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学案序录
祖望谨案：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从谢、杨、游三先生以求学统，而其言曰：「三先生义兼师友，然吾之自得于《遗书》者为多。」然则后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谢氏门下者，误矣，今沟而出之。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盖晦翁、南轩、东莱皆其再传也。述《武夷学案》。（梓材案：梨洲定《武夷学案》，以武夷为上蔡门人，谢山则谓在师友之间，而洲后人又有驳之者。盖武夷固由上蔡以私淑程子，上蔡亦未以门弟子接之也。）
朱靳门人（孙、程再传。）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国
胡安国，字康侯，建之崇安人。绍圣四年进士第三人，除荆南教授。入为太学博士。提举湖南学事，以所举遗逸王绘、邓璋为范纯仁之客，蔡京恶之，除名。大观四年复官。宣和初，提举江东路学事，寻致仕。末年，侍臣交荐，起除尚书员外郎，至起居郎。召对，除中书舍人。为耿南仲所忌，出知通州。高宗召为给事中，论故相朱胜非，遂落职奉祠，休于衡岳之下。着《春秋传》进览，除宝文阁直学士。绍兴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谥文定。先生自少时已有出麈之趣，登科后同年宴集，饮酒过量，是后终身不复醉。尝好弈，母吴氏责之曰：「得一第，德业竟止是弈邪﹖」后不复弈。为学官，京师同僚劝之买妾，事既集，慨然叹曰：「吾亲待养千里之外，曾以是为急乎！」遽寝其议。行部过衡岳，欲一登览，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职事所在也。」即止。罢官荆南，僚旧饯行于渚宫，呼乐戏以待，而交代杨龟山，具朝膳，鲑菜萧然，引觞徐酌，置《语》、《孟》案间，清坐讲论，不觉日晷之暮也。壬子赴阙，过上饶，有从臣家居者设宴，用音乐，先生蹙然曰：「二帝蒙麈，岂吾徒为乐之日﹖敢辞！」转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贫」之一字，口所不道，亦手所不书。尝戒子弟曰：「对人言贫者，其意将何求﹖」朱震被召，问出处之宜，先生曰：「世间惟讲学论政，则当切切询究。至于行己大致，去就语默之几，如人饮食，其饥饱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之于人，亦非人所能决也。某出处，自崇宁以来，皆内断于心。虽定夫、显道诸丈人行，皆不以此谋之也。」壮年尝观释氏书，后遂屏绝，尝答曾几书曰：「穷理尽性，乃圣门事业。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贯之，知之至也。来书以五典四端每事扩充，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贯之之要，是欲不举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铄；五典天叙，不可违。充四端，惇五典，则性成而伦尽矣。释氏虽有了心之说，然其未了者，为其不先穷理，反以为障，而于用处不复究竟也。故其说流遁，莫可致诘，接事应物，颠倒差谬，不堪点检。圣门之学，则以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万象皆见，，则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矣。来书又谓：『充良知良能而至于尽，与宗门要妙，两不相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爱亲敬长之本心也。儒者则扩而充之，达于天下，释氏则以为前麈，为妄想，批根拔本而殄灭之，正相反也。而以为不相妨，何哉﹖」着有《春秋传》、《资治通鉴举要补遗》及《文集》若干卷。三子：寅、（梓材案：文定之于致堂，以弟子为子，事见《衡麓学案》本传。黄氏补本必以致堂为从子，赘。）宏、宁。从子宪。
宗羲案：先生为荆门教授，龟山代之，因此识龟山。因龟山方识游、谢，不及识伊川。自荆门入为国子博士，出来便为湖北提举，是时上蔡宰本路一邑，先生却从龟山求书见上蔡。上蔡既受书，先生入境，邑人皆讶知县不接监司，先生先修后进礼见之。先生之学，后来得于上蔡者为多，盖先生气魄甚大，不容易收拾。朱子云：「上蔡英发，故胡文定喜之。」想见与游、杨说话时闷也。
祖望谨案：朱子所作《上蔡祠记》有云「文定以弟子礼禀学」，洲先生遂列文定于上蔡门人之目，非也。文定尝曰：「吾于游、杨、谢三公，皆义兼师友。」又曰：「吾丈人行也。」然则何尝自称弟子﹖《龟山行状》尝言文定传其学，而文定不以为然，曰：「吾自从伊川书得之。」则于上蔡可知矣。洲谓先生得力于上蔡，不知但在师友之间也。
（梓材谨案：致堂《斐然集》为《先公行状》云：「元佑盛际，师儒多贤彦。公所从游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长文，及颖川靳裁之、朱乐圃，得泰山《春秋》之传。」则先生为泰山再传弟子，可知其《春秋》之学之所自出矣。）
胡氏传家录（补。）
士当志于圣人，勿临深以为高。
流光可惜，无为小人之归。
学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以致知为穷理之门，以主敬为持养之道。
曾子之言曰：「君子爱人以德，细人爱人以姑息。」故切莫假借人。
学以能变化气质为功。
某初学《春秋》，用功十年，览诸家，欲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
凡出身事主，本吾至诚恳恻、忧国爱君、济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亳私意。议论施为，辞受取舍，进退去就，掳吾所见义理行之，勿欺也，故可犯。未有至诚而不动者矣。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陈仲举于曹节，庾元规于苏峻，皆怀愤疾之心，所以误也。诸葛武候心如明镜，不以私情有好恶，故李平、廖立、马谡，或废或死而不怨。武候此心，可为万世法。
（梓材谨案：谢山所节文定《传家录》九条，今移一条为刘君曼《附录》，又一条移入《高平学案》。又谢山所录文定语三条，并入《附录》。）
时政论
宗羲案：绍兴元年，先生以舍人兼侍讲召，先以《时政论》献。论入，复除给事中。其论之目曰《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先生自谓：「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间采数则。
拨乱兴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计，而后功可就。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必有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必有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必有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必有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图，后悔何及！（《定计论》。）
设险以得人为本，保险以智计为先。人胜险为上，险胜人为下；人与险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于徒险而人谋未善。今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此守江常势，虽有小变，而大概不可易者也。（《设险论》。）
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诚意。故人主不可不学也。盖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必本于方寸。不学以致知，则方寸乱矣，何以成帝王之业乎﹖（《正心论》。）
用兵之胜负，系军旅之强弱；军旅之强弱，系将帅之勇怯；将帅之勇怯，系人主所养之气曲直如何耳！盖人主，将将者也，以直养气，自反而缩，则孟子所谓「约」而狐偃所谓「壮」也，壮则强；以曲丧气，自反而不缩，则孟子所谓「馁」而狐偃所谓「老」也，老则弱。凡曲直者，兵家制胜之先几也。陛下勇于为善，益新厥德，使无有曲直可议，则守为刚气，可塞乎两间，震为怒气，可以安天下矣！（《养气论》。）
百家谨案：先生诸论，自谓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必不可易也。细观之，亦尚多泛论，不十分切要。当日事势，只要高宗复仇之心切，则此气自然塞两间，自反有何患不直乎！
附录
少长，入太学，昼夜刻励。同舍有颍昌靳裁之，尝闻程氏之学，与先生论经史大羲，以是学益强，识日明。
登第时，考官定为第一。宰执以策中无诋元佑语，欲降其等，哲宗亲擢第三。
钦宗一日问中丞许翰识安国否，对曰：「臣虽未识其面，然久闻其名。自蔡京得政以来，天下士大夫无不受其笼络。超然远，不为所污者，惟胡某一人而已。」
何桌建议：「天下之势，治平则宜内重，遭变则宜外重。乞分置四道，帅臣以都总管为名，各付一面，为卫王室、御狂寇之计。」先生奏曰：「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今州郡太轻，理宜通变。然一旦遽以数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广，分为四道，则权复太重。假令万一抗衡跋扈，号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掳见今所置帅司，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每岁一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师戒严，即各帅所属守将应援。如此，则既有拥卫京师之势，又无尾大不掉之虞，一举两得矣。」其后以赵野为北道，先生言魏都地重，野必误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为群盗所杀，西道王襄拥众不复北顾，卒如先生言。
高宗即位，以给事中召，黄潜善讽康执权论其托疾，罢之。三年，张忠献浚荐先生可大用，再除给事中，赐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闻驾幸吴、越，引疾还。（补。）
高宗谓曰：「闻卿奥于《春秋》，方欲讲论。」遂以《左氏传》付之点句正音。先生奏曰：「《春秋》乃仲尼亲笔，实经世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复宝图，使乱臣贼子惧而不作，莫若储心仲尼之经，则南面之术尽在是矣。」除兼侍讲，专以《春秋》进讲。
会除故相朱胜非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先生奏：「胜非昔与黄潜善、汪伯彦同在政府，缄默附会，循致渡江；尊用张邦昌，结好金国，沦灭三纲，天下愤郁。及正位冢司，苗、刘肆逆，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胜非改除侍读，先生持录黄不下，左相吕颐浩特命检正黄龟年书行。先生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今朝廷乃称苗、刘之变，能调护圣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废君为行权，先儒力排其说。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谨于此。臣以讲《春秋》入侍，而与胜非为列。有违经训。」遂卧家不出。时吕颐浩再相，欲倾右相秦桧谋于席，益目先生为党魁，引胜非为助，乃降旨曰：「安国屦召不至，今始造朝，又数有请。其自为谋则善矣，百官象之，如国计何！」落职奉祠。
先生至丰城，寓居半载，乃渡南江而休于衡岳，买地结卢，为终焉计，颓然当世之念矣。
五年，除徽猷阁待制、知永州，辞，诏从其请，与祠。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内祠兼侍读。未行，陈公辅疏诋假托程颐之学者。先生奏曰：「本朝自嘉佑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会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仍诏馆阁，裒其遗书颁行，使邪说者不得作。」奏入，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石公揆交章劾先生学术颇僻，除知永州，辞，复予祠。进宝文阁直学士，卒。
初，王介甫以字学训经义，自谓千圣一致之妙，而于《春秋》不可偏旁点画通也，则诋以为断烂朝报，直废弃之，不列学官。下逮崇宁，防禁益甚。先生谓《六籍》惟此书出于先圣之手，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者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中原之祸殆由此乎。于是潜心刻意，自壮年即服应于此，至年六十一而书始就，慨然叹曰：「此传心要典也！」盖于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讨乱贼、攘外寇、存天理、正人心之术，未尝不屡书而致详焉！
先生不及二程之门，杨、游、谢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谢公尝谓朱子发曰：「康候正如大冬严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独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将降大任焉耳！」
上蔡曰：「闻公进道甚笃，德业日美，所到岂可涯涘，真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于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曾吉甫问文定甚处是精妙处，甚处是平常处。曰：「此语说得不是。无非妙处。」徐宪曰：「亦无非寻常处。」（补。）
吉甫尝问：「今有人居山泽之中，无君臣，无父子，无夫妇，所谓道者果安在﹖」曰：「此人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昼作入息，能不为此否﹖」曰：「有之。」曰：「只此是道。」（补。）
又尝问曰：「某已永感欲尽孝，如何行﹖」曰：「何曾一日离得！」（补。）
先生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实历仕之日不及六载。虽数以罪去，而爱君之心，远而愈笃。每被召，即置家事不问，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泊如也。
《拙斋纪问》曰：胡文定尝言：「读《系辞》须是都将作《易》看，不可泛说。且如『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才说性本寂然，感之斯通，便泛滥，须于《易》中求之。四十九筮蓍，当其未揲时，固寂然矣，『问焉以言，其受命也如响』，岂非感通乎﹖『无有师保，如临父母』，读《易》时其心自然肃敬，非有以使之也。其余皆然。互体亦岂可不信，如《归妹》互体为《泰》，而《泰》五爻有『帝乙归妹』之语，《归妹》之义有『天地不交』之语，此类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