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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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宋朝的宫廷(7)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宰相吕夷简手疏八事,劝帝重整朝纲,语真情切。仁宗与吕夷简商议重建宰执班子,意在逐渐消除太后的影响,建立自己的权力班底,准备把原为太后亲信的执政夏竦、张耆和晏殊等都罢政出朝。退朝后,仁宗随口与郭皇后说到这件事,郭氏却说:“难道吕夷简独独就不依附太后吗?他不过为人机巧善变罢了。”仁宗听了,想想似乎颇有道理,就决定把吕夷简的相位也给罢了。第二天早朝,宣读了皇帝的诏令,除上述诸相被依次免职外,末后吕夷简也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出判陈州。吕夷简大为惊骇,也大惑不解,这样被出乎意料地罢相,不知是何事忤旨而遭此遣,就托入内都知(宦官)阎文应打听,才知底里,遂对郭皇后怀恨在心。

宋仁宗复召李迪、王随等人执政,还用旧相张士逊,他曾是仁宗在东宫时的老师,所以颇得信任,但张很快就坐事罢相,出判许州。半年后,仁宗感到新班底并不是十分满意,还是有点思念吕夷简,所以又召他为相。

后宫中,仁宗比较宠爱尚美人和杨美人,而郭皇后却不时与她们争风吃醋。一次,郭后与尚氏同在仁宗前侍谈,没说几句,又起口角。尚氏恃宠不肯相让,并当着仁宗的面讥刺郭后,郭后气愤之极就跳起来打尚氏的面颊。仁宗看不过去,起座拦阻,不料郭后已经出手,而尚氏闪过一旁,一巴掌正打在仁宗颈脖之上,指尖锐利,掐成两道血痕。一怒之下,仁宗决定废黜郭后,遂找宰执近臣商量。宦官阎文应给仁宗出主意,让仁宗将颈脖上的伤痕给执政大臣们看,以取得他们对废后的支持,仁宗也照着做了。

宰相吕夷简对前不久因郭后一句话而被罢相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这次正是报复的机会,怎肯轻易放过。由是他不但赞同废后,以为“皇后如此失礼,不足母仪天下”,还提出两条强有力的理由:一是皇后在位九年,却无子嗣,二是汉唐故事中,光武帝素称明主,其皇后郭氏只是怨怼就被废黜,何况陛下被伤颈脖。说得仁宗遂下决心,下诏废郭后,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于长乐宫。

废后诏书公布后,引起朝臣们的轩然大波。主要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余名谏官、御史,向皇帝上了很多道奏折,认为皇后没有大过,不应轻率废黜,请求重新审视此事。吕夷简指示有关部门,不得接受台谏官的章奏,所以反对废后的奏疏无法上达仁宗手中。于是御史们准备进殿面奏,要求仁宗接见。然而吕夷简与阎文应等早有布置,殿门紧闭不开。孔道辅等只得拍打门环,大呼:“皇后被废大事,奈何不听台谏入言?”仁宗便令宰相去向台谏官当面说明情况。

吕夷简只得硬着头皮至中书与台谏官们商谈。孔道辅、范仲淹等台谏官指斥夷简道:“大臣服事帝后,就像儿子服事父母,父母不和,只可劝解,奈何顺父出母呢?”夷简答:“后伤帝颈,失礼太甚。且废后亦汉、唐故事,何妨援行。”道辅厉声说:“此乃汉、唐失德事,如何引为法制?”辩论中,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最后吕夷简只得同意他们明天直接向皇帝进谏,然后拂袖而去。

吕夷简回去对仁宗讲述了台谏官请对的要求,认为实非朝政太平之幸事,要仁宗早做准备。第二天清晨,台谏官们早早上朝,准备与皇帝、宰相当廷辩论。不料,仁宗先下了即日起不许台谏请对的诏书,同时对为首的台谏官员进行了处分:孔道辅、范仲淹出知地方州郡,其他台谏官员分别给予罚金处分。在皇帝与宰相的联手打压下,这场废后风波得以平息,台谏官的进谏未能见效。

景祐元年(1034),被废的郭后又出居瑶华宫。而尚、杨二美人越发得宠,一有机会就缠着仁宗,几乎每晚都共同陪侍上寝。为此,仁宗搞得圣体疲乏,或累日吃不下饭,不久一场大病,数天不省人事,内外忧惧。朝臣们私下议论,认为主要是二美人侍寝过于殷勤之故,杨太后(即真宗时的杨淑妃)与内侍阎文应轮流劝说仁宗,黜逐二美人以保重龙体,仁宗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点头同意,阎文应便把二美人用车送出后宫。次日传出诏旨:尚美人出为道士,杨美人出为尼姑(一说别宅安置)。九月,立大将曹彬的孙女为皇后。

仁宗身体康复后,一天游览御花园,见到郭后原来乘过的轿子,触景生情,黯然泪下,颇有悔意,作《庆金枝》词一首,派内侍给郭后送去。郭后见词也觉伤心,答和一词,凄怆哀婉,动人情怀。仁宗看后颇为感触,又派人告之有重召郭后回宫之意。郭氏一想到被废时的情景,顿感万分屈辱,表示若再受召回宫,必得百官立班受册方可。吕夷简、阎文应听到此消息,大为吃惊,两人在仁宗面前说过郭后的许多坏话,担心郭后回宫将对自己不利。恰好郭氏得病,仁宗派阎文应带太医前去诊治,几天后,郭氏暴卒。

郭后的暴卒,当时就引起不少传言。有人怀疑是吕夷简、阎文应所害,认为二人力主废后,与郭后已势不两立,而仁宗欲郭后回宫复位,这必定造成二人心理上的恐慌,从而采取措施将郭后害死。还有消息说,阎文应在带太医诊治郭后的过程中,故意用药引发其病,使其病体加重而亡;或说是阎文应乘机进毒,致郭氏暴亡。甚至有人传言,郭后在病体加重,但尚未断气之时,阎文应就向仁宗报告郭氏病亡的消息,然后急忙用棺木收敛。当时有谏官王尧臣等人对此反常现象提出疑问,要求重新察验郭后的病历起居记录,但仁宗不同意,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史载,仁宗得知郭氏病亡,“深悼之,追复皇后”,却不加谥号,也不行附庙之礼,仍葬于佛舍而已,这一做法也是够奇怪的。联系前面仁宗并不深究郭氏暴卒的原因诸事,也让人看不懂。就是说,郭后究竟在仁宗心目中是个什么地位,其实也是一个谜。

后来,范仲淹回朝任天章阁待制,他虽提不出什么过硬的证据,但始终认为郭后之死应与宦官阎文应有关,阎带医就治郭氏小疾,几天后暴卒,起码有失职之咎,于是上书弹劾,阎文应终于被贬逐岭南,死在路上。吕夷简对此事颇感不快,就递过话来:“待制乃是侍从之任,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让他闭嘴。范仲淹却反击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所应做的!”范仲淹虽对吕夷简也有看法,但拿不出任何有关凭据,后在揭发吕夷简存在结党营私诸行为的斗争中,又被贬出朝廷,出知饶州。

总之,前面怀疑吕夷简、阎文应加害郭后的种种说法,应该说都只是社会传言,而没有多少真凭实据,因此郭氏之死留下一个永久的疑问。

北宋亡国

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发展,不管从人口、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都可谓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尤其是其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在中国历史上也可算一个巅峰时期。然而,东北地区刚刚崛起的金国,只用了一年时间,就用铁骑摧毁了这个庞然大物,其原因何在呢?

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四十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或可说进入了一个“太平极盛之世”。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叙写,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描绘,我们都可看到北宋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从人口方面说,宋徽宗初年,户数已超过两千万,一些学者估计人口已过一亿,在农业社会中,人口是衡量国家强弱的主要尺度,而一亿人口,还有近百万的兵力,这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大国。从疆域方面看,自崇宁以来,随着对西夏战争的节节胜利,“斥大土宇,靡有宁岁”,直到宣和元年(1119),宋军在统安城战败,方被迫与西夏休兵。后又攻辽,从金军手中讨得燕云诸州,增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宋徽宗对这时国家的富盛,也颇自鸣得意,时时粉刷太平,好大喜功。词臣奉命进诗:“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

然而就是这个看上去庞然富强的宋王朝,这个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宋帝国,在与东北刚刚崛起的小国——金国的较量中,仅一年多的时间,这座外观金碧辉煌的大厦竟然轰然倒塌,京城陷落,二帝及大批人员被掳,万民涂炭,其怵目惊心的惨状,实在惨不忍述。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貌似富强的帝国会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这个上亿人口的宋王朝会如此迅速地被金兵的铁骑所摧毁?尤其是这摧毁仅仅用了两国军队交锋后的一年时间,这到底是金兵有这么大威力,还是宋王朝自取辱败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北宋最后的两个皇帝,及其周围人们在北宋王朝最后的日子里的各色精彩表演,或能对这个问题有所领悟。

宋徽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天才艺术家,他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确有不俗的才华,如在书法上独创瘦金体,他的花鸟画精致逼真,他懂音乐,词也填得不错。然而处置军国大事的昏聩,生活奢侈腐化的程度,手下奸臣贪官的数量,也都和历代昏君有一拼。他指挥着规模空前的宫殿、后苑等的建造,穷侈极丽,设立造作局、应奉局,开运“花石纲”,挥霍民脂民膏,用之如泥沙而不惜。他酷嗜女色,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即授名号或进阶,退位时出宫女六千余人,总数盖以万计。甚至还不满足,专设行幸局,毫无顾忌地微行于妓馆酒肆,追声逐色,寻花问柳。其纵情于声色犬马,竭天下以自奉,浩大的宫廷开支,完全由人民的血汗在供养。

同时,宋徽宗口头上也自诩“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很快沿袭哲宗“绍述”神宗的变法方针,进一步惩罚反变法派,采取了财政、教育诸方面的新政,如继续方田均税,重视农田水利,进行盐法、茶法改革,奖励开发矿业,还有学校科举改革。加重赋税,崇奉道教等。其一系列新政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不能说其中没有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成分,但大多是搜括民脂民膏的内容。而崇奉道教就更是荒唐可笑,自封“教主道君皇帝”,一大批自吹道术高明的道士被徽宗尊为上宾,玩着自欺欺人的把戏。

宋徽宗周围的一帮宠臣,人们号称“六贼”:有宰臣蔡京、王黼、朱和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梁师成为隐相。其实,当时的奸佞决不止上述六人,再如宦官杨戬、兰从熙、谭稹等,官员李邦彦、高俅、蔡京诸子蔡攸等及孟昌龄、孟扬、孟揆父子等,这些人窃据要津,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如蔡京之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其他奸臣同样效仿,一时乳臭童稚,目不知书,而官已列禁从者比比皆是。于是招权纳贿,货赂公行,尤其是对民众的各色残酷掠夺,有关史料俯拾皆是。

不要以为这些奸佞都是草包,其中一些人也是才子。如蔡京就是大书法家,进士及第,文章也写得漂亮,首倡“丰亨豫大”之说,鼓吹太平盛世,徽宗朝曾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其弟蔡卞与京同年进士及第,王安石招为女婿而从安石学,官中书舍人兼国史修撰时,“文饰奸伪,尽改所修实录、正史”,二任宰执之官。蔡京诸子也颇有文采,如蔡僚著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西清诗话》、《铁围山丛谈》等。王黼《宋史》本传称其:“为人美风姿,目睛如金,有口辩,才疏隽而寡学术,然多智善佞。”

尽管官场上一片乌烟瘴气,宋徽宗仍在标榜要惩治腐败,针对官员的受贿作弊,朝廷也处分了一批官员。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河北监司贺希仲、滁州知州唐恪、提点江东路铸钱王阐等官员,都因贪墨而遭贬黜。然而,其体制中没有多少权力制衡机制,尤其是对最高当局,基本上没有监督能力。从而其体制腐败的根子就在皇帝本人,他其实就是最大的受贿者,其周围一大批高级贪污犯更备受皇帝的青睐,恩赏有加。

面对隐伏危机的表面盛世,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和太学生,起而痛陈时弊。如官员李纲上疏,被贬谪某县税务。太学生朱梦说屡次上书,被贬官池州。太学生雍孝闻力诋蔡京家族,被流放而死于海南。甚至有人上奏历数蔡京、童贯诸奸臣之罪,“中外大骇”,而宋徽宗却对此类忠言完全置若罔闻。

燕人马植由童贯荐引,献联金灭辽之策,宣和二年(1120)入金谈判,缔海上之盟。宣和四年(1122),金人约宋攻辽。在长期作战中,陕西军成为宋军精锐,然而在童贯率领下两次进攻辽都燕京,都被打得一败涂地。金军乘势拿下燕京,这时也看清了大宋王朝外强中干的实质。金军在向宋横敲一笔军费后,将古城洗劫一空,留下几座残破不堪的空城给宋。而宋朝君臣却还在自我陶醉,为收复燕云诸州,“功臣”们一一加官晋爵,徽宗还命人撰写《复燕云碑》来歌功颂德,似乎太祖、太宗未竟的事业,真的由他来完成了。所以,在金兵进攻之前,大宋王朝始终给人们一个盛世富强的印象。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兵分两路:一路攻太原,一路攻燕京,然后会师开封。领枢密院事童贯在河东听到金军南侵的情报,竟以赴京汇报为名丢下军队,逃之夭夭。十二月,燕京宋军投降,不过金兵在山西太原、河北保州一带还是遭到宋军的殊死抵抗。此时,徽宗才感到事态的严重,被迫下诏罪己,承认种种弊政,并于二十三日匆忙传位于钦宗,不负责任地把一副烂摊子撂给儿子。应该说此次金军初攻南方,宋军尚有抵抗能力,而徽宗却已吓得仓皇南逃,蔡攸、童贯、高俅等也随同而去。

靖康元年(1126)年初,宋钦宗见父王南逃,也想逃往陕西,在李纲的一再苦谏下,这才打消去意。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负责东京防务。金军打到东京城下,宋军防守严密,金兵死伤累累而不能得手,只得遣使入城议和。钦宗求之不得,在宰相李邦彦的力主下,答应割地赔款的苛刻条件,派兄弟亲王为人质赴金营,并派官员向民间勒索准备和议的金银。后各地勤王兵陆续抵京,名将种师道也率军到来,其将姚平仲立功心切,说动钦宗偷劫金营,李纲也不反对。然而劫营失败,姚弃军亡命。金军向钦宗追究责任,钦宗恐金症再次发作,罢免了李纲和种师道,遣使谢罪,准备交割北方三镇。可见,钦宗面对险恶的局势毫无应对能力,只是来回摇摆于投降和冒险之间。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率千余学生伏阙上书,军民不期而至者数万,要求罢免议和奸臣,复用李纲、种师道,反对割地乞和。群众把登闻鼓抬到东华门外,擂得震天价响,并围攻和诟骂主和奸臣李邦彦等。开封府派兵围住学生,指责学生胁迫中央。学生反驳道:“以忠义要求朝廷,不比你们以奸邪要挟天子强吗!”陈东挺身于斧钺之间,凛然无惧。钦宗自知大义有亏,众怒难犯,只得宣布李纲、种师道复职,并让李纲出面安抚学生,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金帅得知宋廷主战派占了上风,外围勤王兵又在不断增加,自己久攻开封不下,怕处于不利境地,在得到钦宗同意割让三镇的诏书,并带着勒索来的金银,引兵北去。开封被围近四十天,到二月中旬终于解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