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清王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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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洋务运动(1)

19世纪60年代初,在外国入侵和国内人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当权官僚,在已经变化的形势面前,仍然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主张继续维持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反对任何变革,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尤为深恶痛绝。因此,这部分人被称为顽固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另一部分握有实权的官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感到中国正面临着千古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他们从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特别是在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经历中,看到了西方船炮的巨大威力,认识到要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必须与外国合作,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仿造西方的船炮,采取西法练兵。他们认为,要解除“内忧外患”的危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而“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①。由于他们主张取法于外洋,所以历史上称他们为洋务派,把他们所搞的活动称为洋务运动。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央政府内有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沂、军机大臣桂良、文祥等,在地方上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后起之张之洞等有实力的督抚。由于李鸿章经办的洋务最多,影响最大,因而成为洋务派最主要的代表。

当时,主持全国洋务活动的最高机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没有专门的、统一的外交机构,对外事务主要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设立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领的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对外交涉事务。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面对日益频繁的外交事务和公使驻京的新局面,为适应中外关系的转变,奕沂等于咸丰十年十二月三日(1861年1月13日),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十二月十日(1月20日),咸丰帝下诏批准。咸丰十一年二月一日(1861年3月11日),该机构正式成立,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任命恭亲王奕沂、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总理衙门成立后,除逐步建立内部各种机构外,还下设同文馆、总税务司。同时,根据奕沂的建议,清政府又命崇厚为牛庄、登州、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同治九年改称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命署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兼办南方各口通商事务(同治五年改称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领)。总理衙门成立后,除办理外交、通商外,凡举一切与“洋务”有关的事务,诸如关税、学堂、铁路、电报、海防、矿务、传教等,亦均归其管理。因此,总理衙门实际成为同治、光绪两朝开展洋务活动的领导机构。

福州船政局洋务派所搞的“洋务”,内容非常广泛,诸如对外交涉、订立条约、购买西方军火器械、以“洋法”练兵、兴办军用和民用工业、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都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但是,他们的主要事业则是兴办近代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及用“洋法”训练军队。随着洋务运动重点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中,洋务运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60年代至7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重点在建立军事工业;从70年代至90年代为第二阶段,重点转为办民用企业。

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30多年里,洋务派在“求强”的口号下,先后在各地设立约二十座制造枪炮、火药、水雷和兵船的军工厂,其中较重要的有: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

安庆内军械所,是洋务派创办的最早的兵工厂。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主要生产子弹、火药、枪炮,产品供湘军使用;劳动力从水师中调配,未雇洋匠。它虽然仍以手工制造为主,但却集中了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为引进科学技术和从手工业制造向机器工业过渡创造了条件,是洋务派仿造西式船炮的开端。

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委派英人马格里在松江城外开办“上海洋炮局”,次年发展为马格里、苏松太道丁日昌、副将韩殿甲分别主持的三个洋炮局。同年十月(1863年12月),李鸿章率军占领苏州,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随即迁至此地,称苏州洋炮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以购置的上海虹口一家美商旗记铁厂为基础,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所炮局并入,且把曾国藩委托容闳从美国购来的一批机器合在一起,建成江南制造总局。初期聘美国人科尔为总监工,雇美国工匠若干人,后更多地聘用英国技师。同治六年(1867),厂址从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以后基本建设、机器设备,逐年扩充,相继建成机器厂、铸钢铁厂、轮船厂、枪厂、炮厂、火药厂、炼钢厂等,拥有工人二千余名。其创办经费约543万两,以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平均每年约60余万两。该局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所制军火及军用物资,多调拨供应湘、淮军使用。

金陵制造局,简称宁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就任两江总督,遂将马格里主持的炮局从苏州移至南京并加以扩充,改称金陵制造局。宁局经费最初由淮军军饷调拨,光绪五年(1879)起由江海关等官署拨银。其机器设备主要购自英国;产品主要是枪、炮、火药和水雷等,大都供应淮军,小部分调拨分发南洋和沿江备省。

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舶修造厂。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棠创设于福州马尾山;同年八月(9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举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接办该局。船政局机器设备购自法国;最初五年任用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后由中国技术人员接管。创办经费四十七万两,常年经费由闽海关每月拨银五万两,从同治十二年(1873)起每月由茶税项下增拨银2万两。该局从建厂投产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30年时间,共造船三十六艘,分发南、北洋水师使用。

天津机器局,简称津局。奕沂等见江南相继举办军火工厂,且大权均为汉族官僚所掌握,于是奏请命满洲贵族在天津设局制造军械,以“拱卫神京”。同治六年(1867),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遵命创设“军火机器总局”于津,开办经费二十余万两。同治九年(1870),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改名“天津机器制造局”,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扩建。该局分为东西两局,东局设在城东贾家沽,主要制造火药、枪炮、子弹和水雷;西局设在城南海光寺,主要制造军需器具和开花子弹;其产品主要供应直隶、东北及江南各地淮系水陆军。

湖北枪炮厂,是洋务运动后期创建的较大的军火工厂。中法战争后,两广总督张之洞即拟在广州筹建一座大型枪炮厂。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遂于次年二月(1890年3月)奏准把枪炮厂改移鄂省汉阳大别山麓。二十年(1894),枪炮厂正式开工生产,不久遭火灾,修复后于次年继续生产。该厂创办经费七十余万两,常年经费四十余万两。枪炮厂下设炮厂、枪厂、炮架、炮弹、枪弹五所,规模宏大,机器先进,所造枪炮弹药质量在沪、津两局之上,是洋务运动后期创办的较有成效的军工企业。

从上述军事工厂可以看出,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部是官办的,经费由官府拨充,总办由官府委派,管理机构是封建衙门式的官僚机构,产品由清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不参加市场交换。同时,这些军工企业从设计到施工、机器装备、生产技术,直到原料供应,又处处依赖外国;企业内任用的外国主持人和技术人员垄断专横。所有这些,表明洋务派举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是,这些军事工厂已引进西方的机器和技艺,比较普遍地采用雇佣劳动力,19世纪80年代以后,部分产品已由各省以协饷等名目调换或计价购买,因此,这类企业已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务派在举办军事工业过程中,遇到一系列困难,如资金缺乏,原料、燃料的供应不能保证,交通运输落后等等。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必先求富而后能强。”李鸿章说:“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②于是,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又在“求富”的口号下,兴办一系列民用工业,总数约有20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为开辟财源、抵制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航运的垄断,解决清政府漕粮运输危机,同治十一年(1872),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委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备轮船招商事宜,十一月二十七日(12月27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该局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即由官方给予扶植并派员监督,商务则由商董承办并自负盈亏;先后担任总办、会办的除朱其昂外,还有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马建忠等。初创时集股困难,其资金大部分来自清政府垫拨的官款,四五年后业务有所发展,官款以承包漕运的方式逐步抵还。该局成立伊始,便遭到外国资本的仇视,美国旗昌、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采取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企图将其搞垮。在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和排挤下,招商局开辟国外航线受到挫折,被迫停驶。在国内航运方面,招商局得到清政府的扶助,通过包揽漕运和承运官物以及获取免税、贷款、缓息等特权,在激烈竞争中仍能维持航运业务。光绪三年(1877),招商局以高价购进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轮船和设备,加上自有的12艘轮船,成为一个拥有30多艘商船的大型近代航运企业。在此隋况下,太古、怡和轮船公司与招商局相互采取妥协立场,三次订立“齐价合同”,以避免在角逐中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