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清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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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大清的名臣(6)

其二,北洋舰队战阵之乱,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非方伯谦之罪,实应由丁汝昌、刘步蟾负组织指挥不当,编队队形失误的责任。一些学者认为,指挥不当,开战之初阵势已散乱,并把最弱之舰抛于阵脚。当丁汝昌获得日军舰队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军起锚追击。“各军闻令,争先起锚”,由于各舰速度不一,且有些舰只起锚时间较长,于是北洋舰队“不及列队,零落而出”。而就是如此情况下,丁汝昌却令旗舰以八节的速度航行,以致在后面的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均赶不及。舰队阵形有似单雁行,又似双雁行。战争发动后。丁汝昌受伤,但伤势并不重,却放弃了统帅全军作战之责。舰队没有总指挥,旗舰失去指挥作战功能,敌乘势以快船攻右翼弱舰,后又夹攻北洋舰队,截击左翼诸舰于阵西,使北洋舰队形势处于极不利地位。这点就连日军后来在总结这次战役时,都发出感叹:“方其战时支那舰队泛沉于汪洋巨浸中,若离若合,一似全无纪律者”,“支那舰队本无次序,至此更无纪律……而其散漫无纪,可叹也”。而刘步蟾擅自改变舰队接战队形,更使船队混乱。海战开始,旗舰“信号所示为诸舰相并横列以主舰居其中”,以致“自其开始交馁,即列成凌乱之半月形”。这种阵势,形成了在海战中的不利态势。不利于舰队机动,不利于舰船火炮的发挥,只能使用前主炮射击,不能发挥后主炮和两舷副炮同时射击作用,又不易保持队形,反易遭敌舰炮火命中。刘步蟾又过早下令发炮,“所击皆不中,尽落于海”,并把丁汝昌震掀受伤。这一切都是组织指挥不当所致。交战不久,定远舰帅旗于第三次排炮时,被敌炮击落,坠入海中便不再升,战阵更乱,“督旗不升,各舰耳目无所系属,督船忽左忽右,亦无旗令,而阵益散”。舰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形成全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各舰处于各自为战,被动挨打局面。不仅如此,由于日本躲开定、镇巨炮,避强攻弱,围两翼弱舰,逐个围击,于是北洋舰队的队形更加紊乱。

其三,扬威舰不是为济远舰所撞。扬威在开战后不久,于1时10分即已中敌炮起火,向大鹿岛方向撤退,并在大鹿岛附近(东经123。40北纬39。37处)搁浅,于十九日被日海军用水雷轰碎。济远舰退出战场是在3时30分之后,此时,扬威已不在战场,因此,可以断定,济远舰绝不可能在战场上把扬威撞坏。同时,济远舰又不可能驶进大鹿岛搁浅处撞坏扬威。因为扬威是在战阵的右翼外侧,而济远则在战阵之左翼,一左一右两个极端相撞是不可能的。扬威由战场向西北方向大鹿岛驶去,济远则向战场的西南转西方向旅顺驶回,两舰相背而驶,间距愈离愈远,无论如何在行驶中是不可能相撞。

方伯谦被杀是不是冤案,恐怕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证。但是,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无疑是败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败在这个王朝制度上的根本腐败则是肯定无疑。

李鸿章与《中日马关条约》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成了千古罪人,成了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遭到世人的唾骂和鄙视。百年来,对于马关谈判的具体情形如何,大多语焉不详,成为一个百年来聚讼纷争不止的历史疑案。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从此李鸿章成了千古罪人,成了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遭到世人的唾骂和鄙视。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甲午中日战争和李鸿章的研究不断深入,不少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转变,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关谈判中李鸿章是尽了最大努力的,但对具体情形大多语焉不详,成为一个百年来聚讼纷争不止的历史疑案。现在,让我们拨开层层的迷雾,来窥视这段屈辱的历史。

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日军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打响后,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陆上战斗则从朝鲜打到奉天(今辽宁),日军占领了大片领土。1895年初又侵占山东威海。清政府无心抗战,一再求和。

1895年3月,李鸿章等人乘坐德轮“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随从出访的有李鸿章之子李经芳,随员伍廷芳、马建忠,以及美国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等。李鸿章为显示天朝的威风,穿戴整齐阔绰,头品顶戴,三眼花翎(是清朝最高官员的饰物),黼服朝珠,应有尽有。

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谈判所在地——春帆楼。春帆楼上,围着方桌摆放着十多把椅子。日本政府还特别为年逾七旬的李鸿章安排了痰盂。谈判一开始,李鸿章将要求停战的英文节略面交伊藤,要求“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伊藤却说:“停战也可,中国必须先答应三个条件:(1)先让出天津、大沽口、山海关,由日军占领;(2)日方所消耗的军费,由清朝政府支付;(3)东北的铁路由日方管理,中方不得干预。不答应这三个条件,日方是不会停战的”。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借机再战。对于这个蛮横无理的要求,李鸿章当即声明,停战条款“要挟过甚,碍难允行”,于是决定放弃停战要求,先索回和款内容。3月24日第三次谈判中,李鸿章要求撤回停战节略,而伊藤却威胁恫吓并暗示要占领台湾。李鸿章当即发言,作了针锋相对的驳斥,最终声嘶力竭,不欢而散。

李鸿章春帆楼上,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这时,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严重事件。

3月24日,当天的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引接寺,当轿子行进在日本的大街上,大街两旁挤满了观看“中国大员”的日本人。轿子接近李鸿章住宿的行馆时,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人,这人冲到李鸿章的红顶大轿前,左手抓住轿杆,右手举起手枪,对着李鸿章就是一枪,然后迅速逃离现场。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流满面,当场昏厥过去。

眼见主人遇刺,李鸿章的随员赶快将他抬回住处,随行医生立即对其进行详细检查,发现一颗子弹打中了左边颧骨,伤口在左眼下一寸左右的位置,卡在脸部的骨头缝里,法、德等国医生坚决反对手术,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碍,不如暂时留在体内。李鸿章毕竟见过大风大浪,当他苏醒之后,面对此情此景表现得异常镇静,首先嘱咐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73岁的李鸿章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日本官方得到消息后“大感震惊”。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立即赶到李鸿章的行馆,天皇派来了御用医生,皇后派来的是两名女看护。这一事件的发生,使日方处于被动局面,谈判发生了转机。外国使臣在东道主国家遭到伤害,这有违国际礼仪。日本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和李鸿章有过交往的文武官员和绅士,纷纷前来探望,馆驿门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许多国家的报纸都以头条新闻报道,给日本带来很大压力。

李鸿章从政几十年,周游世界各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利用这个机会,指责日本的不道德行为和侵略行径,还向来访的官员和记者指点着他沾染鲜血的袍服说:我是中国的使臣,我流的这些血,都是为了大清帝国,只要是有益于国家,我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有人劝他多休息几天再行谈判,他却激昂的表示,如今国难当头,达成合约是刻不容缓的事,岂能因个人安危,延误国家大事!他的这些表现,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

行刺事件发生后,担任保卫任务的日本警察大惊失色,纷纷拔剑抽枪,冲向刺客。刺客迅速逃入路旁一家杂货店中,躲在柜台后面开枪拒捕,几经搏斗,终被擒获。行刺李鸿章的凶手,名叫小山六之助,21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他曾公开宣称:“日本放弃占领北京,是日本的耻辱,同中国讲和现在为时尚早”。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进一步挑起中日之间的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被捕后,作为国事犯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1907年8月,小山六之助服刑仅12年,日本当局就以“在监狱表现好”为由,将其释放。

这一事件使日方处于困境,打乱了伊藤原来想要挟李鸿章,从而获得更大利益的计划。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日本天皇也感到非常头痛,不得不召开了御前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28日,当伊藤博文再次来到李鸿章的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时,李鸿章不禁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几天来在谈判桌上口干舌燥没能取得的战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实现。30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受刺杀李鸿章事件的影响,日本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但对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等条件表示不再让步。伊藤博文限李鸿章对和约草案做“允”与“不允”的答复。日方还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同意签约。

签订这一卖国条约的消息一传到中国,举国上下纷纷谴责李鸿章的卖国行径,使这个清朝鼎鼎大名的权臣名声一落千丈,威风扫地,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他从日本回国后,不敢进北京,只好称病留住天津。慈禧迫于舆论的压力,暂时革去他的一切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