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清王朝4
34879000000014

第14章 天国后期的斗争(1)

在领导集团发生分裂、敌人疯狂反扑的困难形势下,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军民,为扭转危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洪秀全首先致力于重建领导核心。石达开出走后,他宣布自任军师,总理国政。在朝臣据理力争下,洪秀全罢黜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位,改封为天安、天福;设掌率官主持军政,以蒙得恩为正掌率,成天豫陈玉成为又正掌率,合天侯李秀成为副掌率,以陈、李主持军务。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八年)夏秋间,洪秀全恢复前期五军主将制,任命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不久,因杨秀清被平反昭雪,国宗杨辅清脱离石达开率军归来,天王乃改杨为中军主将。咸丰九年,三月二十日(1859年4月22日,已未九年三月三十日),拜上帝教早期成员洪仁玕,从香港辗转到达天京。洪秀全大喜过望,立授仁歼福爵,不久晋封义爵,加主将,四月初九日(5月11日,四月初一日),又封为天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并“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①。同月,陈玉成因战功卓著受封英王。接着在本年内,天王又陆续封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为赞王,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为章王。由于天王“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矣。自此一鼓之锐,振稳数年”②。

在军事上,当时摆在太平军面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制止清军进攻天京。要解除天京之围,必须采取攻势防御,在西线击溃湘军,保住安庆,控制安徽;在东线消灭江南、江北大营。为此,李秀成在咸丰八年六月(1858年8月,戊午八年六月)约集太平军各路守将大会于安徽枞阳,决定采取联合作战的方针,首先集中兵力攻击江北大营。会后,陈玉成率军由潜山过舒城,击溃安徽布政使李孟群部清军,攻占庐州,随即挥师东进;同时,李秀成军从全椒进抵滁州。八月十七日(9月23日,八月十五日),陈、李二军在滁州东南之乌衣镇会师,大败钦差大臣德兴阿所率江北大营清军和胜保所率骑兵,又在江浦境内击溃江南大营的援军。八月二十日(9月26日,八月十八日),陈、李两军直下浦口,一举攻破江北大营,歼敌万余,德兴阿急登船遁扬州。接着,太平军乘胜先后攻占江浦、天长、扬州、六合;从此,天京与江北一带交通得以恢复。

沈阳故宫凤凰楼正当太平军集中兵力攻击江北大营之时,西线湘军乘机大举进攻安庆。八月十六日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江宁将军都兴阿督清军攻克太湖。然后兵分两路:南路由水师提督杨载福、陆师副都统多隆阿、总兵鲍超等率军进围安庆;北路由李续宾率湘军趋庐州。李续宾部连陷潜山、桐城、舒城,八月二十八日(10月4日,八月二十六日)进抵三河镇。该镇是庐州咽喉,其西南为金牛镇,东南有白石山;太平军守将吴定规在此镇筑城一座,砖垒九座,凭险坚守多年。面对湘军的进攻,吴定规一面婴城固守,一面向天京告急求援。陈玉成在六合闻讯后,立即挥师西进,并启奏洪秀全调李秀成同往救援。针对湘军孤军深入的弱点,陈玉成率军经巢县直趋白石山、金牛镇,断绝敌人退路,且命庐州守将吴如孝会合捻军南下阻击清舒城方面救兵。李秀成随后也领兵屯扎白石山为后援。十月九日(11月14日,十月六日)清晨,陈玉成军发起进攻,直逼李续宾大营。翌日,湘军反扑,企图突围。时值大雾迷漫,湘军只闻喊杀声,不知太平军在何处,乱成一团。陈玉成部在金牛镇与湘军对阵,李秀成部从白石山赶来助战,三河守将吴定规也乘势出击,将敌军层层围困,战线绵亘二三十里。经激烈战斗,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六千余人全部被歼,李续宾及曾国藩之弟曾国华以及四百余文武官员被击毙。三河大捷后,陈玉成与李秀成乘胜收复舒城、桐城、潜山、太湖、使围攻安庆的清军狼狈退走。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己未九年二月),陈玉成等收复六安后,联合捻军在庐州城外击溃清军,擒斩署安徽巡抚李孟群,旋在庐州护城击败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胜保军,歼其马队,使其从此不能复振。在皖南,咸丰八年十一月(1858年12月,戊午八年十一月),李世贤在安徽宁国湾址镇大破清军,阵斩提督邓诏良。同时,杨辅清攻占江西景德镇,屡败湘军张运兰部。至此,天京上游局势暂时得到稳定。

当太平军集中兵力在安徽与湘军激战之际,天京又告危急。先是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1858年11月3日,戊午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捻首李昭寿以滁州降于胜保,改名李世忠。九年正月二十六日(1859年2月28日;已未九年正月二十一日),答天豫薛之元又以江浦降于李世忠。世忠乃率军进占浦口。后虽经李秀成、陈玉成联军于十月击败江南大营北进之军,斩湖北提督周天培,复占浦口、江浦,但天京之围并未得到缓解。咸丰十年正月九日(1860年1月31日,己未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江南大营清军连陷浦口沿江营垒八座,隘卡十余座。次日,清军又攻陷卫护天京与江北岸及水上交通的要塞九袱洲,添筑营垒,挖掘长壕,加紧围困天京。至此,天京水陆接济均被断绝。为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威胁,洪仁玕与李秀成商定,采用“围魏救赵”的方案,即以精兵间道奇袭敌人粮饷重地杭州,迫使江南大营分兵往救,然后迅速回师,摧毁江南大营。太平军各路将领在芜湖会议上取得一致意见后,正月十九日(2月10日,庚申十年正月二日),李秀成从芜湖出发,日夜兼程,疾趋浙江,于二月二十七日(3月19日,二月九日)攻克杭州。和春闻报,急派总兵张玉良统兵一万三千人前往救援,三月二日(3月23日,二月十三日)进抵杭州城下。秀成见敌人中计,遂于次日撤出杭州,经皖南于三月十八日(4月8日,二月二十九日)抵建平。各路大军将领即在此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五路进援天京。闰三月十二日(5月2日,三月二十三日),太平军五路大军对江南大营发动总攻,城内部队也从各城门出击,内外夹攻,一举打破清军营垒五十多座,数万清军全部溃败。闰三月十六日(5月6日,三月二十七日),太平军直逼孝陵卫清军大营,钦差大臣和春、江南提督帮办军务大臣张国棵率残部败逃,江南大营被击溃,天京解围战获得全胜。

天京外围战斗结束后,闰三月二十一日(5月11日,四月一日),诸王登朝庆贺,并筹划下一步军事行动。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李世贤意在攻取闽、浙,洪仁玕主张乘胜下取苏、杭、沪,然后“即取百万购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③。李秀成、洪秀全赞同洪仁玕的方案,遂确定先东进、后西上的战略。闰三月二十五日(5月15日,四月五日),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以及陈玉成部将刘玱琳等各路太平军一齐出动,向东南挺进。闰三月二十九日(5月19日,四月九日),太平军克丹阳,张国棵落水而亡,和春逃常州。四月六日(5月26日,四月十六日),太平军克常州,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往上海,和春逃至浒墅关自杀。四月十三日(6月2日,四月二十三日),在群众的支援下,太平军占领苏州,江苏巡抚徐有绝望自杀。随后,太平军分头出击,先后攻克苏南各重镇。太平天国以苏州为首府,建立苏福省。

六月十五日(8月1日,六月二十二日),太平军从苏州出发,向上海进军,在此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抵抗。在太平军攻克常州当天,英国公使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即联合宣布要保卫上海,并组织联合部队在上海近郊布防;苏松太道吴煦与买办杨坊出资雇佣美国流氓华尔组织洋枪队,与太平军相对抗。太平军进抵青浦,大败华尔洋枪队,重伤华尔,然兵顺流破松江。七月二日(8月18日,七月九日),太平军进抵上海徐家汇。英法侵略军和清军共同抗拒。太平军因猝不及防,遭到挫败,加之嘉兴告急,李秀成于五日撤后往救。在李秀成沿江东下的同时,陈玉成率军自天京经宜兴入浙江,连克临安、余杭等地,兵锋直指杭州城下。不久,因安庆告急,陈玉成回师援救。但太平军进攻浙江的计划并未放弃。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十一年),李世贤、李秀成先后进军浙江,相继克复金华、严州、处州、宁波、绍兴、台州各府县。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十一月十九日),太平军攻克杭州,太平天国建立起以杭州为首府的浙江省。至此,江浙大部分地区都归入太平天国的领域,成为支撑后期太平天国政权的根据地。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力挽危局的同时,于政治上也力图刷新、整顿,重新振作起来。咸丰九年四月(1859年五月,己未九年四月),洪仁牙总理朝政后,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篇》。其主要内容:在政治方面,针对革命队伍内部分散、离心的倾向,主张“要自大至小,自下而上,权归于一”,以加强中央集权;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尊重社会舆论和听取群众意见,以便“上下情通”;指出革新政治的关键是制定法律、制度、造就和使用官吏要得当。在经济方面,主张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事业,设立银行、发行纸币,奖励发明创造,实行专利。在文化教育方面,主张设学馆、医院,禁止迷信和鸦片,提倡移风易俗,革除社会恶习。在外交方面,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文化交流和平等往来,鼓励外国人在华投资,但不准外人干涉内政④。这些建议和主张,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理想远远超出了农民迫切解决土地问题的直接要求,而当时的客观环境也无法使其见诸实行。因此,《资政新篇》的颁布,并没有在政治上创出一番新气象,打开一个新局面。

太平天国后期,内部的封建落后性进一步发展,危机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天王洪秀全陶醉于宗教迷信,信天不信人,不能妥善地处理军政事务。天京官府无不广蓄货财,腐化堕落。军队将领拥兵自重,不顾大局。洪秀全为巩固天王的地位,使各级将领互相牵制,同时为满足文武官员追逐名利地位的愿望,不惜滥封王爵,到太平天国失败前夕,封王者竟达二千七百多人。由此搞得上下人心不服,各有他图。

江、浙根据地开辟以后,太平军在各地继续执行镇压地主武装、没收逃亡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的革命措施,加之农民对地主的自发斗争,在政治、经济上都打击了地主阶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江、浙的经济出现了某些繁荣的景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地主豪绅,地主团练武装也极为嚣张。他们或盘踞一方,依旧欺压人民,或与清军暗中勾结,“以图恢复”;或者拉拢勾结太平军中的蜕化变质分子,组成叛乱集团,阴谋与清军里应外合,从内部搞垮太平天国政权。可见,江、浙根据地并不是巩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