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以自强不息」，《坤》「以厚德载物」，《屯》「以经纶」，《蒙》「以果行育德」，《需》「以饮食宴乐」，《讼》「以作事谋始」，《师》「以容民畜众」，《小畜》「以懿文德」，《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否》「以俭德避难」，《同人》「以类族辨物」，《大有》「以遏恶扬善，」《谦》「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随》「以向晦入宴」息，《虫》「以振民育德」，《临》「以教思无穷，容保民疆」，《贲》「以明庶政，敢折狱」，《大畜》「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颐》「以慎言语，节饮食」，《大过》「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坎》「以常德行，习教事」，《咸》「以虚受人」，《恒》「以立不易方」，《遯》「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大庄》「以非礼勿履」，《晋》「以自昭明德」，《明夷》「以泣众用晦而明」，《家人》「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睽》「以同而异」，《蹇》「以反身修德」，《解》「以赦过宥罪」，《损》「以惩忿窒欲」，《益》「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夬》「以施禄及下」，《萃》「以除戎器，戒不虞」，《升》「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困》「以致命遂志」，《井》「以劳民劝相」，《革》「以治历明时」，《鼎》「以正位凝命」，《震》「以恐惧修省」，《艮》「以思不出其位」，《渐》「以居贤德善俗」，《归妹》「以永终知敝」，《丰》「以折狱致刑」，《旅》「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巽》「以申命行事」，《兑》「以朋友讲习」，《节》「以制度数议德行」，《中孚》「以议狱缓死」，《小过》「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既济》「以思患豫防」，《未济》「以慎辨物居方」，皆因是象，用是德，修身应事，致治消患之正条目也。孔子与弟子分别君子小人甚详，而正条目于《易》乃着明之，又当于其闲，择其尤简直切近者。
祖望谨案：水心所引五十四条，而曰先王、曰后、曰大人者，皆不豫焉。近世有求端、用力之说。夫力则当用，而端无事于他求也，求诸此，足矣！
祖望谨案：水心又曰：「颜、曾而下，讫于思、孟，所名义理，千端万绪，然皆不若《易》象之示人简而切确而易行。」
班固言「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于《论语》无所见，然《彖》、《象》辞意劲厉，截然着明，正与孔氏者，妄也。
《大传》依于神以夸其表，耀于文以逞其流，于《易》道出入而已。
自尧、舜至文、武，君臣相与造治成德，虽不为疏以致败，亦无依密以成功者。君臣不密，此论杂霸战国之事可也，去帝王远矣。
祖望谨案：此论最是。
《易》以《彖》释卦，皆即其画之刚柔逆顺往来之情，以明其吉凶得失之故，无所谓思为、寂然不动、不疾不行之说。予尝患浮屠氏之学至中国，而中国之人皆以其意立言，非其学能与中国相乱，而中国之人实自乱之。今传之言《易》如此，何以责夫异端！
「天一地二」一节，此言阴阳奇耦可也，以为五行生成，非也。其曰天生而地成，是又传之所无，而学者以异说佐之。
孔子《彖辞》，无所谓太极者，不知传何以称之。自老聃为虚无之祖，然犹不敢放言，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已。庄、列始妄为名字，不胜其多，故有太始、太素、茫昧、广远之说。传《易》者将以本原圣人，扶立世教，而亦为太极以骇异后学，后学鼓而从之，失其会归，而道日以离矣。
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诗》、《书》何尝有此义﹖从之则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比》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大有》曰：「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然则崇高富贵必如是而后可，不然，其敝至于秦、汉矣。
祖望谨案：车玉峰谓水心此言太过，予谓水心以富贵必由道德而成，其崇高亦自有义。
既谓包牺始作八卦，神农、尧、舜续而成之，又谓《易》兴于中古，当殷之未世，其衰世之意，是不能必其时，皆以意言之。
《序卦》最浅鄙。
《书》自《典》、《谟》始，此古圣贤所择，非孔氏加损，其闲《书序》，旧史所述，非孔子作。
《虞》、《夏》、《商书》之言德，必自厚而民服。箕子叙三德，乃视世厚薄，而称吾德以乂之，非古人意也。古者戒人君自作福威玉食，必也克己以惠下，敬身以敦俗，况于人臣，尚安有作福威玉食者﹖箕子之言，得非商之末世，权强陵上之俗已成，纣虽肆其暴，而威柄已失，故其言如此﹖然而武、周亦未尝用也，秦、汉乃卒用之。
皇极虽多立善意以待其臣，然党偏已扇，虚伪已张，廉耻已丧，欲救于末流甚难。非大刑弗治，非峻防必踰，君德日衰，臣节日坏，是时帝王之道，非降为刑名法卫不止，悲夫！
武王即以商封武庚，不私其地，德过于汤矣。武庚弗从而灭。周公无所寄之，然后以次分封，而同姓多焉。后世谓犬牙相制为盘石宗，若自守其天下者，非本旨也。
商之贵家旧族，终顽不率，周公方为之营洛，迁以自近而化诲之。召公又戒成王疾敬德，盖与禹、益同意。不随世变而迁，惟圣贤能之。
君薨，世子不言，委政冢宰，免丧而后即阼，古人之达礼也。成王当弥留之际，被冕凭几，以其子托诸臣，召公及群公渝恤致文而奉之康王，又使康王报诰之，何忽以位为重，而为是衰末之举与﹖呜呼！纣、武庚之时，变故烦矣。管、蔡流言，成王疑虑，道将丧矣。周、召恐惧，师保协心，卒能复成王于德。于是疾病矣，洮自力，大延群臣，还以周、召训己者而训之，是可为难矣。是故召、毕变礼，传命于康，仪物粲然，四方风动，为斯道之所在也，位何足言哉！
「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成王知所以命君陈矣。然而人材日陋，世变日下，皆依势倚法之类也。
成、康再世，皆以商民为畏，非畏其顽，畏吾不能化也。越三纪而后化，俟之以道，不以刑也。观《毕命》而成、康之道备矣。
《诗》三百，皆史官先所釆定也，不因孔子而后删。
诗不当以正、变分，要以归于正。
《七月》之诗，以家计通国服，以民力为君奉，自后世言之，不过日用之麤事，非人纪之大伦也，而周公直以为王业，此论治道者所当深体也。《洪范》曰：「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无逸》曰：「先知稼穑之艰难。」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以使协其居者。此诗乃《无逸》之义疏，协居之条目也。后世弃而不讲，其讲之者，亦自笑其迂浅而无用，乃以势力威力为君道，以刑政末作为治体。汉之文、宣，唐之太宗，虽号贤君，其实去桀、纣尚无几，可不惧哉！
祖望谨案：末句似已甚，然要异乎同甫矣。
厉王后，天下不复有号令。宣王咏歌，皆封建征伐、搜狩宫室之事，其一时作起，观听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泽厚，本根有托，敬保元子，绸缪室居，则未可谓知文、武、成、康之意也。故不幸一传而坏，读《诗》者徒乐其辞，而不察其事，则治道失之远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言照物之远，不在危地也，然而必也死生祸福，不入其心。自班固以明哲少史迁，而后世相传，转为自安之卫，殆于诬德矣。
孔子之先，非无达人，《六经》大义，源深流远，取舍予夺，要有所承，使皆芜废讹杂，则仲尼将安取斯﹖今尽揜前闻，一归孔氏，后世所以尊孔氏者，固已至矣，推孔子之所以承先圣者，则未为得也。当孔子时，鲁、卫旧家，往往变坏，孔子于时，力足以正之，使复其旧而已，非谓尽取而纷更之也。后世赖孔子是正之力，得以垂于无穷，而谓凡孔子以前，皆其去取，盖失之。故曰《诗》、《书》不因孔氏而后删。
《周官》言道则兼艺，贵自国子弟，贱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为道本」，最为要切，而未尝言其所以为道者。虽《书》自尧、舜时亦已言道，及孔子言道尤着明，然终不的言道是何物。岂古人所谓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本周史官，而其书尽遗万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眹兆，眇忽微妙，无不悉具。予疑非所著，或隐者之辞也。而易传及子思、孟子亦争言道，皆定为某物，故后世之于道，始有异说，而又益以庄、列、西方之学，愈乖离矣。今且当以《周礼》二言为证，庶学者无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统。
祖望谨案：此永嘉以经制言学之大旨。
《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是****伪者，天之属也，民情者，地之属也。伪者，动作文为辞让度数之辨也。情者，耳目口鼻四肢之节也。子产言「人生始化曰魄」，阳曰魂』」而儒者因谓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易传》又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后世皆以魂知为阳，体魄为阴。然以《宗伯》之言考之，则魂知者固阴德也，体魄固阳德也。伪不可见，而能匿情，故为阴。情可见，而能灭伪，故为阳。礼乐兼防，而中和兼得，则性正而身安。此古人之微言笃论也。若后世之师者，教人抑情以徇伪，礼不能中，乐不能和，则性枉而身病矣。
祖望谨案：此节说得有病。
《檀弓》肤率于义礼，而謇缩于文辞。
孔子时，圣人之力，尚能合一以接唐、虞、夏、商之统，故所述皆四代之旧。至孟子时，所欲行于当世，，与孔子已稍异。不惟孟子，虽孔子复出，亦不得同矣。然则治后世之天下，而求无失于古人之意，盖必有说，非区区陈所能干也。
以曾子问礼及《杂记》诸礼与《仪礼》考之，益知其所谓「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者，盖曾子之所厌而不讲也。虽然，笾豆，数也，数所以出义也。古称孔子与其徒未尝不习礼，虽逆旅苃舍不忘，是时礼文犹班班然行于上下，智者将弃之矣。贯而为一，孔子之所守也。执精略麤，得末失本，皆其所惧也。
大小行人、司仪，所以亲待诸侯邦国之礼，周衰，惟管仲知之，故其言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孔子谓管仲身不由礼，则礼不能行于天下，故谓之小器。孟子考之不详，因亦并废管仲。
诸侯之国，前代相因，周之特封者，齐、晋、鲁、卫、陈、蔡、宋、郑，皆自五百里以下，谓必百里者，妄说也。
祖望谨案：水心欲主张《周礼》以非孟子。
观《经解》所言，当时读书之人，其陋已如此，固难以责后人也。然自周、召既亡，大道厘析，《六艺》之文，惟孔子能尽得其意，使上世圣贤之统可合。自子思、孟子犹有所憾，则《经解》所言，亦其常情，但后学缘此堕处不少。
礼非玉帛所云，而终不可以难玉帛。乐非钟鼓所云，而终不可以舍钟鼓。《仲尼燕居》乃以几筵、升降、酌献、酬酢不必谓之礼，而以言而履之为礼，以缀兆、羽钥、钟鼓不必谓之乐，而以行而乐之为乐，是则离玉帛，舍钟鼓，而寄之以礼乐之虚名，天下无复礼乐矣。
《书》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之谓性」也。然可以言降衷，而不可以言天命。盖物与人生于天地之闲，同谓之命，若降衷，则人固独得之矣。降命而人独受，则遗物，若与物同受命，则物何以不能率，而人能率之哉！《书》又称「若有恒性」，即「率性之谓道」也。然可以言「若有恒性」，而不可以言率性。盖已受其衷矣，故能得其当然者。若人而有恒，则可以为性。若止受于命，不可知其当然也，而以意之所谓当然者率之，则道离于性而非率也。《书》又称「克绥厥猷惟后」，即「修道之谓教」也。然可以言绥，而不可以言修。盖民若其恒性，而君能绥之，无加损焉尔。修则有所损益，而道非其真，则教者强民以从己矣。
祖望谨案：水心于《中庸》首章极称之，而不满于此三句。慎独为入德之方。
《书》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之统纪体用卓然，百圣所同，而《中庸》显示开明，尤为精的。盖于未发之际，能见其未发，则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于将发之际，能使其发而皆中节，则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则中和之道致于我，而天地万物之理遂于彼矣。自舜、禹、孔、颜相授最切，其后惟此言能继之。
师之过，商之不及，皆知者、贤者也。其有过、不及者，质之偏，学之不能化也。若夫愚、不肖，则安取﹖道之不明与不行，岂愚、不肖致之哉！今将号于天下曰：「知者过，愚者不及，是以道不行。贤者过，不肖者不及，是以道不明。」然则欲道之行与明，必处知愚贤不肖之闲邪﹖任道者﹖贤知之责也。安其质而流于偏，故道废，尽其性而归于中，故道兴，愚不肖何为哉！
祖望谨案：此说是。
饮食知味，自为一章，犹足以教世。若系之此下，是以贤知愚不肖同为不知味者，害尤大矣。
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书考之，疑不专出子思。
「素贫贱，行乎贫贱」，可也。「素富贵，行乎富贵」，不可也。「在下位不援上」，可也。「在上位」止于「不陵下」，未尽其义也。
「知致而意诚」者，不期诚而诚也。「意诚而心正」者，不期正而正也。
祖望谨案：此说亦未尽。盖开截分段固非，而此说则太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