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秦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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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从投机商走向政治家的吕不韦(2)

次年,即公元前248年(庄襄王二年),吕不韦乘赵、魏进攻燕国、后方空虚的机会,派蒙骜率军向赵、魏两国进攻。很快,秦军就攻占了赵国的太原(今山西太原)、魏国的高都(今山西晋城北)与汲县(今河南汲县附近)。随后,秦军又在赵国西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先后取得榆次(今山西榆次附近)、新城(今山西新城附近)、狼孟(今山西阳曲北)等37城。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吕不韦令大将王龅进攻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西北地区),将其全部占领,并重建上党郡。同时,又在赵国故地太原及附近一大块土地上,置太原郡。

从庄襄王死至秦王政亲政这段时间内,吕不韦仍然实施“近攻”的方略,即将韩、赵、魏作为主攻目标。公元前245年(秦王政二年),秦攻取魏国的卷(今河南原武城北),斩首3万。公元前244至前243年,秦军接连攻占韩国13个城邑及魏国的田易、有诡二邑。公元前242年,蒙骜率军大举征伐魏国,一连占领了酸枣、燕、虚、桃人(均在今河南延津、长垣一带)、长平(今河南西华北)、雍丘(今河南杞梁)、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等20城,并在那里设立东郡。次年,秦攻占魏的朝歌(今河南淇县)。至此,韩、魏两国的绝大部分与赵国的西部,都归入秦的版图。

其间,秦国还灭了魏的附庸小国——卫(《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年,……拔卫。”而在其他一些记载中,卫已于数年前被魏消灭)。吕不韦将卫君角从濮阳迁至野王(今河南沁阳),让他在那里继续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君位。这种处理方法,显然与对东周的处置方式有类似的地方,显示了一种“恩”、“威”并施的统治策略,而与秦国过去一味以杀戮为能事的做法有所不同。不过,在对待卫君的态度上,似乎也多少表露出吕不韦对他故国的一种复杂情感。

公元前241年,为秦国东进的形势所迫,赵、楚、魏、韩、燕五国再一次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可是五国联军不堪一击,遭秦反击后,迅速瓦解。自此,东方诸国再也无力反击,只有等待着一个个被秦消灭。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军又向魏国发动多路进攻,占领了垣、蒲阳(均在今山西境内)、衍(今河南郑州北)。昔日兵强地广的魏国,此时只剩下残兵败将和大梁以东的小片地区。

六、卓有成就的文治

如果说,吕不韦执政时期秦国在军事上赢得的胜利,是借助了以往几十年筑下的基础,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应归功于秦军将士的英勇善战,那么,在这同时,秦国在文治方面取得的成就,就紧紧地与吕不韦联系在一起了。吕不韦给秦国的思想文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写下了一段辉煌的篇章。可以说,假如没有吕不韦,秦国历史上就极有可能会缺少这么光彩的一页。

吕不韦注重文治,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治国为政方面,除主张严刑峻法的法治以外,还倡导加强礼义教化。由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有《上德》一篇,其中说道:“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意思是,以“德”和“义”来引导天下,可以收到不用“赏”、“罚”手段而使民心归善、邪恶不生的功效。这种德、刑并用的思想,与秦国专任刑罚的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反映到对东方六国兼并的策略上,也就形成了刚、柔相济的两手:如同对待东周和卫国一样,除使用武力彻底消灭,有时还加以笼络、安抚。

2.改变过去的文化封锁政策,大量地引进东方国家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各色人才。秦国虽有任用外来人才的传统,但长期以来,为秦国所欢迎的,主要是持法家观点的人物,这使秦国的文化十分单一而贫弱。吕不韦任秦相后,广泛地从东方吸收、引进人才,诸子百家各派人物都欢迎。一时间,天下之士“斐然(原指五色相错的样子,这里形容一种盛况)争入事秦”。据说聚集在吕氏门下的宾客有3000之多,包括了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各家门徒。这些士人在吕不韦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人才库,并担负着智囊团的作用。像后来为秦的统一和秦王朝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的李斯,最初就投在吕不韦的门下。

3.采撷诸子百家的精华,建立博采众长的理论体系。吕不韦执政时期,全国统一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朗,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吕不韦也在思考。不过,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法,来构建他的理论体系。他以为,“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吕不韦知道,人和物,都有其短与其长。只有善于吸取和利用别人之长以补己短者,才能成功,才会得天下。所以他组织手下的宾客,发挥各人的所学之长,著书立说,集百家为一家,编写出了先秦杂家的代表性著作《吕氏春秋》。

秦国早先地处岐山以西,为戎、狄杂居之地。由于地理和种族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迥别于中原的社会风习:民性强悍、崇尚武功。加上地处西陲,与其他国家交流较少,也就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落后状况。比如,战国诸子百家的著名人物,没有一个是在秦国的土壤上培植出来的。所以,吕不韦延揽各国人才,对各种学派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实在是秦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一件盛事。而反映战国末期各派思想互相渗透、百家合流特点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出现在秦国,更是为秦国的统一做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由于吕不韦在文化上进行的这项工作,使秦国可以毫无愧色地担当起统一的大任。

下面,就着重地谈谈《吕氏春秋》。

七、《吕氏春秋》的由来和概貌

《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述《吕氏春秋》的编纂缘起的:“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倾:向往,钦佩)。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

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号称战国“四公子”,他们都以礼贤下士、豢养众多食客而著称于世。吕不韦任秦相后,意识到秦国虽然强盛,但多的是武士,文士却奇缺,所以与东方诸侯国相比,有不如的地方。他遂广招宾客,又仿效当时著书立说的风气,让他们编撰了20多万字的《吕氏春秋》。《史记》中的这些记载,使我们对《吕氏春秋》成书的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不过,有必要补充两点:

1.“四公子”养士主要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而吕不韦养士,则有着更为深远的意图(比如让其编撰《吕氏春秋》),这是“四公子”所不如的。汉代王充说:“六国之士出齐齐轻,入楚楚重,为赵赵完,叛魏魏伤。”(《论衡·效力》)。意谓战国之时,士人的向背,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关系重大。来自东方的吕不韦,当然明了在争夺人才的这一“战场”上,秦国并不占据优势,因而他要广泛罗致文士以弥补秦国文化上的不足,为统一做文化和人才的准备(当然,吕不韦也有吸引人才以扩大自己势力的意图)。从以后的历史看,吕不韦所网罗的人才,也确有为秦始皇所用,成为秦的栋梁之材的。

2.在《吕氏春秋》成书以前,虽然已有诸子百家的许多著作问世,并流传天下,但是像吕不韦那样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写文集的,却是第一回。而且,在现存的先秦诸子著作中,像《吕氏春秋》这样的体裁,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意义上,《吕氏春秋》的编纂和问世,实乃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

《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3个部分。由于是有计划组织编写,所以在形式上十分整齐。它的原来面貌为:“十二纪”以“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12个季节为“纪”,每一“纪”有5篇文章;“八览”是“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每“览”有8篇文章;“六论”为“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有6篇文章:再加上《序意》(即序言),共有161篇论文。可是,后来在流传中发生了夺佚错落的现象,所以,现存《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只有7篇,《序意》也仅余残文。

八、有所选择的杂家之言

在整齐的形式下,《吕氏春秋》包容了相当繁杂的内容。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说它是“兼儒墨,合名法”,清代学者汪中以为它是先秦“诸子之说兼而有之”。确实,参加编写《吕氏春秋》的学者来自各方,带来了各种不同学派的观点。但是,仔细分析《吕氏春秋》的内容,可以看到它还是有自己鲜明的倾向的。它并不是机械地照搬儒家、道家、法家、农家、兵家与阴阳家等的原有观点,而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选择和改造。当然,拼凑的痕迹,也是有的。

鼎这里介绍其中的一些观点。

《吕氏春秋》赞同儒家提倡的“君臣之义”,它举了两桩史实来说明这一道理。其一:

春秋时代晋国的贵族智伯被赵襄子所害,晋国的一部分也被赵瓜分。智伯的臣下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他把自己的胡子眉毛全剃光,全身涂黑,又弄得断肢残手,穿上破烂衣服,回到家中向妻子行乞。

其妻见来人模样像讨饭的,可开口说话的声音却像自己丈夫,十分生疑。见此。豫让离开后又吞吃木炭,把嗓子搞坏,让妻子也分辨不出他的声音。伪装成功后,豫让准备去暗杀赵襄子。

这时,豫让的一个好朋友见他如此残害自己,就问他:“你怎么想出这样的主意?”豫让回答:“我要替智伯报仇。”“可是,”这位朋友说,“你这样办简直是白受罪,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你的精神固然可嘉,却极不明智!”这位朋友继续劝道:“以你的才能去投奔赵襄子,赵襄子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采取办法杀死他,不是便当得多么?”

“此言差矣!”豫让反驳说:“照你说的这么去做,简直是出卖新朋友报答旧朋友。为旧君而害新主,违背君臣之义,还有比这种事更严重的吗?这和我报仇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我所以要为智伯报仇,正是为了维护和发扬君臣之义,而不是要走什么捷径。”

其二:

春秋时莒国的柱厉叔为莒敖公的大臣。柱厉叔发现莒敖公并不怎么信任自己,就知趣地辞官而去。然而有一天,有消息说莒敖公被敌人围困,十分危急。柱厉叔立即向友人告别,准备去莒敖公处与其同死。有人劝他:“当初,因为莒敖公不信任你,你才离开,现在你却要去与他同死,这岂不是对你信任和不信任都没区别了吗?”

“不然!”柱厉叔严厉地驳斥道:“以前,因为他不信任我,我才离开他。现在他有难,我若不去,那就恰恰证明他当初不信任我是对的。我就要在这个时刻去与他共患难,用这种行动警示那些不能识别忠臣的君主,让他们内疚、自责。这样,后世的忠臣就不会像我一样被误解。忠臣不为君王所误解,那么,君王的地位就会永远稳固了。”

《吕氏春秋》对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做了发展和运用。它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因袭)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审分览·任数》)《吕氏春秋》还认为,君主只要在用人上下功夫,别的事就可“无为”:“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季冬纪·士节》)

《吕氏春秋》还有许多墨家的观点,宣扬了“尚贤”、“非攻”、“节葬”等思想。

法家提倡求实,“法后王”(即注重当前现实),反对空谈“法先王”(效法先王)。在《吕氏春秋》中,《离谓》、《当务》、《察今》、《不二》等篇都阐发了这些观点。法家主张法令划一,君主必须控制权柄和谙熟权术。《吕氏春秋》的《有度》、《慎势》、《具备》、《任数》、《勿躬》、《知度》等篇,就专门谈到以法治国及人君南面之术。

九、杂家的意义

身为秦国丞相的吕不韦,竟又以杂家的形象出现,说明他认识到单纯地用某一家一派的观点来治理国家,是有缺陷的;而秦国只用法家的主张进行统治,也是不行的。所以他提出兼采各家,尤其倡导融汇儒、法两家的政治策略,以有利于统治和管理。《吕氏春秋》其实是吕不韦的一个施政纲领。

可惜,《吕氏春秋》问世没多久,就被秦始皇打入冷宫。原因之一,是吕不韦的施政纲领与秦王政的思想存在严重的分歧(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嬴政亲政与独治其民》一篇中论及)。

不过,正如现代史学家郭沫若所指出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这固然属于推测,但从汉代统治思想的变化看,此话有一定的道理。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此显赫政治地位,并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惟一一位商人。因为商人出身,又以政治投机起家,所以历来对吕不韦多有诟病。然而,从吕不韦为相,和他的《吕氏春秋》看,他无疑是先秦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今人所要清算的,反而应是那些传统社会对商人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