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甲午年，故历史上称这次战争为“中日甲午战争”。
19世纪9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已接近于完成，因此，它们之间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起来。为了夺取称霸远东的基地和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跳板，东北亚的朝鲜就成了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在远东争夺的焦点。在英、俄、美、日等国为侵略朝鲜而进行的互相拼搏中，日本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还是一个军阀割据、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同治七年（1868），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近代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日本资本主义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国内封建势力在改革后依然大量存在，广大农民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生活十分贫困，无力购买工业品；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工业原料供应困难。为寻求海外市场，掠夺原料，积累资本，日本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明治初年日本统治者制定的大陆政策，明确指出对外侵略的五个步骤：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为实现这个狂妄的扩张计划，19世纪70年代，日本就在美国支持下，侵略台湾，于光绪五年（1879）吞并琉球，同时积极图谋朝鲜，夺取“渡满洲的桥梁”。光绪二年（1876），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在朝的自由通商权和领事裁判权。光绪八年（1882），日本趁朝鲜发生兵变的机会，胁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取得在汉城的驻兵权。光绪十年（1884），日本在朝鲜策动开化党发动政变。驻朝清军与朝鲜军民一起攻入王宫，击败日军和开化党。政变被粉碎后，光绪十一年（1885），日本要挟清政府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从签约之日起的4个月内，中日两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将来朝鲜遇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必须先行互相知照。这个条约等于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
刘公岛甲午战争博物馆虽然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但它毕竟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力、军力都有限，如果不作充分的准备，没有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要打败中国，侵占朝鲜，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从光绪十一年（1885）开始，日本政府即拟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建成了一支拥有六万名常备军和二十三万名预备军的近代化的陆军以及一支排水量七万吨的新式海军舰队。在国际上，日本除了得到美国的支持外，还得到了法国和德国的赞许。当时，列强在远东的角逐中，以英、俄矛盾最为尖锐。对此，日本采取了利用双方矛盾，争取两国采取“中立”的外交方针。光绪二十年（1894），日英订立《通商航海条约》，日本得到英国的同情。俄国虽然不满日本在朝鲜的扩张，但又怕它倒向英国，只好采取“不与日本为敌”、“极力拉拢”的态度。这样，日本在外交方面也争取了发动对华战争的有利条件。
日本在做好战争准备后，于光绪十九年四月七日（1893年5月22日），成立了战时大本营，负责筹划和指挥日本侵略军作战。这样，战争的爆发只是时机问题了。
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者要求清政府派兵镇压。日本政府认为有机可乘，一面怂恿清朝出兵；一面密下动员令，准备大规模武装侵朝，挑起对中国的战争。五月（6月）初，清军一千五百多人开抵牙山以后，日本即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陆续派一万多陆军和几乎全部海军侵入朝鲜，占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东学党起义军和朝鲜官军达成协定，起义暂时平息。清政府为避免事态的扩大，建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日本不仅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还提出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实行改革的建议，并且训令其驻朝公使：“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①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驻朝日军闯入朝鲜王官，劫持国王，另立以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二十三日（25日），大院君按日本意图，与中国断交，并给予日军驱逐中国军队的权力。
在日军步步紧逼，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国内舆论和爱国官兵强烈要求清政府增援朝鲜，以实力阻止日本的侵略。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则发生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从改善自身无权地位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顺应舆情，主张抵抗。掌握大清军政大权的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从保持眼前的腐朽统治出发，力求维持和局，苟且偷安。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实际负责军事、外交的李鸿章，为保全北洋陆海军实力和保持北洋地盘，避战求和，对全国各阶层备战拒敌的要求置之不理，而把制止日本的侵略寄托于英、俄、美、法、德等国的调停上，尤其幻想“以俄制日”。在调停的希望落空以后，他仍不积极备战，军事上处处陷于被动。只是由于战争即将爆发和全国主战舆论的压力，李鸿章才不得不作出某种抵抗的姿态，一方面从陆路派军队进入平壤，一方面以重金雇英国高升号等三艘商船从海路运兵增援牙山的中国驻军。李鸿章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加速了战争的到来。
日本军部事先探知中国运兵船出发的情报，即命令日本舰队集结于牙山口外之丰岛，准备截击。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舰在丰岛海面突袭护送运兵赴朝的中国海军，护送舰广乙、济远两舰受重创，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船上士兵七百余人死难。从此，中日战争正式爆发。二十六日（28日），日本陆军向驻守牙山附近成欢驿的清军发动攻击。中国守将聂士成率军与日军展开激战。次日，日军攻陷成欢驿，清军主将叶志超在李鸿章“移扎平壤”的指令下，率军逃跑，牙山失守。七月一日（8月1日），清政府对日本宣战，派兵渡鸭绿江进驻平壤。
牙山战役后，在朝的清军二万多人驻守平壤，由不战而逃的叶志超任各军总指挥。大敌当前，叶志超不作任何战斗准备，终日“置酒高会”，寻欢作乐。日军进攻平壤的前一天，他就主张弃城逃走，被总兵左宝贵强力制止。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军分四路进攻平壤。负责北门的左宝贵，亲自上城指挥，士兵奋勇抵抗，击杀大批日军。日军以排炮轰城，左宝贵不幸中弹阵亡。北门失守后，身为全军统帅的叶志超竟在城头树起白旗，乞求侵略者让路回国。当晚，叶志超率诸将趁夜而逃，“一夕狂驰三百里”，渡过鸭绿江，退至中国境内。中日两国在朝鲜境内的战事就此结束。
平壤战役两天后，日本海军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向北洋海军发起进攻，挑起了黄海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