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清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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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大清的名臣(4)

这件事对左宗棠来说是很严重的:若为清廷知道,这可是灭族大罪;从太平军中逃走,洪秀全对他也不会善罢。所以,他只好举家隐入深山梓木洞。清方和洪秀全对他的行踪果然都有反应。最终经骆秉章等极力劝说,左宗棠才勉为其难,在骆幕供事六年。

咸丰九年(1859),“樊燮事件”发生,咸丰下诏“就地正法”左氏,引起左氏及胡林翼、曾国藩等多人的警觉和不满。湘军在长江流域独撑局面,而朝廷对汉官汉将放心不下,“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在等着他们。左宗棠在湖南六年的努力,用潘祖荫的话说“此天下所共见”,而朝廷见到官文的一纸奏疏,便下诏“就地正法”,实令汉员寒心。左氏在未接上谕前乃负气而走,后诏书下达,曾国藩邀他去安徽宿松大营,胡林翼也赶往此地。他们在宿松住了二十余日,日夜商讨,其中有多日是曾、左、胡三人摒除他人密谈。据左宗棠的后人左景伊分析,他们当时就是商议谋取国家政权,由湘军领袖取而代之,左景伊的《左宗棠传》中记载,其动议者是胡林翼。胡氏认为,当今之势,满人皇族腐败,已不堪统治全国,而太平天国自天京内讧之后,败势已定。湘军势力举足之重,待击败太平军后,一定是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不久前,湘军攻下武昌,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提拔曾氏,而满员则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巷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听后脸色大变,收回了提拔的成命。所以,与其坐而待毙,莫如先发而制。胡氏说:“天下糜烂,岂能安坐而事礼让?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很可能,他们在宿松所议的正是谋位之事。当时的意见分歧一定很大,其中心人物自然是曾国藩。曾氏以忠君卫道立命,自然坚决反对自立,使宿松的密谋没有结果。至于左宗棠的态度,他当时名声虽高,但尚未形成气候。

胡林翼虽有谋位之想,但他自认为才气远不如左宗棠,势力更不如曾国藩,身体又十分虚弱,经常咳血,实难当长久之大业。他深知曾国藩“让道”、“克己”,不会冒篡位之险;而他对左宗棠的看法,以为“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所以,左宗棠才是最好的人选。无奈,当时左宗棠实力还太差,又是“待罪之身”,让他出来当国家之政,自然不是时候。当时让曾国藩去辅佐左宗棠,那是绝不可能的。人常言“事者,势尔”,当时的形势,胡林翼如何能扭转!

当时的议论,是咸丰十年(1860)的事。当时英法联军兵进京师,咸丰逃往热河,清廷政权岌岌可危。在这样的形势下,才有曾、胡、左等的议论。他们的议论,也是迫于集团和个人的未来命运的考虑。

左宗棠第二年秋,咸丰死于热河,湘淮大将再次密谋。此时,左宗棠的楚军已成锐师,开赴江西战场与太平军作战,捷讯不断,接连攻取了太平军守城景德镇、德兴、婺源。又连败太平军名将、号称“黄老虎”的黄文金部,收复建德,解曾国藩的祁门之围。还在乐平与太平军进攻江西的主力李世贤大战,以少胜多,一战而败李世贤。左氏建军不到一年,便取得重大胜利,由曾国藩保举,诏授浙江巡抚,成为一方大员。左宗棠在江西大战之时,咸丰病死热河,出现前文提到的政局大变。曾国藩在安庆设帐,接到咸丰病死、载淳即位、八大臣顾命的紧急公文。这一信息激起湘楚地方督抚将帅的议论,湖北巡抚胡林翼从武昌赶至安庆,与曾国藩加紧密谋。此时左宗棠正与太平军激战,无暇赴皖,但他对谋位之想,却在诸人之先。胡林翼去安庆,捎去了左宗棠的一个事关重大的联语:“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信上说,这一联语是其登浮梁之神鼎山偶得。曾国藩一看便知其中暗机,“问鼎轻重”,趁其乱而谋其位。这是曾、左、胡去年多番密议过的事情。一年后值咸丰驾崩,载淳年幼,宫廷混乱,这时确是一个“问鼎”的绝好机会。但是,让谁去“问鼎”?曾国藩当时就想到左宗棠,但他又认为,左氏手中只有万把人,清廷的军队虽然腐败,但多年布置在江北的多隆阿、都兴阿、冯子材和黄淮流域的僧格林沁,都早有对付湘军的布置,左宗棠那点军队再能打,也难能胜之。所以,左氏势单力薄,此时想要起事,也绝无把握,更何况直隶、京津畿辅的清军力量更不可小看。他同样认为,即使湘军全师响应,也没有胜券可握。左军单方面行动,更是不自量力。

想到这里,曾国藩不寒而栗。口中只是称赞联语对仗工整,假装未看出门道。胡林翼自然也明晰左氏尚未成熟,于是深望曾国藩能当此重任。他曾向曾国藩分析形势,以为宫廷政变不可避,而湘军在此时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即让曾氏当机而断,拯救乱局。随之,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也劝曾在东南称帝,他愿拼力为辅。但是,曾国藩已经立定决心,将众人的劝说一一设法拒绝,且不留痕迹。

安庆这番“问鼎”议论又无结果。胡林翼回至武昌便病死了,左宗棠自知无力“问鼎”,清政府又高迁他为封疆大员,去了浙江,不久又升迁他为闽浙总督,还把西北塞防大计托付于他。他在西北为国家建下殊功,也得到殊荣,“问鼎”之想遂终。正如有关记载所称:他虽有“度夕陀想”,但由于清廷重用于他,又升迁如此之快,“朝廷待我固不可谓不厚”,才使他未行“问鼎”之举。可他仍抱有遗憾,所谓“误乃公事”,即由于清廷付以重任,为完成重任之“公事”,却“误”了“问鼎”的大计。

总之,左宗棠虽然未有谋位的大举,却实有“问鼎”的隐情。后来正史、野史的记述,并不是妄写的。

翁同龢开缺

维新变法酝酿期间,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接连上书慈禧,弹劾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随后,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5日,即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究竟缘何开缺回籍,值得玩味!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井眉居士,晚号松禅。1830年5月19日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二十一岁选为拔贡,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1865),翁同龢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即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维新变法酝酿期间,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后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宣统帝溥仪即位之后,其父载沣监国时,为翁同龢平反,“翁同龢著加恩开复原官”,后又追谥“文恭”。

翁同龢像翁同龢为什么会被贬黜和开缺回籍?学术界却意见纷呈,颇多分歧。

第一种观点,举荐康有为说。这一观点认为维新变法时期,翁同龢引荐康有为是导致顽固派弹劾的主要原因。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一代相国翁同龢也逐渐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认为西法不能不用,于是“大搜时务而考求之”。1888年4月,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中指出:如果中国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十年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可雪耻。还预言日本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六年后,甲午战败,康有为的预言得到证实。所以翁同龢认为康有为是奇才。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等获悉签订《马关条约》,于是联络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翁同龢见到此书后,大为赞赏,为了识拔奇才,他以朝考官的职权,准备引荐康有为。他还不惜一品大臣的身份屈尊私访康有为,当两人会面时,足足谈了两个多时辰。临别,翁同龢还向康有为要了有关变法的书。从此,他每天读变法书,和以前判若两人。光绪不愿作亡国之君,接受维新思想,实行新政,这与翁同龢引荐康有为等人是分不开的。翁同龢在与康会见的第二天,就向光绪密报会见情况。平日授读时,也是大讲西法如何如何好,还介绍光绪看《日本变法考》、《泰西新政摘要》、《俄彼得变政记》等书。当光绪毅然实施改革时,翁同龢辅佐草拟变法谕旨,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就在光绪实施变法的同时,一批顽固守旧的满人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惟恐变法后受排挤,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他们与甲午主和派联合起来,迎合慈禧,挑拨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加紧策划政变。为了阻挠变法,顽固派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翁同龢,指使亲信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变法酝酿期间,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

第二种观点,刚毅构谗陷害说。这一观点认为,翁同龢与刚毅的不和,是导致前者开缺的主要原因。翁同龢秉性正直,遇事敢言,不畏权贵。在封建官场中,这种品德可以得到正派人士的崇敬,也必然会引起某些心胸狭窄、阴险毒辣、凯觑权位者的不满和嫉恨。他“好延揽”、“广结纳”,有其突出的长处;但却“必求为己用”,“不能容异己”,又有致命的弱点。他两次充当帝师,名高望重,预闻军国,稳操实权,深受光绪信赖,较之其他大臣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果遇事慎重,虚心谦和,善处人际关系,其地位会日益巩固。然而他非但没有正确运用这一优势,相反,却因此而滋长了骄横和跋扈,与同僚议事,往往轻视别人,固执己见,锋芒过露,偶有不合,便怫然不悦,争吵不休。尤其令人侧目者,则是其在争吵之后,“常入报帝,必伸己意”要光绪采纳,压制不同的意见。所以他与同僚的关系很难融洽。以前,他与军机大臣沈桂芬、阎敬铭、潘祖荫等都是如此。后来与孙毓议、徐用仪更是势同水火。连1897年7月逝世的清流派首领、军机大臣李鸿藻,也与他因政见歧异而搞得关系极为紧张,以致官场中传言:“李鸿藻一日不死,翁同觫一日不得逞”。而他与刚毅的不和更是种下了恶果。军机大臣满人刚毅尽管由翁同龢荐引进入枢府要地,但其思想顽固不化,与主张改革的翁同龢尤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而且刚毅并非正途出身,识汉字不多。常读错音,遭翁讥诮,引为大耻,日思报复。有记载说,刚毅“每称大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字为本音,并于外省奏折中指道员刘篇为刘鼐,经公(翁)当面呵斥,渠隐恨思报复久矣”。维新变法之时,刚毅等人借机上书慈禧,弹欬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最终导致慈禧令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

第三种观点,慈禧与荣禄阴谋说。光绪皇帝明令变法的《明定国是诏》是由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起草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颁布,而在变法第五天即6月15日,翁同龢突然被开缺回籍,同时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并统辖北洋三军,宣布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大员须诣太后前谢恩,并决定秋天“天津阅操”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一切新政之行,皆在二十八日之后,而二十七日翁同龢见逐。荣禄督师,西后见大臣,篡废之谋已伏”。显然,他是把翁同龢被罢黜和荣禄被重用等事件连在一起的,认定这都是慈禧与荣禄一伙策划的废立阴谋的组成部分。据梁启超描述,罢黜翁同龢是慈禧太后“忽将一朱谕诏书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肽顿失矣”。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也说:“奉旨著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二十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日懿旨逐翁常熟……并今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平是知常熟之逐,甚为灰冷”。康、梁是戊戌变法的当事人,历来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论及翁氏罢相,多采康、梁之说。

第四种观点,光绪本意说。理由是翁同龢虽然曾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但事后当皇帝向他索要康氏著作时,翁却说:“臣与康有为素不来往”,“此人居心叵测”。翁既为皇帝起草《明定国是诏》,又当着皇帝和太后的面说过“西法不可不讲,但圣贤义理尤不可忘”;翁在讨论接待来访的德国亲王的礼仪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合;御史玉鹏运、安徽藩司于荫霖、御史高曼、御史李盛锋等人上书弹劾翁。因此而认为上述事例与罢黜翁同龢的诏书中所说“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且于征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狂体情状,难胜枢机之任”都相符合,遂得出结论:是光绪皇帝而非慈禧太后罢黜了翁同龢。此说初看似觉新鲜,但推敲起来,仍嫌证据不足。翁同龢与光绪皇帝有二十年师生之谊,情同父子,变法伊始,翁同龢刚刚为皇帝起草了《明定国是诏》,皇帝显然对他是信任的,何以在数日之内翻云覆雨?而且选择在翁同龢六十九岁寿辰之日将他罢黜,于情于理都难以说得通。如果翁确实是因为妒忌康有为而遭贬,而且诏令确实出于光绪皇帝之意,康、梁不可能毫无觉察,也不可能对翁同龢持同情态度。

翁同龢开缺的原因,因研究者视角的不同而得出了多种不同的意见,这里仅供读者自己去猜测和回味。

邓世昌殉国

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邓世昌率领“致远”舰驰骋海面,英勇杀敌,临危不惧,顽强作战,最后与全舰官兵壮烈牺牲。他所在的致远号也在这场战争中沉没。然而,对“致远”舰沉没的原因和管带邓世昌牺牲的情形,却说法各异。

邓世昌(1849—1894),原名永昌,字正卿,祖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三。其父邓焕芬是个商人,家境富裕,经常带领子女往来于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为邓世昌创造了一个接受近代教育的良好条件。1867年,林则徐的女婿、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大臣,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中国自己的造船和海军人才。学堂先从福建当地招收了刘步蟾等数名学生入学,后为提高学生质量,又从广东招收了十名通晓英语、算学等知识的聪慧孩子入学。邓世昌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这批学生之一。当时,福州船政学堂分为培养制造人才的前学堂和培养驾驶人才的后学堂,邓世昌进入后学堂学习驾驶。1874年,沈葆桢委派邓世昌担任“琛航”号运输大副,并奖以五品军功。因其才华出众,为李鸿章赏识,被授予“致远”舰管带等职,并受赐“噶尔萨巴图鲁”(满语为“勇士”之意)称号。在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他率领“致远”舰驰骋海面,英勇杀敌,顽强作战,最后与全舰官兵壮烈牺牲。他所在的致远号也在这一战役中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