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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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宋朝的宫廷(5)

还有好色。《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宗淳化四年(993),有官员乞放宫女三百,太宗对执政说:“宫中无此数。”执政为讨好太宗,请以狂妄罪名惩处该官员,太宗释而不问。然而到至道三年(997),太宗刚去世,真宗即位不久,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事隔不过四年,两个皇帝的说法就大相径庭,既然嫔御甚多,那宫女之多自然不在话下。为什么太宗不愿释放宫女,还要扯谎?《默记》载,光义在开封府尹任上时,看中一个十几岁的青州女子,派人强行窃买,此事太祖都颇为恼怒。又载南唐后主的小周后每次入宫则被太宗留数日之事,宋人画有《熙陵(即太宗)幸小周后图》。还载有太宗将李煜宠信的宫人乔氏纳入宫中诸事。《烬余录》载有太宗灭北汉而尽收其王室嫔妃之事,还有太宗与后蜀花蕊夫人的风流韵事等。均可证太宗实为好色之徒,且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尤其令人发指的是,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宋官妓营妓》考证出:“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宋太宗居然是军队配备随营妓女的始作俑者,这又可见在宋太宗眼中妇女地位之卑贱。

宋代是在太宗手上完成统一大业,经济与文化事业均有较大发展,皇权统治也基本稳固,然而对外族的军事行动屡败,农民起义时有爆发,积贫积弱之形势已萌芽……有学者认为,在宋初历史上,太宗朝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太宗终不能臻于治,给宋后世带来很大后患。总之,其历史作用甚为微妙,其人品也确实令人难以定论。

宋初政事堂刻石真伪

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无南方人拜相当国者。宋人提出“政事堂刻石”之事,说太祖曾亲笔书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语,刻石于朝廷政事堂,以告子孙。此事是历史事实,抑或是传闻蠡测,抑或是后人杜撰,难以分辨。

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欲拜王钦若为相。王钦若为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也就是说是南方人。淳化间进士及第,后钦若一路升迁,咸平四年(1001)已为参知政事(副相)。景德初,契丹军大举南下,他密请真宗南往金陵(今江苏南京),躲避北方战事,为寇准所叱责而止。出判天雄军(治今河北大名东),闭门待敌,束手无策。次年还朝,与寇准不合而去职,判尚书都省,领修《册府元龟》,功揽于己而咎归于人。不久又升大学士,以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其为人奸邪险伪,若拜他为相,国事前境很难设想。由是,宰相王旦上谏道:“王钦若遭逢陛下,恩遇已隆,今留之枢密,已属高位。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土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说明不愿以王钦若为相者,乃朝廷众官员的公议。宋真宗只得作罢。等到王旦去世,王钦若才得任相,其愤愤不平道:“为这王老头,迟我十年做宰相。”

以上故事中“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一语,出自《宋史·王旦传》,应该说王旦此语说得如此铿锵有力,宋真宗表面上也只得听从。其实。王钦若自景德三年再次入枢,一直都位居执政,虽没有宰相的名分,真宗对他言听计从,作用远在宰相之上。然而就因此语而晚得宰相名分,那么此语为北宋初期之国事惯例,还是太祖、太宗朝立下的祖宗家法?

据宋人笔记《道山清话》记载,宋太祖曾提出过“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为相”的家法,并亲笔书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言,刻石于禁中政事堂,以告子孙。到宋真宗时,先有王钦若为相,后又以苏州长洲(今属江苏苏州)人丁谓为相,据说该刻石被吏辈移至他处。宋神宗时,有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王安石为相,又有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章悖为相,其时该刻石已不知去向。

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的确无南方人为相,因而“政事堂刻石”之事,似乎无可怀疑,至少事出有因。但查遍《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重要史籍,却未见对这重大事件著录一字,原因何在呢?

近代学者张荫麟认为,“政事堂刻石”之说虽言之凿凿,却实不可信。就以上述王旦上谏之事为例,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如有“政事堂刻石”存在,王旦为何不直接引以为据,而要说:“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只是摆出有关的历史事实。二、宋真宗在王旦死后仍用王钦若为相,如有刻石在,他不怕违背祖宗之法?而宋初确无南方人为相,不是由于太祖定下了歧视南方人的国策,而是因为在太祖初期,国境未逾江南,其所需笼络的先朝重臣和所信托的心腹幕僚,有任宰相资格者,其中确无南方人。其后逐渐收复南土,南方人入朝者大都为南国降臣,自无取冠朝列之理。到第三朝皇帝宋真宗时,开国已三十多年,随着南方综合实力的加强,南方人科举入仕的比重和在中枢机构的比重,都与时俱进。此时,以科第起家而当宰相之任的南方人,开始逐渐产生。而北方人因久居的政治特权地位发生动摇,对南方人难免侧目,真宗朝歧视南方人的事例甚多,加上首位拜相的南方人王钦若确实为人奸邪,后来拜相的丁谓也是一个小人,都为朝中正直官员所侧目。到宋神宗时,北方人的地位逐渐落于南方人之后,王安石为相,其变法又存在许多弊端,而变法派以南人为主体是不争的事实,由是招致很多官员的不满,为了表示对南方人的歧视,尤其是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才有人杜撰了“政事堂刻石”之说,欲从根本上否定王安石当政的合法性,所以刻石之说是不可信的。

上述观点虽说得颇合逻辑,但也仍是一种推测,并没有拿出十分可信的证据来直接推翻《道山清话》中有关“政事堂刻石”的记载。所以宋初太祖是否制作过这块“刻石”,仍是个没有解开的谜。

宋真宗泰山封禅

宋真宗即位之初,尚能广开言路,锐意进取,勤政治国,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成平年间的小康局面。但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后,以纳岁币求苟安,施政方针也日益保守,且崇道信佛,劳民伤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国君臣有如一群患有臆想症的精神病人,共同演绎了几场“天书”、“封禅”之类的迷信闹剧。其中一些神秘细节的具体操作过程,将永远是宫廷历史之谜。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心情一直不好。原来想到世人对其父宋太宗皇位合法性问题的非议,及对自己替代兄长继承皇位问题的种种看法。心里就一肚子的不高兴。此时资政殿大学士王钦若又告诉他:“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与辽国立城下之盟,难道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真是旧患未除,又添新耻,真宗心里就像吃了一只苍蝇,说不出来的窝囊和憋气,心病不轻。

王钦若揣摩到皇帝的心事,也为了迎合真宗好大喜功的心理,提出:“只有封禅泰山,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邦。”真宗听了果然心动。而后,王钦若又告诉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端’,帝王才行封禅之举,那么怎么求得‘天端’呢?难道伏羲时真有所谓河图洛书吗?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天端虽非人力所为,但只要皇上深信而崇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降祥端无异。”真宗又去问秘阁直学士杜稿:“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杜稿随口回答:“就是所谓‘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负书出于洛’,其实都是古来即有的圣人设神道为教而已。”真宗听了,心领神会,决定施行。

真宗感到需要先将以宰相王旦为首的一批官员买通,让他们也心悦诚服地加入到这一剧情的演员行列中,那戏才会演得逼真。王钦若去转达了真宗的有关“圣意”,王旦半信半疑地勉强表示顺从。不久,真宗召群臣欢宴,提出不分君臣而以主宾就座,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权三司使丁谓,及王旦、杜稿等大臣不敢,真宗说:“今天只想和爱卿们乐乐,就不要讲君臣大礼了。”喝到高兴当口,真宗命侍者给每人一个红包,打开一看,都是大颗珍珠。真宗请大家继续喝酒,说等会还有赏赐,席终果然还有良金重宝之赐。尤其是特赐给王旦御酒一樽,嘱咐回家与妻儿共享。王旦回府打开一看,见樽中都是亮晃晃的大颗明珠,联系到前些天王钦若传达的“圣意”,顿然有所领悟。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的早朝上,内侍来报说宫城左承天门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有两丈多长,黄帛上隐约有字。真宗便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去年十一月某日夜里,有神人来告,谓来月在正殿建道场一个月,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朕自十二月朔日已在正殿设了道场,恐内外起疑,所以未曾宣布。今日之帛书想必是天书下降了。”王旦带领群臣马上称贺,随后真宗率领众人来到左承天门,焚香望拜,让内侍上城楼取下“天书”,由真宗跪受。“天书”上写:“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其中“付于恒”,当然是指真宗赵恒,可见真宗即位是天命所归,且可“传世七百”,永葆宋祚。真宗大喜,把“天书”收藏于金匮之中,然后大宴群臣,令改元为“大中祥符”,“大中”有万事适中之意,“祥符”就是“天端”。接着大赦罪犯,官员普加薪俸,京城放假五天,公费欢宴庆祝。并遣使祭告天地、宗庙、宫观,群臣也纷纷上表称贺,一场闹剧拉开序幕。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兖州知州率千余人赴京上表,称天降祥符,万民称颂,请圣上封禅泰山,以报天地。真宗命朝臣讨论此事,众臣以为封禅泰山是帝王将自己统治天下的功德昭告天地的大礼,秦皇汉武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大宋建立以来,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天下大治,完全有必要举行这一大典。四月,又有“天书”降于宫中功德阁,进一步表明了天意。宰相王旦率领文武百官、外来使臣、僧道耆寿等各界代表二万四千余人伏阙上表,请求真宗封禅。这样规模大代表广的上请,竟达五次之多。这班老臣也的确配合默契。

真宗遂决定当年十月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曾问权三司使(财政大臣)丁谓经费有无问题?丁谓回答:“大计有余。”这更坚定了真宗过封禅瘾的决心。六月的一次朝会上,真宗又继续演绎着上回那个故事说:“去年那位神人又托梦告知,将有‘天书’降于泰山。”果然,王钦若上奏说,泰山下有醴泉涌出,泉旁的亭中有“天书”下降。于是群臣再纷纷上表称贺,乞加尊号“崇文广武仪天尊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真宗拜受。至此,封禅的舆论准备,可谓相当完满。其他准备工作也正风风火火地进行着,如令匠人们专门制造了奉迎“天书”使用的“玉辂”。

十月初四,以玉辂载天书为前导,赵恒在庞大的仪卫扈从下居中,文武百官紧随其后,封禅队伍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了。大队人马走了十七天,才从京城来到泰山脚下。仪仗、士卒遍列山野,两步一人,数步一旗,从山下一直排到山顶,其气势着实宏大。十月二十三日清晨,赵恒在斋戒三天后,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在众臣簇拥下,登上南天门,来到岱顶神庙。次日,举行隆重而繁琐的仪式,封祭吴天上帝及五方诸神,礼毕下山。再以同样隆重的仪式,在杜首山祭地祗神。最后登上朝觐坛,接受百官、外使和众僧的朝贺,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然后大赦天下,文武官员进秩,赐天下大酶三日,各地举行公费宴庆。

这里顺便提一下泰山中天门之下,海拔八百米的“回马岭”,这里山重水复,峰回路转,景色优美。传说宋真宗到泰山封禅,骑马上山,至此坡路高峻陡峭,马不能行,只得在此回马。现有石坊—座,额刻“回马岭”三字。可是从历史记录来看,宋真宗并不是骑马上山的,而是坐山轿上的山。泰山岱庙的《宋真宗封祀坛颂碑》记述:“上乃乘轻舆,陟绝嗽,跻日观,出天门。”即乘坐山轿,攀盘道石阶而上。而这“回马岭”,据说唐代就有此名。有人认为应是唐玄宗封禅泰山的回马之处,也有人认为应是汉光武帝登封泰山的回马之处,不知哪个推断的可信度较大?

十一月,真宗的大队人马还拐到曲阜谒拜了孔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然后参观了孔府,游览了孔林,赐钱三百万。以封禅礼成,诏改乾封县为“奉符县”。真宗还作《庆东封礼成诗》,令诸臣唱和,最后盛宴群臣。回到京城开封,诏定“天书”下降京城之日为“天庆节”,“天书”降于泰山日为“天贶节”,命文臣将其封禅泰山之行编成《大中祥符封禅记》一书。封禅大典前后历时五十七天,此后天下争言符瑞,群臣也争上表章,竞献赞颂之词,举国如痴如醉。

在其后的日子里,各地不断有符瑞吉兆像卫星一样放出来。如陕州报告说:“黄河自清”了,解州又发生“池盐不种自生”的奇迹,河中府百姓居然在中条山苍龙谷发现了黄金护封的仙书《灵宝真文》……真宗都深信不疑。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河中府士人、父老、僧道一千二百人恳请真宗到汾阴祭祀后土,其后又有文武官员和各界代表三万余人到京请愿,要求真宗亲祀汾阴后土祠。真宗这时对制造大排场以抬高声望的做法似乎已经上瘾,决定明年春天亲祭汾阴地神。

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二十三日,赵恒又率众启程,西祀后土的队伍仍以“天书”为前导,经洛阳,出潼关,沿黄河北上,直趋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历时二十一天才到山西宝鼎奉柢宫,以封禅泰山的隆重礼仪祭祀后土地祗。完成后,真宗又过黄河,折道向西,来到华山,补上拜谒祭祀西岳庙的礼仪。归途中,又在洛阳停留了二十多天,再去巩县(今属河南)拜祭祖宗三陵(太祖之父的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直到四月初才回到京城,前后闹腾了近七十天,这趟“西祀”比“东封”耗费更大。准备工作就做了年余,修行宫、治道路、征民夫、役兵卒、贡钱物,动辄上万人,几十万钱帛。一些正直的朝臣上书劝谏,真宗根本听不进去。回来后,又是加官进俸,又是派使臣分赴五岳,为诸岳册封帝号,仍忙得不亦乐乎。

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的一天,真宗又忍不住演绎上回的故事,还说那位神仙托梦,传达天帝的旨意:“令先祖赵玄朗授你天书。”不久,这位先祖果然托梦告诫真宗:“要善为抚育苍生。”真宗认下这位子虚乌有的先祖后,马上出台了一连串举措:一是命天下为圣祖避讳;二是为圣祖上尊号,并配上一位圣母;三是在京城建造景灵宫,供奉圣祖和太祖、太宗像,其规模仅次于太庙;四是在京城最大的道教宫观大殿里供奉玉皇和圣祖的塑像;五是下令天下州县天庆观增建圣祖殿,官员上任和离职都必须拜谒;六是命宗正寺修订皇室家谱,增入圣祖事迹。由是真宗带头撰写《圣祖降临记》,王钦若的《圣祖事迹》、盛度的《圣祖天源录》等也纷纷出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