。也许，我这辆车真的已经把油跑干了。
为了准备这次演讲，我要求看看此前的两位都说了什么。委员会给我寄来了第一年度梅纳德·麦克（Maynard Mack）教授的讲词，我越读越觉得心里没底。要想象他讲的那样，有智慧，有才情，有学问，有风趣，我不行，根本就做不到。再往后，我写完了初稿，又想起麦克教授在讲词里说，他曾经把初稿拿给夫人过目，得到的评价十分尖刻。麦克夫人说：“最傻不过老来傻，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吧。不过你记着，照现在的样子，你的演讲比规定的时间至少超出了一小时十分钟。”这话尤其让我不安。我赶紧数了数自己的稿子，一共五十一页！麦克夫人的棒喝使我备受打击。我当时真想撂了这桩差事，写信跟沃德主席说我干不了，也不想干了。不过，我后来还是咬了咬牙，坐下去再写。结果就是我此下要讲的话。
我要讲述的，是五十几年来我的知识航程。它所通过的海洋，到处都是风暴、漩涡、暗礁。我想，一岁到八岁的这段时间，我们大可以略去不谈。只有坚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才会对这段时间感兴趣。他们认为人格在这段时间里形成，而且一成不变，就像混凝土浇筑的一样，——性的混凝土。我在这几年里的事情，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开始疯狂地收藏。搜集保存的东西什么都有：邮票、蝴蝶、化石、烟画儿。这种幼年的收藏本能，尽管没有专注的目的，却显然跟我成年之后的追求有关系。作为学者，我在图书馆和档案故藏里广搜事实，不厌其多。我用这些事实支持我提出的假设，或者用它们来解释我的观点，使之自圆其说，收服人之效，——说得狂妄一点儿，就是证实我的观点。
我在八岁那年离开家，进入一所英国的私立学校，开始接受古典语言的训练，为期八年，其严酷繁重，好比在盐矿服劳役。这种体制当时叫做“自由教育”，莫名其妙。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狭隘偏颇、不合情理的体制，由四百多年前伊拉斯谟和比维斯设计的课程嬗变演化而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的内容就是死记硬背两种久已死亡的语言的文法和词汇。其中拉丁文的发音，按当时英国的教法，无论是在古罗马还是在20世纪的任何一个国家，没人能听得懂。我的岳父是法国人，“二战”期间住过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发现自己可以用拉丁文跟匈牙利的贵族还有波兰的知识分子交谈。而我学的拉丁文，因为遵从的是所谓“旧式发音”，就不会有这种实际的用处。
能有一点儿用处的是拉丁文的语法规则，那可是吃了苦才学到的，犯了错误要挨打。往后，这些规则可能对改进我的英语文风起了一些作用。不过，就连这一点我都怀疑。因为受过我们那种训练的人，很容易迷上西塞罗式的庄严恢宏的文体，长句绵延，对仗工稳。吉本和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文章我很佩服，但是他们那样的风格却不适合我。我的本性是喜欢自由随意。不妨就此打个比方：十二岁的时候，我一度被认为是很有前途的板球运动员，——很好的击球手。于是学校雇来了一位退休的职业板球队员，年岁很大了，很和善，但是毫无想象力，让他教我把球板拿正了。这位先生倒真是尽职，此后我的球板一直拿得很正，可是我再也没有打赢过一场比赛。我的那种自然天成，虽然绝不正规，但却非常有效的击球方式，被他成功地扼杀了。广而言之，关于如何施教，这件小小的不幸或许能提供一点儿借鉴，对我来说，这是悲剧，因为进入英国国家队曾经是我的梦想。
我学会的本事，是把一篇《泰晤士报》的社论，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的散文，再把它从拉丁文的散文译成拉丁文的诗，接着再把它从拉丁文的诗译成古希腊文的散文，最后再把它从古希腊文的散文译回成英文的散文。我得特别说明，从八岁到十六岁，学校教给我的，也就是这些。各位不难猜想，我学得不好。一是没天分，二是没有意愿。这种训练有什么意义，我当时不明白，现在也没看出来。再者，让我们念的那些拉丁文的书也都没什么意思。也许我缺乏高雅的趣味，维吉尔和李维，提不起我的兴趣。塔西佗讲述暴君统治下的宫廷政治，奥维德讲述男女间性爱的艺术，这样的书我们会读得很起劲，而且也能从中了解成年人的生活。可是，没人向我们介绍它们。
我想，我跟许多人一样，最后喜欢上学问，是由于很少几位有才华的老师的引导。我今天不细说我在英国的“公学”里的经历，——我就读的学校是查特豪斯，这个题目已经被各种小说和自传写得没有新意了。假设我当时有一点儿社会人类学的知识，或者懂一点儿关于极权主义的政治理论，那么对自己遇见的事情，我就会多一些理解。举例来说，我们在学校经历的，其实只是男性在进入青春期时所行的一种“礼”。类似的“礼“，世界上很多其他类型的，更加原始一些的社会也都有。不过在英国的“公学”里，它为期更长，内容涵盖更广：跟异性完全隔绝；不断地挨打，还得乐于接受，不能出声；各种有辱尊严的仪式；复杂的的等级制度，以衣着的细微差别标志尊卑；伙食很坏；来自岁数大一点儿的男人的性的启蒙；还得学会说黑话，——我们学校的黑话是拉丁文的。我当时如果有这样的理解，日子会好过一些。
新校长罗伯特·伯利爵士（Sir Robert Birley）的干预使我脱离了古典语文的奴役，他以一人之力改变了我的命运。他把我转为由他亲自指导的学生，以一年半的强化教学使我通过公开考试赢得了牛津大学的历史奖学金。他教历史之所以成效卓著，是因为不论什么题目，他只要想讲，都可以讲得兴致勃勃。
伯利的卓著成效，还不只在于教了十八个月就让我取得了牛津的历史奖学金。考试一过，他再度了改变我的知识发展历程：立刻送我去巴黎住了六个月，让我领略另外一种欧洲文化风习。我第一次接触了（虽然不是在肉体上）人称巴黎高层知识界的这个独特的群体，还有“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当时的代表人物是布洛赫和费弗尔。对法国知识界的风习，我始终心存敬佩，但又有所批评，这种态度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它起始于我的首次巴黎之行。
关于伯利爵士，我再多说几句。他是一个奇特的人，一方面是英国统治阶级的忠实成员，英国国教会的笃诚信徒；另一面又是为改革呼吁奔走的一个叛逆，一个眼光开阔辽远的理想主义者。1926年，他还是伊顿公学的一个青年教师，就对当时的工人总罢工公开表示同情。他的这个立场，使得有些人一辈子也不宽恕他。他后来先后在查特豪斯和伊顿两所公学任校长，中间还在战后德国的英占区担任过教育顾问。再往后，他在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大学担任教育学教授。他既保守，又激进，有些伊顿毕业的保守乡绅叫他“赤党罗伯特”。他教书，教人，都教得很好。“二战”以前他就反对纳粹，曾经花了好几个钟头跟我讲道理，让我明白自己当时萌生的绥靖主义倾向是不对的。战后他努力争取让新一代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回到欧洲自由主义的阵营里来。再往后，在20世纪60年代，他为南非黑人的教育而斗争，亲自在索韦托教课。晚年，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把人道和文明带进英国的野蛮的教育机构，伊顿和查特豪斯公学。
如果说，伯利爵士启发了我在学术上的兴趣，并且深刻地影响了我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态度，那么第二个给我巨大影响的，是牛津的一位中古史的导师，名叫约翰·普雷斯特维奇（John Prestwich）。他当时属于——应该说现在也是，在牛津极为常见的一类人物，在国内声望极高，在国外却没有人知道，因为很少发表什么东西。我在他的指导下，作第三次十字军的专题研究。一开始，我在每周会面的时候把例行的研究报告读给他听，他听完就从头到尾，逐条地驳斥，过后我的报告就像是一摞废纸。我最后认定，唯一有望的自卫手段是靠资料来战胜他。他给我规定的读物，作者全都是基督徒，十字军的成员。我于是就去找穆斯林阿拉伯人的记录，还真找到不少法文的译本。从这些其名不扬、身份可疑的材料里，我找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把它们巧妙地加入到我每周的报告里，貌似不经意。结果，我至少让普雷斯特维奇感到了暂时的震撼。我一直也没能胜过他，每一回，我的观点最终还是要被他驳倒，但是即便这种小小的胜利也能增强我的自信。这次经历告诉我，在学术生涯里进行你死我活的格斗，多知多晓，——或者说是博学吧，十分重要。我发现知识就是力量。跟普雷斯特维奇治学的这段经历让我立志当一个历史学者，而且立志取证于档案材料。
作为历史学者，我在成长中所受到的第三次重大的影响来自托尼（R。H。Tawney）。大家都听说过托尼。他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信徒，是20世纪前半期英国劳工运动的精神领袖和幕后决策人，雄辩地呼吁人人平等，严厉地斥责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引起的弊端。他以自己的著作，把韦伯关于新教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向英语世界详加阐说。他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1540年到1640年间的英国史，因为他的研究成果而得名“托尼的世纪”。他为人圣洁，虽然有时不切实际。在我所见过的人里，真心地鄙视钱的，他是独一无二。对于钱，他是简单明了地厌恶，而且尽其人力所及，把钱排除在生活之外。他有一部关于16世纪英国圈地狂潮的专著，讲述资本主义地主的贪婪不仁和农民因之所受的摧残，激情洋溢；他还以同样的激情著书著文，揭露早期现代商人、企业家、放贷人的丑恶和枉法违规。他的这些著述影响了我，激励我去研究18世纪，写了自己的头两本书。
我在二战期间认识了托尼。之后每次休假，离开服役的军舰去伦敦，我都积极热切地追随他。我不过是牛津的一个本科生，一个水兵，学识浅薄，他却总是热情地欢迎我。当时他为了躲避轰炸，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房子，搬进了布卢姆斯伯里地区的一个防空掩体。那地方脏得没法说，还漏雨，他周围杂乱堆放着书籍、文稿，还有几只猫和盛着剩饭的盘子。文稿里有工党关于在战后使英国变得更加平等的远景计划的草案，有关于17世纪早期英国社会史的笔记，还有他早先写下的一些关于中国农民的文字片段，残破不全，纸都发黄了，都堆在一起。我和托尼有过多次长谈。他谈论当时世界的状况以及匡正的方法，谈论17世纪的英国，身上裹着好几件外套，身边的气味景物令人丧失食欲。我小心翼翼地听。“小心翼翼”并不容易，因为随时都得留神，免得托尼把自己烧了。他用烟斗抽野草，塞得不紧实，点着了的长草梗子经常掉出来，落在外套或者裤子上，随时都可能着火。他的外套和裤子总是带着许多烧出来的黑洞。
我追随托尼，心有所得。首先是认识到，关于早期近代史，现存的文件很多，足以让我们了解当事人的思想感情。仅此一点，就使我放弃了中古史，转而研究早期近代史。其次，我还认识到，西方历史中的一切重大转变，在早期的近代英国几乎都有发生：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天主教的独尊一统转变为基督教不同教派的并存，之后又产生了现世主义；清教徒的兴起和衰落；走向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和平演变半途而废；西方历史上的首次暴力革命；首次建立大规模的、相对自由的政体，政治上分权，宗教上宽容，而且有权利法案；形成了由大地产家族统治的社会，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这个统治阶层的特点是注重经商谋利，注重家长式的经营管理，对政治权力几近垄断。最后一点认识，跟得之于伯利的一样，那就是历史研究不仅关乎学术，也关乎是非。这种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我们对今天的世界的看法和主张。
对我的思想有重要影响的第四位老师汉考克爵士（Sir Keith Hancock）也是一个奇人。我是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才认识他的。他的治学业绩和谈吐首次使我相信，用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研究历史，其实是很有意思，很有道理的。有些知识，看起来迥然不相类，比如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的土地制度，史末资将军在南非的所做所为，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还有近代战争史。汉考克的著述和他本人都证明，集这些知识于一身，不仅可能，而且有效。
在青年时代结识这样四位了不起的人物，实在是我的幸运。作为当今最后一个辉格派的史学家，我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就像是依然存活的恐龙。我之所以如此，都是由于他们。他们的教诲，让我始终不渝地相信理性，相信人类在物质和道德两方面都可以取得一定的进步，相信统治者对于人民，其责任有如父兄之于子侄昆弟，相信法治，不相信人治。这种信念在今天形同估衣，色彩暗淡，襟袖褴褛，它是老派自由主义世界的残存。这个世界属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伯利和托尼都是那个阶级的后代。汉考克是澳大利亚人，然而久驻牛津万灵院，也深受那个阶级的风气熏染。
二战期间，我在英国海军服役，历时五年。每一个身历其境的人都知道，战争99.9%是无聊和艰苦，0.1%才是纯粹的恐怖。具体到我个人，艰苦的程度要轻多了，因为我住的不是统舱，是单间，——当然是跟别人合住，食品供应（尤其是烈性酒）既充足又准时。如果历史上真的有过正义合理的战争，那我以为非此莫属，这五年间，我脱离了学术生涯，但是并无遗憾。
说“脱离”也不尽然，因为在南大西洋上，我写出了第一篇史学论文，当时我是驱逐舰领航员。领航员的工作，我做得大概不是很好。坦白地说吧，我有两次把我们的船领得搁了浅。然而，我至少在船上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论文探讨的，是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海战之后，英国政府给予参战水兵的可耻待遇。题目跟我当时的自身经历有关，这一点显而易见，而更有意思的是我何从获取资料。供给我资料的，是颇有维多利亚盛世遗风的伦敦图书馆。整个战争期间，他们爽快地出借贵重而罕见的研究用书，毫无拖延地把它们投邮，寄往地球的各个遥远的角落。递送到达，常常是在读者索书之后的三到六个月。这家私立图书馆对英国人的学术生活贡献莫大，在战争年代尤其如此。
战争结束，适逢我在日本近海，归美国第七舰队代管。英国的官僚机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规定以下三种人优先复原：煤矿工人，教会牧师，还有学生，于是我在刚刚停战的时候就从太平洋飞回了英国。飞机的驾驶员曾经五十次出勤德国上空，精神和体力极度疲惫，手不断地发抖。这次飞行是我战争期间最危险的经历之一，但是它让我在1945年11月初就回到了牛津，赶上了下一学年的注册，因而可以参加大考，在次年六月以学士毕业。我加付了五英镑，又同时获得了硕士学位。这样一来，我的学士只当了十分钟，也就是把袍子和帽子换成硕士的那一点时间。此事我以为或许堪入记录。什么都没干，就用现金从一所著名大学买到了一个学位的人，如今在世的可能已经没有几个了，我就是其中之一。
之后，我并没有再接再厉，写一篇博士论文。当年从牛津、剑桥毕业的学生很看不上博士学位，认为它不过是学术界里的俗套子，一种只有外国人才干的事情，比如德国人、法国人，还有美国人。我申请了一笔研究经费，就开始写书，一个人单干，一点儿也没意识到自己有多傻。这当然是严重的失误，因为我当时非常地需要有人从旁严格监督，详加指导，而这些只有正式的导师才能提供。结果，我只能以自己的错误为师，我犯的错误还真不少。
我写的是一本传记，传主是16世纪后期的人。他既做生意，又向各国的政府放债，既做间谍，又充当外交官招募雇佣军。棉麻呢料染色必需的原料明矾，被他垄断了在全世界的买卖。他是一个事事插手（通常不是好事）的商界大亨。这个怪物起先是意大利热那亚的一个商业大家族的成员，后来落户在英国的剑桥郡做了乡绅，娶了一个富有的荷兰女人，还被伊丽莎白女王封了爵士。就是这么一个世情练达，优雅有礼，见利忘义，全无是非的流氓，写到最后，我发现自己居然挺喜欢他。当然，在传记里我还是一本初衷，说明早期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的阴暗面。传记名为《霍雷肖·帕拉维奇诺爵士》（An Elizabethan：Sir Horatio Palavicino）。
我的下一项研究，是受了托尼的启发。他写过几篇文章，论述英国内战之前的一百年间乡绅势力的蓬勃发展，颇有创见。他的观点，如果去掉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崛起的概念，还有一些靠不住的统计数据，现在看来大体不错。而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初尝试却是一场灾难。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伊丽莎白时代后期的贵族，财政状况大都不妙，岌岌可危。不幸的是，我对数据资料的处理很不得当。最先指点这些资料，要我留心的，是我在牛津的导师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但是他没有说明，历来对这些资料的解释含有根本性的错误。我的过失给了他可乘之机，他写了一篇批判挖苦我的文章。搜集学术恐怖主义掌故的人，至今奉之为典范。吃此一堑，我获得了一个痛苦的教训：凡是公诸于众的记录，从中取证之前，一定要弄清楚，这宗记录当初为何设置保存，又如何设置保存，还要弄清楚，这宗记录对于负责簿记的文书意义何在。
在讲述我如何应对这次失败之前，必须停下来说说一件别致的调剂头脑的工作：1946年我还着手写一本关于中世纪英国雕塑的大型课本，课本属于尼古劳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爵士主编的古典艺术史系列。像我这样的闯入艺术史的专业领域，实属不韪，其前后过程可以说是英国风范的典型：刚才说过，我热衷于收藏，无所不收。十七八岁的时候，这种狂热驱使我积攒英国的罗马式雕塑的照片。当时我有一辆汽车，花三英镑买的，还有一架柯达简易相机，花五先令买的，不过镜头极好，近乎奇迹。凭着这些装备，我在1936年到1939年之间的假期里漫游乡间，为英国教堂的罗马式雕塑拍照。1938年，我跟大英博物馆的托马斯·肯德里克（Thomas Kendrick）爵士取得联系。他当时正在做盎格鲁―撒克逊雕塑的全国普查。我不过是一个高中生，后来是大学一年级。他却以他惯有的慷慨让我加入他的摄影队，参与了1938年和1939年两个暑期的野外工作。
时至战后，1946年初，肯德里克受到尼古劳斯·佩夫斯纳的邀请，撰写“醍醐丛书”艺术史系列中的《英国中世纪雕塑》分册。他没有答应，原因可能是他已经有望成为大英博物馆的馆长，——不久他果然就任。肯德里克远不是一个小心慎重的人，佩夫斯纳问他谁可以替代他写书，他就说是我。当时的我是牛津的本科生，学的是历史，艺术史的课程从未修过一门，艺术史的文字从未写过一行，而且在海军服役五年，甫尔归来。佩夫斯纳的师承，是艺术史专业的德国传统。肯德里克的建议当然让他大为惊骇。但是他又感到，他只能跟我签约。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原因：“肯德里克不干，而且看起来全国也没有其他的人对这个题目有一丁点儿兴趣。肯德里克说我应该跟你签约。我本人根本信不过你，因为你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背景。但是我又别无选择。你尽快写出一章来给我看看。”语带威压，就此结束了面谈，然而几天之后，我很愉快地签了约。以我这样一个刚从海军退役的本科生，既无知，又不曾好好上学，单凭业余爱好是否能够做成这件事，我心里也没有把握，和佩夫斯纳一样。只有在像英国这样的社会里，这段离奇的插曲才可能发生，因为在当时，一度鼎盛于18世纪的那种爱好广泛、却又无所专精的绅士文化依然根深蒂固。这段插曲之所以可能发生，还在于当时的社会依然像18世纪那样，办事依靠恩惠关系的网络。在这个关系网络中，一群人数不多，但地位稳固的精英把差事、好处分配给他们的依附者和门生故旧。
二战结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在继续讲述我的自己的故事之前，还应该说说那个时候牛津大学里的学术氛围。以教学方式和为毕业考试而规定的必修课程而言，当时的牛津近代史（相对于古代史）学科，和19世纪末年成立的时候相比，没有什么改变。课程的设置沉闷窒息，既反映了英国人的岛国心态，也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公认的正宗史学的狭隘范畴。名列甲等的毕业生，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多数确实没有学过欧洲之外任何大陆的历史，除了英国，对其他国家（包括苏格兰，甚或爱尔兰）的历史都只有极少的知识。对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文化史、艺术史、思想史、教育史、家庭史毫无所知或所知甚少，从来没有接触过量化方法，没有接触过劳工阶级的历史，在学生中不是什么新鲜事。历史学科的人不知道各门社会科学，知道的也是在礼貌客气中隐含轻视。但是，另一方面，在富有才华、勤谨敬业的导师的监督之下，牛津的本科教育有几点无人可比：一是养成快捷清晰的文笔；二是鼓励对证据详加分析；三是让学生思路开放，接受对单一或复杂事件的不同的解释。我能有这样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幸运之至。
二战结束后，英国曾有过一段无限乐观、无限自信的时光。如今帝国即成以往，幻想破灭，万事萧条，英国在纯学术以外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只能算是一个三流国家，当年的乐观和自信几乎被人遗忘，更难被人理解。我们这些1945年从战场归来的年轻人，自以为拥有整个世界，以为一切学术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那些为害人类的问题更不在话下。我们如此的相信未来，或许是由于战争期间和美国盟军关系紧密，多少受了他们的感染。无论是否如此，当时的核物理学家、牛津的哲学家、社会史学者、凯恩斯派的经济学家，以至于政治家，都是这样的乐观。我清楚地记得和彼得·斯特劳森的一次餐叙，他现在是牛津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那次他说到自己的恐慌，怕身值壮年的时候无事可做，因为照当时的学术形势看，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哲学问题需要解答了。在史学领域，我和其他一些人对一种崭新的方法也抱有同样狂妄的信念。我们诚心归向巴黎的《年鉴》派史学，确信凭藉社会史和经济史的量化研究，不久就能攻克史学里最顽固的种种难题。前辈史学家缕数政治事件那种叙述，我们戏称之为“历史故事”，不屑一顾。我们以为，用我们新的工具和新的方法，早晚可以解决诸如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由来、资本主义的根源、资产阶级的兴起等等迄未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激进的史学家，活在1945年是天赐之福。《年鉴》和《经济史评论》的每一期，我们都是翘首以待，好像每一期里都会有一篇文章为探索和解释历史展示新的前景。我之所以着重回顾当年的那种自信与狂热的气氛，是出于今昔的强烈对比。在当下的1985年，人文学科所有分支的通病，是对于真理和真实的根本存在以及认知它们的途径缺乏自信，不敢肯定，小心翼翼，充满狐疑。
20世纪40年代后期大家对于新的社会史的种种可能乐观其成，这使我感到振奋；另一方面，特雷弗—罗珀诋毁我的学术信誉，我也因之备受刺激，我于是决定开始一项大规模的研究。研究的对象是英国的贵族，涉及的方面包括他们的种种经济来源及其经营管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军事实力，他们品藻各色事物人等的价值标准，他们的生活习惯、教育、家庭结构，时段是英国革命爆发前的一百年。我初始的设想，是把那个时期的英国贵族当做整个统治阶级的缩影。这个统治阶级力不胜任、不识大体、颓废没落，眼看要被新兴的资产阶级代替。十五年的小心研究让我认识到，这个过于简化的模式不符合事实。我以之为起点的马克思主义对英国贵族在革命中的作用所作的解释，在实证的碰撞之下破碎了。
进退两难之际，马克斯·韦伯为我指明了出路，他的理论我知之恨晚。韦伯的著作，虽然它们的英文版跚跚迟来，译文不过勉强达意，给予我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一个别的学者的著作。从20年代50年代中期直至今天，他对阶级和社会地位的巧妙区分、对观念和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关联的严密关注，一直指导、激励着我的思考和研究。
但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的影响，都不能解释我为什么选择把学术生命大半用来研究占统治地位的上层社会的行为、习性、思想，而非大众的行为、习性、思想。我之所以集中研究这样一个少数群体，理由之一，在于唯独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有翔实的记录，可以开展全面、深入的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的调查。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不断，相互议论的文字不断，而且保存自己写下的文字，以此而言，当时真正“能文”的，仅此一小撮人。谁要是想探索发现怪异或者真实的性格、爱恶欲的私密细节、钱财上的投机不轨、争夺权力和地位的阴谋诡计，他就无可避免地要集中关注上层社会，因为在过低的社会阶层里，关于个人生活的证据太少了。虽然我的研究十分倚重量化证据，——我的书里大都含有数据图表，我首要的关注一直是人，有如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名言：“人是我的猎物。”在以人为目标的追寻和探索中，我无可避免地被引向了上层社会。
专注研究上层社会的另一个理由，是曾经有好几百年，英国的政治统治者，高雅文化的赞助人和主要消费者，都出自这一群人。一个英国人，不用去读帕累托的著作，就比任何西方国家的居民更加清楚上层社会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明确地意识到他身处的社会是分为阶层的。繁复的阶层之分，其表面特征即便在今天仍然时时可见：口音、词汇、衣着、饮食作派、甚至身高和体型。在数百年的历史里，英国的大地产家族在很大程度上垄断了所谓“韦伯三大要素”：财富、地位、权力。出于上述两个原因，我以一生大部分的时间追寻他们在档案里留下的踪迹。
事有凑巧，英国贵族的私家档案，由于主人的财政拮据，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首次对外开放，我深入调查，算是选对了时候。或在档案室，或在酒窖，或在阁楼，翻检阅读此前无人查看过的大批文件，令人兴奋得头晕目眩，我在十五年间得享此乐。每一处的私家档案，首经触目之时最像是看戏，它们各有各的品相，可以是整齐之至，也可以是杂乱之至。在一家大宅邸里，已故的公爵曾尽其一生的精力，为他所搜集的繁浩的家族文档分类编目。据说，他临终的时候叫人把他抬到档案室里，安置于写字台上，这样他可以死在心爱的文档中间。他的儿子是一个花花公子，忙于追逐姑娘，无心回复学者们再三再四的来信。纯属偶然，他的上了年纪的老保姆接听了我的电话。她文雅礼貌地同意了我的要求，让我接触档案。这处档案放满了好几个房间，内容令人称奇，目次井然也令人称奇。我相信，公爵的尸身被移走之后，我是头一个在那张桌子边上坐下来的人。
在另一家大宅邸里，我曾在隆冬时节蜷缩在一间冰冷的长厅的尽头，大衣之外又裹了几层被单，抄写不停。长厅的另一头闪烁着一小炉煤火，两个上了年纪的仆人坐在火边，悠闲地擦拭着一副17世纪的铠甲，以备夏天的游客观赏，同时没完没了、居心不良地闲话他们的男女主人。我逢到手指冻僵，握笔不住的时候，就过去跟他们一起在火边待一会儿。这种情景恍若是在17世纪。
还有一家宅邸，在我造访的三十年前曾经失火，烧空了房屋。档案室里的收藏获救，之后被统统塞进了当时马厩上层的一间屋子。马厩后来改作了车库。主人领着我，侧身蹭过他那辆罗尔斯—罗伊斯的宽大车身，爬上吱吱作响的楼梯，在生了锈的门锁里拧动钥匙，然后推门，门不动，用力再推，开了一点儿，展现出一片文件的海洋，纸和羊皮纸的写件堆满了地板，高处可达三英尺，低处也有一英尺。要想进入，只能从纸堆上踩过去。我尽量放轻了步伐往前走，从13世纪到19世纪各个年代的火漆印封噼噼啪啪地在我的脚下破碎。我为此感到一生少有的愧窘。后来，由我从中作成，这宗重要的档案转交地方档案馆保存，并且分类编目，我的内疚这才稍获减轻。
有的时候，档案的主人会邀我共进午餐。其间的经历几乎是千篇一律：餐厅的装潢赏心悦目，壁悬名画价值百万；酒是极品好酒；饭菜却做得极差，差到难以下咽；管家衣着邋遢，服务极不靠谱，有的管家还是醉醺醺的。我在写作《贵族的危机》期间，学问生涯的甘苦即如上述。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的兴趣范围增广。这先是由于知道了韦伯的学说，之后又受到其他两件事的影响。一件是我在1958年加入了《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的编委会。以我的偏见，全世界的史学期刊有两家最好，这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家是《经济、文化与社会年鉴》[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当时的编委一半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多是长年的共产党员，新近因为苏联入侵匈牙利退党），一半是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两边人数相当。然而，尽管编委会活动频仍，争论不断，在我的记忆里，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思想意识的对立却没有一次没有成为分歧的界限。这件英国思想史上的小小故实，我虽然无从解释，但以为堪入载籍。
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另一件事，是1963年离开牛津到普林斯顿就职。除却婚姻，这是我此生所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促成的动力有推有挽。就推斥力而言，牛津的历史学科以英国的政治、宪政为中心，自筑藩篱，不可逾越，让我感到厌倦。同时让我厌倦的，是作为导师，要花费很多时间跟学生见面，单调乏味，重不堪负。就吸引力而言，此前两年，我曾经访问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期间看到那里思想开放，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新观念、新学科、新领域。在普林斯顿，我有两个新的发现：一是新的史学，再就是美国（之前我对美国的历史一无所知）、近东、东亚。这个全新的世界观催生的最早成果之一，是我和我的同事、朋友马利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合作的论文，比较英国和日本的教育和近代化过程。
在20世纪60年代，另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曾经有好几年极大地影响了我对历史进程的解释，——美国政治理论家就与“近代化”和革命相关的问题所作的研究。如今回首反顾，我觉得，自己当年热心于他们构建模型的方法，恐怕是过分了一点儿。但是他们至少提供了两个极有价值的工具，我以之攻坚克难，完成并于1972年出版了《英国革命的缘由》。一个工具是略偏主观，但是用处极大的成因分类：把诸如英国革命这样的爆发于一旦的事件归因于长期、中期、短期的缘由。另一个工具是“相对剥夺感”的概念。这个概念让我不再错误地认为，已经观察到的群体行为和这个群体的实际生活条件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在描述英国革命的缘由的时候，我滥用诸如“先决条件”、“催化因素”、“导火索”、“多重功能障碍”、“J型曲线”等等词语，陷入了一个专业术语的小泥潭。这些术语和相对剥夺感的理论让我在英国的批评者感到恼火。我对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社会科学的新潮观念、术语的热情，被他们当作讽刺的题材，以之取乐。如果我今天写这本书，使用术语的时候会多加小心。
当时正在美国开展的、以电脑为工具的量化历史研究，其处理数据规模之大、涵盖范围之广，是我在普林斯顿的另一重大发现。心怀这个美妙的新世界所激发的热情，我构想了一个计划，继而获得了资助，付诸实行。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统计，针对英国社会的上层，取样时段从16世纪到19世纪，旨在调查这个阶层成员的社会流动性。指导研究人员、为史料编码、跟电脑程序员沟通、把一摞又一摞浅绿色打印纸上的数据汇编成表格，这些事情幸亏有我的妻子照料，她为这个计划工作了十五年。我则是中道而辍，原因下面再说，这个项工作的结果是去年才出版的《开放的上层？1540—1880年英国社会研究》。
我来到普林斯顿，所看到新鲜事儿还不只是政治学理论和电脑量化研究。当时影响了我的思想变化的还有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的著作，我由之学到的东西之一，是中等范围的概括。我以为，用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来界定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可以避免包罗万象、笼统不实的空头理论；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像眼下许多青年学者那样，把实证研究局限在极窄的领域里，务求确凿，所得的结果除了一两个同行的专家，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我和伊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虽然在牛津是同事，然而我第一次发现这位优秀的人类学家所做的研究却是在来到普林斯顿以后。再后来，我受到新派的符号人类学诸位学者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研究做得最为漂亮的是我的朋友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人类学家对史学家尤为重要的贡献，一是在于提醒我们“细节描述”的作用之大，也就是说，一些动作、事件、符号、姿态、语言或者行为的模式，貌似琐碎而不足道，但是，内行人细心观察，却可以用它们揭示出完整的思想体系；二是在于让我们留心血缘关系、家族谱系、群落的结构。这些事情，如果没有人类学家的指引，史学家往往不知其意义何在。
对家庭和性关系的历史的兴趣无可避免地把我引向了心理学。我觉得弗洛伊德学说的用处不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价值标准局限于19世纪末期的中欧，不能用来说明再早的事情；另一方面是由于他认为，人格在生命的头几个月或者头几年就差不多固定了，这种思想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不顾历史环境的。一个专业史学家，如果关注人的天性和后天养育之间、内在的驱动力和与之抗衡的文化影响之间的持续互动，那么用处大得多的是由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或者杰罗姆·卡甘（Jerome Kagan）等等比较晚近的自我心理学家逐渐发展出来的个人发育成长模型。当然，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里承认文化对人格的塑成作用，但是他的看法是否定和悲观的。
在总结我的学问生涯之前，我得说明自己为什么中断了对英国上层的社会流动性的研究，而以五年时间写了一本大书《1500—1800年英格兰的家庭、性与婚姻》（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这本书几乎完全取证于不含量化数据的印刷文献，作者大都属于社会上层。它既重视人们情感的发展演化，也重视家庭和两性关系结构的发展演化。写作的过程是这样的：1973年我因为轻度心绞痛住院六个星期，摒绝来宾、电话，以及一切跟外界的接触，之前我一直在修改一篇关于家庭史的讲稿。在医院里，我感觉良好，每天八小时睡眠，此外就是大块的时间可以用来阅读，无人干扰。每天十六小时，整整四十二天。如果我没算错，——有人认为我的算术不好，我有六百七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于是我向妻子交代：大学图书馆库藏的所有英国家信、自传、家训、日记等等，凡属16、17、18世纪的，一应搬来，放置床头，外带足够的纸张。如此装备齐全，我阅读，阅读，再阅读。六个星期之后出院，写书用的材料差不多已经攒足了。这就是中场休息的开始，五年以后，也就是1977年，我才又回头从事量化数据的社会流动性研究。
我对巴黎《年鉴》派史学家的敬佩（一直都是有节制的）从未动摇过，无论是在牛津还是在普林斯顿。然而时代和人的心态是推移变化的，今天我仍然保持着对《年鉴》群体的敬佩，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具才华、最能创造开新、最有影响力的史学家。但是，对于他们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我已经渐生异同。这些看法见于我的恶名昭彰的论文《叙述的复兴》，发表于1979年。我以为，他们常用的方法论上的界划，——把静态的“结构”（structure）区别于动态的“组合”（conjuncture），未必总是最佳的手段。我更加不能接受他们关于历史成因的三层模型，——经济和人口是基础，社会结构是中间层，然后是由前二者生成的上层建筑，诸如意识形态、宗教、政治信仰、心态。这个像婚礼蛋糕一样的分析模型，其前提是物质因素的作用大于文化因素。这一点我不赞成。这个模型还认为，三层成因之间上下有序、主从分明，否认它们的关系可能是一种持续而有力的互动状态，而韦伯已经很清楚地指明了这种可能性。
我和“年鉴”学派的最后一点分歧，在于他们热切地搜集关于物质世界的量化资料，其背后是强烈的唯物主义实证论。这种理念，即便是在“二战”刚刚结束的那几年，我也不能全盘接受。举例来说，学派最著名的创新著作，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几乎没有提到宗教，不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
我在1979年发表的那篇关于重新重视叙述的文章，意图坦白无隐，就是要如实申说我所看到的史学专业在当时的趋向，绝对不是要为将来指路。文章的主旨是把当时史学里的一股复归的潜流公之于众。复归的去向，我在文章里宽泛地定义为“叙述”，如今想来，这么说是起了误导的作用。很多方面的人以为这篇文章是要发起一场反对量化的社会科学和分析史学的运动。激于义愤的卫道之士，为了保护他们的专业地盘和项目经费，在几乎所有史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指责我背叛了一度效忠的伟大事业。老友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作为社会科学历史学会的主席，悲痛大于怨恨，在大会发言中庄严地宣告，我不再是组织的人了。在有些地方，我因为这篇文章立刻变成了贱民。然而没用几年功夫，我相信，我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现在，除了在经济史领域里仍然占统治地位，计量史学已经处于弱势。更加具有人文色彩的、更加重视叙述的治史方法越显繁荣，专治单一人物或单一事件的微观历史日见风行，政治史正在复苏，——新型的、牢固地和社会研究、思想文化研究交织在一起的政治史。就连思想史也发生了惊人的再生变化，不再是枯燥的“观念承传史”，像捉兔子游戏一样，归宿不是柏拉图就是亚里士多德。
我一切的工作都建立在两个关于历史进程的基本假设之上。一：重大事件必有重大原因，绝不仅是区区细节所致。二：凡是重大事件，其原因必有多重。这个因果观有欠纯粹，曾经招致批评。我尊重很多学者的判断，他们用“购物清单”来形容为解释任何已知现象而汇总到一起的多种原因。也就是说，这种方法不加斟酌地列举一大长串类别和重要性都相差很远的变量。此话不假。但是我可以用韦伯曾经用过的理由来为这种方法辩护：被汇总到一起的诸多原因，只要它们相互之间构成一种有选择的亲密关系，只要它们不是偶然碰到一起，而是有一种逻辑关系使它们具有同一的指向，并且使它们相互支持，那么它们就具有说服力。尽管有人不以为然，我还是坚持采用多种原因相互促进的反馈模型，而不采用把原因按照轻重大小线性排列的等级模型。不过，我承认，有的时候我没有说明，所谓的“有选择的亲密关系”在实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
回顾我的知识历程，明显特出的一点是我从来不在任何地方久留。历史学家大都是挑选一个比较窄的领域作为自己的专业，在同一块园地里耕种培植，终其一生，勤谨关爱有加无已。这样做的好处，是成为那一小块地界里的世界级专家，用与年俱增的知识、专长、经验构筑起一套学术系统。我则是刻意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在历史的原野上漫游，罕见的随意，尽管就文化而言，我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英国，就阶级而言，局限于大地产家族。我的学术漫游首先是时间上的远涉，从中世纪直到19世纪。第二是研究专题的变换，从传记到社会史，再到教育史，再到家庭史。第三，我从很年青的时候起就意识到，得自历史的智慧受时间的局限，因而一直不停地寻求比以往更加适用的理论、概念、手段、模型，在方法论方面也是一直不停地寻求借鉴，从马克思到韦伯，再到到一些现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先是社会学家，继而是政治学理论家，再后来是人类学家。
像这样从一个世纪漂到另一个世纪，从一个专题跳到另一个专题，并且借用不同的方法，自有其无可避免的危险和缺陷。首先，这样做意味着工作的速度很快，快就会导致错误，通常是小错，但有时也会是严重的错误。第二，我对任何一个专题、任何一个世纪、英国的任何一个地区的学识，其透彻的程度都比不上在相应的领域里终生耕作的学者。第三，我想对繁复多端的问题加以规范，使之呈现条理，比如英国革命的诸多原因，或者家庭的演变，这样做就难免过分地依赖图形、表格，难免概括失当，需要再加调整。然而话说回来，在历史和其他任何的学科里，没有不需要再加调整的概括。第四，我的专门知识主要集中在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贵族，因而对于下层各阶级的行为所下的论断有时过于轻率，有欠调查。学术界的许多更为严谨的评论家，因为我有上述的缺陷，每收到一本我的新著就会本能地拿起笔来，写道：“这是斯通惯常的故伎”。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我也不曾受到下述学说的危害：帕尔森的功能主义社会学，法国的结构主义，还有语言学的解构主义，——但愿“免受其害”的说法不为过分，原因在于我一方面全然弄不懂这些学说的意思，另一方面又直觉地以为它们过分地简化问题，必定不对。
我一直关注公共事务，这对我的学术生活产生了两种影响。首先，我尽力接近更多更广的受众，避免关在学术的象牙塔里。具体的做法是在全国性的期刊上就各种各样的书籍发表意见，经常是批评性的。这样做当然有很高的风险，通常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吃了我的批评的人早晚要抨击我的著作，以求报复。此外的另一个做法，是把业已精装出版的大型学术著作加以删节缩编，用廉价的纸皮版再行面市，让普通的读者能够看到我的书。
关注学问天地之外的世界，所产生的另一种影响更加深刻久远。对这种影响，我在它作用的当时惘然不觉，但是过后思量，却清楚地意识到：我对以往的人和事的史学兴趣，其变化往往是对当前生活中的事件和价值标准的反应。我的第一篇论文的内容是伊丽莎白时代海军水手的生活，1942年在驱逐舰上写成，地点是南大西洋。我的第二项史学研究是一个奸诈的国际金融家的传记，大部分写成于英国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的早期，当时人们的社会主义热情高涨。第三项，关于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早期贵族的研究，调查期间正值英国贵族面临全面的财政危机，大量的乡间宅邸被弃置不管，任其衰朽。我的关于大学教师和学生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在英国曾经几度蓬勃发展，被人们极度看好，20世纪60年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当时让我着迷的，是何以英国在1560年至1680年之间出现过类似的教育繁荣。经过了1968年至1970年之间的学生骚乱，在激动人心的兴盛和富裕突然终结之后，我对教育史的兴趣延续不断，但是心情要比以前悲观。我转而集中关注，在1680年至1770年之间，文法学校、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人数急剧下降，原因何在？我的研究家庭、性、婚姻的著作，构思、写作是在20世纪70年代。在那个时期，离婚率陡升，婚内怀孕率陡降，性关系较之以往大为混乱。由于妇女解放运动和已婚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的急剧升高，男人和女人各自在生活中的职能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原因使得家庭、性、婚姻成为当时人们迫切关心的问题。
我写《开放的上层》的时候，英国大地产家族的消失，以及这些家族在英国的强盛和衰败中所起的作用正引起公众的兴趣，兴趣之高可见于两件作品的空前火爆，一件是根据伊夫林·沃的小说拍摄的电视剧《旧地重游》，另一件是马克·吉鲁亚德（Mark Girouard）的著作《英国乡间富豪宅邸》（The English Country House）。这项研究开始的时候，公众认为住在这些豪宅里的贵族正在经受垂死的煎熬，批评家则认为，英国在当时的衰落，病因在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企业家的第二代仿效大地产贵族世家的闲在生活，仿效他们凡事玩票，不求专精的价值标准。
尽管我茫然不觉，但是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好像总是在激励我回望过去，探问历史上曾否有过类似的潮流或者问题，当年的人们又是如何对待。如此写成的历史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如此胸怀当今，放眼过去，有一个严重的危险：那就是用来看待过去的，不是当时的标准，而是后来的立场和眼光。如果写史的人念念不忘的事情，是证明我们如何由彼过渡到此，那就很可能犯辉格派史学的目的论错误，曲解曲用史料。然而，话说回来，解释当今，是对历史感兴趣的主要理由。预防目的论式的曲解曲用，首要的原则，是牢记过去的人跟我们不同，而研究和解释这个不同，永属必要。进一步的预防原则，是时刻不忘历史中的偶然因素，也就是说，要意识到在任何时候都有另外的可能，它们是可能成真的事情，仅仅是没有成真而已。简而言之，就是记住“克列奥帕特拉的鼻子”的理论。
我在学术海洋中的奥德赛航程，有成有败，到此暂时告停。我在航程中曾经受到女妖、恶龙、海蛇的攻击，曾经误辨方向，至少一次险遭灭顶。我虽然脱险并且继续前行，却还没有看到伊萨卡。但是，我希望，我的航程尚未终结。
（选自Douglas Greenberg、Stanley N。Katz编，The Life of Learning，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周运
哲学：
《海德格尔在美国》（Heidegger in America，Martin V。Woessner，Cambridge UP，2011），本书写海德格尔在美国的接受史及其思想遗产。美国比较早接触海德格尔学说的是格林（Marjorie Grene）、西德尼·胡克、法伯（Marvin Farber）等人，而纳粹上台后，海德格尔的大批弟子流亡美国，如汉娜·阿伦特、利奥·施特劳斯、卡尔·洛维特、赫伯特·马尔库塞、汉斯·约纳斯、克利斯泰勒（Paul Oskar Kristeller）、安德斯（Guenther Anders，阿伦特第一任丈夫）、洛瓦尔德（Hans Loewald）等人。他们为海德格尔思想在美国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二战后格雷（Jesse Glenn Gray）着力向美国介绍海德格尔思想。而卡尔纳普，以及海德格尔的学生马尔库塞、安德斯等人也转向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批判。其实较早与海德格尔进行思想论战的是卡西尔，1929年达沃斯论战，就是他们思想的直接交锋。当时观察者把这一幕和托马斯·曼小说《魔山》里一个人文主义者和一个耶稣会士的对决相比。
斯基德尔斯基（Edward Skidelsky）在《卡西尔：最后的文化哲学家》（Ernst Cassirer：The Last Philosopher of Culture，Princeton UP，2008）一书里说，达沃斯论战，一面是作为康德和歌德继承人的卡西尔，博学儒雅，彬彬有礼；一面是海德格尔，一个乏味的神学生，阴郁而热心。列维纳斯回忆说：作为一个年轻学生，他对此印象深刻，因为其见证了世界的创造与毁灭。而四年后，海德格尔投入纳粹怀抱，卡西尔则被迫流亡。
其实二人不止对立那么简单，还有很多联系与交往。“他们彼此从对方窃取观点，并将其转化成自己的哲学风格。”1925年，《德国文献报》送给海德格尔一册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第二卷，当时海德格尔正在写作《存在与时间》。他受卡西尔影响了吗？确实有可能。因为其中“东方作为光的起源也是生命的起源，而西方作为日落的地方也为死亡的恐怖所笼罩。……”（Ralph Manheim英译本第67页）而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里也有类似的段落：“日出、日午、日落、午夜。……教堂与墓地分别向着日升和日落设置，那是生与死的场所。……”（北京三联陈嘉映等中译修订本，第120页）戈登（Peter E。Gordon）也指出卡西尔在第二卷对神话的研究激起了海德格尔兴趣（见《欧陆的分裂：海德格尔、卡西尔与达沃斯》[Continental Divide：Heidegger，Cassirer，Davos，Harvard UP，2010]，p。10），1928年海德格尔还为此书写了持反对意见的书评。
对达沃斯大多数参加者来说海德格尔代表时代精神，他是真正的哲学家，而卡西尔不过是哲学教授而已。而战后学者们开始反思该事件，对卡西尔的研究也开始重视起来。
斯基德尔斯基说，阿比·瓦堡是尼采和布克哈特的非理性主义继承者，而瓦堡图书馆对卡西尔有重要影响。歌德与瓦堡是理解卡西尔思想的两极。所有德国自由人都把歌德作为榜样和道德导师。梅内克说对歌德的公众阅读是二战后国家再教育的基本形式。他是自由德国失落的英雄。对卡西尔和其他人来说，歌德代表德国的公正与美好，有两个德国：歌德“好的”德国和希特勒“坏的”德国。而托马斯·曼1939年在小说《绿蒂在魏玛》中，质疑歌德的伟大人道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地位，怀疑他诗性视野的客观性，而卡西尔回应了托马斯·曼，《人论》正是这一作品。
历史：
《圣本尼迪克特教规》（The Rule of Saint Benedict，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Bruce L.Venarde，Dumbarton Oaks Medieval Library，Harvard UP，2011）。
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这套“敦巴顿橡树园中世纪丛书”，上接古希腊罗马的“勒布丛书”，下启文艺复兴的“伊塔蒂丛书”（I Tatti Library）。该丛书里的圣本尼迪克特《教规》大约写于6世纪40年代，成为基督教修道院传统最重要的文献，在千余年里指导着修道院的生活，对于研究中世纪修道院组织及其生活，有重要意义。圣本尼迪克特鼓励读书、推动读书，特别是其中规定了修士要读《圣经》，如第48章规定：“懒惰是灵魂的大敌，所以兄弟们应当在某些季节从事体力劳动，而在某些时刻阅读神圣的书籍。”后来西多会、克吕尼会、奥古斯丁会都参照其规定制定了自己的章程。所以圣本尼迪克特《教规》对促进中世纪修道院的抄书、读书和藏书传统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圣方济各本人反对会友藏书、读书，而其去世34年后，方济各会也通过了读书的章程。
莫尔森（Gary Saul Morson）在“传统与反传统：激进知识分子与俄罗斯古典文学”一文中（见《俄罗斯思想史》[A History of Russian Thought，Edited by William Leatherbarrow and Derek Offord，Cambridge UP，2010]，第7章），引述了马丁·玛丽娅的话说，用“自我意识”、“批判思想”或道德激情一类联系很难把俄罗斯知识分子归为一个“阶级”，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却给极权主义铺平了道路。一个集团的信念是把一切都视为政治，这使其成为俄罗斯激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莫尔森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9世纪唯一一位预见到了20世纪极权主义这一历史最血腥和残酷现象的思想家。《群魔》里希加廖夫提倡建立一个统一监视制度，以一切平等的名义，淘汰掉“一亿颗人头”，蓄意消灭天才或天赋。韦尔霍文斯基解释说：“只有那些有很高才智的人才能达到很高的科学和知识水平，而有很高才智的人却是用不着的……要把他们放逐出去或处以极刑。西塞罗要被割下舌头，哥白尼要被剜下眼睛，莎士比亚要被乱石砸死……完全平等！……必不可少的只是必不可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南江译本，第472—473页）
而俄罗斯知识分子到了苏联时期，处境和地位就发生了明显变化。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在《文化前线：俄罗斯革命时期的权力与文化》（The Cultural Front：Power and Cultur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Cornell UP，1992）一书主要谈35年里（1917—1953）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起先布尔什维克党获得政权时，跟知识分子矛盾很大，互相死命侮辱对方，他们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把布尔什维克视为沙皇的继承者。在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看来，关键要保护大学的自治以反对国家强加于其上的政治控制的努力。而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关键问题是阶级，“资产阶级”教授试图通过阻碍大量工人阶级学生从高校毕业的手段来阻止高校的民主化。他们矛盾激化，到1922年秋，100~150位“反苏维埃的律师、文人和教授”被驱逐出苏联，而且他们似乎是从自由知识分子领袖中随机选择的，其中有哲学家弗兰克、别尔嘉耶夫、洛斯基，社会学家索罗金等人。还有一位哲学家被契卡逮捕多次，都因为列宁赏识他宗教的文章才获释，后来流亡国外。
当然党内也有不同声音，如当时的人民教育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他的价值观更接近于非党的知识分子观点以及布尔什维克的青年“土耳其人”，后者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和其他好斗的共产党文化组织为代表，他们喜欢建立文化的强制性政治，在学术和艺术各领域建立党和无产阶级统治。其中青年土耳其人的左派，拥有先锋派艺术家如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戏剧导演梅耶霍尔德所认为的革命的艺术和革命的政治有天然的亲缘关系的共同信念。20世纪20年代，这些好斗的青年通过党的温和派如卢那察尔斯基来获得对文化日常工作的控制权。他们到20年代末期成功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当文化革命如花如荼、登峰造极之时。
虽然党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前线进行着斗争，但他们彼此间有更多相似性。尽管党称自己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但其早期的所有成员都来自知识分子，而俄罗斯知识分子有着长期激进与革命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他们彼此都是苏联社会的精英团体，这也辩证地说明：如果文化是精英，权力就必定是输家；如果权力是精英的话，那文化必是其臣仆。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布尔什维克是苏联社会新的特权和上层阶级，尽管党保持低调，这个“最大化的党”刻意在20世纪20年代让干部的薪资水平在教授之下。而对布尔什维克来说，知识分子在旧制度下是一个占有很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精英，并且试图在苏维埃权力下继续保有这些优越性。通过二者间复杂的关系就可以理解当时的历史了。因为20年代没有“资产阶级专家”的合作，苏维埃制度就不可能生存下来。列宁特别指明了这一点。
而在文化革命期间，好斗的文化革命组织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新的解读。那就是资产阶级专家试图挤进党的工作日程，因为他们比在他们手下工作的党员知道得多。专家们已经损害了苏维埃经济并攫取了苏维埃权力，资产阶级对文化的统治也要被推翻。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兼具专业和政治忠诚性，要被训练出来代替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破坏分子。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于党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制度的集体态度比以前更为实际，因为党显然正准备开始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建设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认可的强盛国家。
这样文化革命在1928—1929年出人意料的开始，让权力和文化的矛盾达到顶峰。很多知识分子被攻击、被侮辱、被迫离开工作岗位，有些甚至被逮捕。他们发现已经无法有效回击了，很多人似乎已经被吓得不敢尝试了。内战期间一种无权的脆弱感又回来了。这时威胁与身体相比更多是心理上的，因为受害者感到痛苦和惊讶的是苏维埃制度根本不承认其忠诚性，让知识分子感到更大的屈辱。因而他们发展出个人保护的新技术，以讨好权力。文化革命代表了苏联社会与政治“谁打倒谁”（Kto kogo？）的高潮，无产阶级“权力”和资产阶级“文化”被卷入一场致命的战斗。
有的西方学者还在研究苏联这场文化革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因为其时间不过短短几年（1928—1932），而老知识分子很少被送出城到新地点（如在中国被关进牛棚）或在乡下教书，他们也很少大批被捕或被关进劳动营。而且文化革命一结束，他们又恢复了以前的地位。老教授又获得了以前的权威，科学领导工作又回到了科学院。但也有例外，如著名思想家弗洛伦斯基（Pavel Florensky）1928年被流放，后来因高尔基夫人的斡旋，被允许回到莫斯科，而1933年再次被捕，被判在西伯利亚服10年徒刑，最后于1937年12月被秘密处决。
相同点也不少，这个反官僚主义运动的发起者是共青团，成员年龄在14~23岁之间，其行为和中国的红卫兵很像。斯大林在1928年支持他们攻击官僚主义，和60年代中国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态度是一样的。但仅仅把其当作斯大林利用的工具，也未免简单化。而其反官僚的热情被党的领导所疑虑，因为它倾向于支持党的反对派，并指责“官僚堕落”的领导。后来到1931年斯大林又代表官方出面终止了这场文化革命。
这个30年代开始的文化革命打击了知识分子，而另一波1937—1938年的大清洗更加打击了知识分子。第一时期让知识分子感到震撼、侮辱、怯懦，尽管持续了几年的打击和随后被集体恢复了名誉。而第二时期与其说知识分子，不如说是共产党精英承受了沉重的打击，当然知识分子也遭受了实质的损失。一方面他们知道自己的无权、屈辱，这种现实性主导了半个多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从未失去文化革命后恢复并获得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特权。而斯大林时期，文化政策合法化的发展，并非通过党的教导或党领导人的声明，而是通过非党人士文化权威的指引，如文学界的高尔基，艺术界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科学界的巴甫洛夫，教育界的马卡连柯，还有李森科等人。巴甫洛夫一直持反共立场，他尖锐地批评制度的压迫、教条，对宗教的迫害。而到他生命最后几年，特别是1933年德国纳粹掌权后，他才改变口气，赞扬党的成就，特别是对科学的支持。而苏维埃政治文化的清教主义倾向愈加明显，他们反现代主义和反西方主义，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人就首当其冲，指责其为形式主义以及被爵士乐和流行音乐所蛊惑。1936年的“麦克白夫人事件”代表了苏联文化生活的政治化结果。
斯大林把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农民列为苏联社会三大基础成分，尽管他说三个集团拥有平等权利，但知识分子明显处于顶端。而且知识分子的范围比以前更广了，它不但包括新老知识分子，也包括共产党整个领导和管理的干部群体，这样斯大林和政治局成员都成了知识分子的官方代表。知识分子无疑成为苏联精英的同义词。斯大林时期知识分子作为被打击和羞辱的对象，他们之间“谁打倒谁”斗争的结果并不明晰：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自由和自尊，但却赢得了文化战争。共产党在其与文化相关方面失去了自信，尽管其赢得了权力战争。可以说双方都同意称党为最后的胜利者。
自从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出版以来，西方出了不少受害者回忆录，如金斯堡、沙拉莫夫人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夫人的两部回忆录。而莫库尔斯基这本回忆录《古拉格的老板：苏联回忆录》（Gulag Boss：A Soviet Memoir，Fyodor Mochulsky，Trans。by Deborah Kaple，Oxford UP，2011），却是唯一一本从古拉格雇员角度写的，他1940年到1946年曾经当过两所靠近乌拉尔山劳动营的管理者，所以对其中运作、囚犯的管理以及看守者的心态着墨颇多。他的故事让我们反思一个“普通人”如何参与到这个极端作恶的行动中的。莫库尔斯基的心态是把自己定位于“坏人中的好人”。他1940年到位于波库拉河畔的波库拉格集中营，没过多久，就有一位夜间守卫忍受不了眼前所看到的一切而上吊自杀了。他代管另一个集中营时，得知这个单位的老板一回来就被送去当了囚徒，管理者和囚徒看来只有一步之隔。他亲眼看到大批囚徒的死亡，一幕幕悲惨的场景在这里司空见惯。
他持一种开明的态度，和叛乱的囚犯谈判，满足他们更换厨师的要求。而在第24章，他写了一位波库拉格集中营的女人，以前是商店的收银员，因为想买一件东西，可身上没带够钱，就先拿了收银台的100卢布，想明天再还回来。因此被抓，被判在古拉格服刑3年。她长得很漂亮，可能是为了获得更好待遇，因而多次诱惑他这位还没成家的领导，都被他拒绝了。而这个女人后来和他一个好朋友，在克格勃工作的鲍里斯好上了。到40年代末，她才和丈夫离开古拉格。
莫库尔斯基的回忆录从不同角度对古拉格提供了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
现在研究者对苏联建立古拉格的目的，分歧很大，没有定论。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不同的说法。对于古拉格的起源、功能和机构的全面介绍，可参考巴恩斯（Steven A.Barnes）的新作《死亡与改造：古拉格与苏联社会的形成》（Death and Redemption：The Gulag and the Shaping of Soviet Society，Princeton UP，2011）。
社会问题
克拉诺（Carl F.Cranor）教授的《合法中毒：法律如何让我们处于中毒的危险境地》（Legally Poisoned：How The Law puts us at risk from Toxicants，Harvard UP，2011）一书用丰富的事例和个案讲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到处充斥着工业化学品和有毒物，可谓触目惊心，而法律却严重滞后，很难发挥保护公众健康的作用。
喝塑料杯中的水或苏打，吃罐装食品，你就吸收了双酚A。当你用化妆品或护肤液时，你就通过皮肤吸收了铅、邻苯二甲酸盐等其他物质。邻苯二甲酸盐会进入子宫，可以在羊水中发现。儿童身体会比成人过早成熟。邻苯二甲酸盐会促进乳房过早发育，使男性出现女性化、不育、睾丸未降等症状。而铅是烈性神经毒，会对学习、智力和行为造成不利影响。而你用不粘的煎锅准备午餐时，你就暴露在聚四氟乙烯的全氟化合物里。美国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口都暴露在这些物质之下。全氟化合物会在你身体里存留十多年，而在环境中会更长。本来认为全氟化合物会在上百年里保持稳定，而最近研究表明，它分解得更快，并释放有毒的副产品。它们会影响神经系统发展，并是一种致癌物。
我们的长沙发、椅子、地毯垫、帘子、汽车座椅、电视、电脑，其中都有溴化阻燃剂。我们天天和它们接触，很少了解它对健康的影响，因为它们合法地用于商业化而未经毒性试验。最近研究表明溴化阻燃剂会延缓儿童神经系统发育，并让生殖系统推迟怀孕。
可以说这些工业化合物对我们有很大的毒副作用，可谓危险无处不在。而我们大部分人对此一无所知，而并非故意让有毒物进入我们的身体。即便我们设法避开，可它们仍然会侵入我们的肌体。而我们的法律和机构却允许我们受有毒物质污染，让我们增加患病的危险。
很多人相信公共卫生部门会保护他们免于中毒，而实际上这些部门对此不过负道德义务而已。他们相信大多数公共卫生法律在产品对公众露面前，会要求产品测试，然后评估检测结果和产品的有毒危险，就像食品和药品管理部门要求检测和评估药品一样。不幸而可悲的是，他们大错特错。实际上大多数物质都是“上市后法律”的对象。这些法律并不要求工业化合物上市前公共卫生组织对其进行毒性检测。因此在这样的法律监管下的物质并不必然可以避险，尤其是对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生物敏感者来说。
这种上市后的法律，完全是粗心大意，并允许公司对儿童和成人不负责任。
作者说他在书里提供的信息会让人不安、沮丧，不会让人有很好的心理反应。无论最初反应如何，这个故事必须多方面去了解。我们知道公司会把化合物放入产品里而不检测它们是否有害我们的健康，因此成人和儿童都成为有毒产品的试验对象。作者在第5章“不负责任的国家：现存法律如何无法保护儿童”里提出：
一、公司不会提供有害其产品的资料。
二、公司会使人们对他人的科学产生怀疑。
三、公司会在制定规章前提倡一个很高的检验标准。
四、公司会要求多个证据来源。
五、公司有时会采取不名誉的手段与策略。
有鉴于此，作者提出需要修改我们的法律，通过“上市前法律”监管，对药品、食品添加剂和农药进行销售前毒性检测，看其是否符合健康标准。并在第6章和第7章对如何减少有毒化合物的入侵，提出了上市前检测、现有监管法规的修改，以及公共卫生政策制定等建设性建议。
以书求真，以文会友，这便是《启真》的基本宗旨。
“启真馆”成立数年来，素以学术之进步、思想之传播、情操之陶冶为己任。借《启真》一角，每年不定期出版二到三册，若能引海内外作者，会聚一堂，高谈阔论，阐细释微，或有益于消解戾气，用开放的心灵迎接知识爆炸与互联时代的挑战，以批判性的眼光分析与解读知识，从制度与历史的角度辨识现实之源流。
具体而言，无论是古典问题（无论中西）的现代诠释，当代问题的真实求解，文化艺术现象的批判性分析，以及好读书，并每有会意的心得体会，我们均欢迎之，字数长短均可，只求言之有物，视角独特，免经院之佶屈聱牙，视真诚与求是为宗。在资讯泛滥的今日，阅读对于理解社会与自我，仍具无可替代之重要性，我们愿以不计成败之心，努力前行，探索未知、寻求新识。
在《启真2》中，毛亮先生的“爱默森的个人主义”一文最为厚重。爱默森是美国文明在19世纪试图摆脱欧洲影响，构建本土文化意识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在众多演讲和随笔中所阐释的自立、自助、崇尚自然等观念已经深入美国人民的心灵，他认为个人主义应该成为改变社会，完善美国民主制度的公共哲学。文章关注爱默森个人主义思想的内在分裂，并认为它正来源于民主制度中自由与平等的内在矛盾。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和生活方式，如果没有精神维度的凝结与号召，它是无法持续与演进的。
韦森教授近年来致力于释读20世纪经济学经典，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系列“重读哈耶克”的文章，旨在从源头疏理当代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源，这当然是带着很强的现实关怀。在《哈耶克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分岔处》一文中，韦森教授重温了“20世纪30年代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有关货币、利息、信用、资本形成和商业周期发生机理的大论战”。韦森教授认为，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思想都来源于魏克赛尔的理论，其中最关键的便是“自然利率”，也就是均衡状态下的利率。凯恩斯将这个略带含混的自然利率概念定义为储蓄与投资相等时的利率。当投资与储蓄背离时，人们便可通过调节利率，以影响投资率，从而恢复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哈耶克则认为，没有货币因素扰乱下的利率便是自然利率，因此人为的货币政策只会错误地配置资源，从而造成新的经济危机。
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理论分歧更多地在于理念上的不同，而非对概念的解读差异。这当中涉及现代社会中的政府定位、社会科学的精确性等问题。某种程度上，哈耶克与凯恩斯正代表着左右现代公共政策定位的两大主流思潮，而其相对影响力则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沉浮。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与著作是近年来的一大热点，这当然是源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中国经济的体量与辐射力已经足以影响世界。从非洲到南美再到大洋洲，各国无不感受到中国经济对它们的牵引与影响。而从政治到经济的各个方面，乃致于消费者行为，中国显然有许多与西方国家不同之处。然而，我们能否从中判断说，中国形成了与已有历史经验不同的发展模式？李华芳在《欲辨已忘言：中国模式的争议》一文中对市面上关于中国模式的诸多流行观点作了批判性的分析。文章的分析与观点清楚利落，在此不必重复。编者的理解是，如果从生活习性、个人权利的边界、人们对政府的期望、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公共政策的形成途径等角度来观察，中国当然与西方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差异恐怕再过100年也不会消除，正如当代日本在这些方面与欧美也有非常大的不同。就生活方式而言，这个世界本来就应有多元的选择，归于一统才是可笑的。可当我们称中国模式的时候，应该指的是一种可剥离、可复制、可操作的运行体系或概念，一套与当代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政府治理体系。在这方面，当代中国与西方最大的不同似乎在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及方式。这种差异是否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模式，时间自然会给我们答案。在这方面，历史的确是由胜者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