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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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宋朝的战争史(5)

南宋之不振,高宗秦桧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张浚三战三败,实从另一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人马贯说:“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野获编补遗》卷二)由此亦可推论,张浚一生倡言恢复,坚持抗战,实际无此能力,往往空富误国。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张浚“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大众,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

所以一些持基本肯定论者,就常以张浚“才智不足”、“志广才疏”为辞,替张浚开脱。如朱熹说:“张魏公材力虽不逮,而忠义之心,虽妇人孺子亦皆知之。”后高宗问张浚:秦桧可否继任相位?他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应该说对秦桧的本质似有所认识。现代学者虞云国的《细说宋朝》作如此评价:“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看来,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但持基本否定论者,却以为张浚的根本问题并非才智的长短,而是“心术”不正。即愚蠢固执而不纳善言,心胸狭窄而又刚愎自用。如确“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那也可大量荐用一些忠义才能之士,但张浚却是一个专权自恣、以高明自许,不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杀人才的人。如“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之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不能举以自副。”(《野获编补遗》卷二)这一点,连为张浚作《行状》的朱熹也不否认:“张魏公不与人共事,有自为之意。”自己没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谓抗战,无非“欺世盗名”而已。

从上述分析来看,张浚一生似乎过失累累,劣迹斑斑,恶果昭昭,在抗金斗争中实无功勋而为害甚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他赞赏肯定呢?

金兵与“拐子马”

金兵的王牌部队“拐子马”,究竟是怎样的兵种?历来以为就是“连环马”,其实骑兵打仗,马怎么能连环呢?乾隆皇帝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所以现代专家只能重新寻找解释,最后大致定义为:左右翼骑兵。结果只是这么简单平常的一个军事术语,你相信吗?

绍兴十年(1140),岳飞由鄂州(今湖北武汉)率军北上,抗击金兀术统帅的南侵金军,七月在郾城(今属河南)遭遇金兵精锐的围攻。岳飞先命岳云率军迎敌,打垮敌骑的数次冲锋,大将杨再兴突入敌阵,杀敌近百,自己也中数十枪,但仍英勇奋战。金兀术见先头部队没有占到便宜,就命最为骁勇的拐子马,铁浮图投入战斗。岳飞令步兵上阵,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之类兵器,专劈马足。岳飞也亲率诸骑突出阵前,诸将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不能轻敌!”岳飞马鞭一挥,说:“非尔所知。”就跃马驰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敌骑应声倒地,箭无虚发。将士们见到统帅亲临战场杀敌,士气倍增,杀得敌骑人仰马翻,金兵尸横遍野。到天色昏暗之时,金军已一败涂地,狼狈溃逃。

郾城之战是宋军空前的大捷,宋廷也不得不在奖谕中作出极高评价。在平原旷野之中,能战胜金军最精锐的骑兵,尤其是打败了金兵神勇的“拐子马”、“铁浮图”,这确实令人鼓舞。那么,这“铁浮图”、“拐子马”到底是怎样的兵种呢?

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载:“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韦索”就是皮绳,三匹战骑为联,又全披重铠,应即连环马,或者说是“身穿铁甲的连环骑兵”,其整队冲锋时,就如一堵墙在前进那样,势不可挡。此说一出,官私史书及通俗小说无不沿用,“拐子马”就是“连环马”的定义,也不胫而走。人们在描写此场战斗时,都按岳珂的说法,岳飞命步兵以麻扎刀入阵,无须仰视,只管低头砍马足。拐子马既相联,一马被砍跌倒,其他二马也都不能行进,或相继倒下,坐以待毙。在岳家军的奋战下,拐子马被成片砍倒,僵尸堆积如山丘。金兀术悲痛地大哭:“自起兵发来,皆靠它取胜,如今完了。”岳珂最后的结论是:“拐子马由是遂废。”

此后,章颖《南渡四将传》、元人《宋史·岳飞传》和明、清时《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及《说岳精忠全传》之类小说,都照抄岳珂的蓝本,或按此说行文,没有任何怀疑。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乾隆帝令其臣僚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根本不合使用骑兵的军事常识,遂写了一条“御批”,指出:

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术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术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耳。

乾隆的这段批驳,可谓切中要害,颇有说服力,但依然没能解释何为“拐子马”,只是说,可能当时宋人看到金军骑兵“列队齐进,所向披靡”,遂以为是“拐子马”。

宋史专家邓广铭《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对此做了详尽考证。认为“拐子马”一词首次出现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的顺昌战役中,出自被金人强征入伍的河北汉人之口,其以为金军中有战斗力者,“止是两拐子马”。所以此词应是汉族语言而非女真语,北宋时人们的习惯用语中有“拐子”一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有“东西拐子马”之称,是指“大阵之左右翼”。如《东京梦华录》和《三朝北盟会要》中有“拐子城”一词,是指拱卫城门的两道各成直角的对立垣壁。这样,“拐子”就是“侧翼”之意,“两拐子”就指左右两翼,而“两拐子马”或“东西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铁浮图”是指重铠全装的金军铁骑,主要指金兀术的侍卫军等,又号“铁塔兵”,主要指其用铁盔甲防御严密,马背上还铺毡枕,它与“拐子马”是两个概念。最早对“铁浮图”作出错误解释的是顺昌战役时的顺昌府通判汪若海,他写了一个《札子》送呈朝廷,称金军的“铁浮图”:“三人为伍,以皮带相连”;而对金军拐子马的解释是对的:“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而到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便把两者合一了,以此便以讹传讹。

那么,为什么南宋岳珂等人对“拐子马”的含义已毫不知情了呢?邓老的解释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这一语词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而一同沦陷,它虽还保存在中原和两河地区居民的口语当中,却不曾被南渡的军民人等带往南方。”或者说,它原是北方人的用语,南方人完全听不懂,如果说南宋初期还有一些北方移民南下,略懂一些北方的风俗,而到南宋中期以后,人们已茫然不知“拐子马”为何物了。

此外,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中还认为,金人自起兵以来,凡有拐子马参战都战无不胜,至岳飞才识破其弱点,用步兵砍其马足,大破其阵,从此拐子马便退出历史舞台。这些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郾城大战前的大仪镇战役和顺昌战役,岳家军并没有参加,宋军都采用了砍“拐子马”马足的战术,取得不错战果,尤其是顺昌大捷,金人“震惧丧魄”。而郾城大战二十余年之后,史籍中仍有金兵使用“拐子马”的记载。

说了半天,“拐子马”就是左右两翼骑兵。这么简单的答案,为什么古人居然会误解和附会了几百年?作为一个习惯用语,为什么知道的人这样少?使用的时间也这样的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拐子马”仅指左右两翼骑兵,那么只要是古代大规模战役,正面阵地以骑兵为主力,就有配置左右两翼骑兵以协同作战的需要,中国古代自战国开始,至清朝后期,都经常采取这一常用的骑兵战阵,为什么史书上单单称金军的两翼骑兵为“拐子马”呢?上述的这个简单解释可信吗?

十二道金牌的由来

民族英雄岳飞和岳家军抗击金兵的事迹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岳飞被宋高宗十二道金牌逼迫班师回朝的故事,也最令人扼腕痛惜,真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哪!不过,这十二道金牌是怎么回事知道吗?它的历史真实性又如何呢?

绍兴十年(1140)七月,岳飞率领岳家军挺进中原,经过艰苦卓绝的鏖战,大败猖狂南侵的金兀术大军,接连取得郾城、颖昌大捷,破“拐子马”,可谓扫荡金兵,势如破竹,前锋已抵开封南郊的朱仙镇。收复北宋东京(即河南开封)已指日可待,战局发展鼓舞人心,南宋抗金战场面临从未有过的大好时机。岳飞兴奋地准备乘胜北伐,渡过黄河,“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然而在七月二十日前后,一天之内,岳飞却接连收到十二道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措辞严峻,不容争辩地立召岳飞班师回朝。

此时,岳飞悲愤填膺,肝胆欲裂,眼看恢复中原的绝好时机白白丧失,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灰心和绝望,他不禁仰首长叹,顿足捶胸,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班师回朝之日,百姓遮道恸哭:“我们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打败金兵,如今官军退师,金兵再打回来,我辈哪还有活路?”岳飞也悲泣不已,取朝廷诏旨示之说:“我不得擅留。”此际,哭声震野,人心绝望,只得看着官军南退,部分民众跟着官军一同南撤。

所谓“金牌”,并非用黄金制造,它只是宋代邮驿传递制度的一种形式。宋代邮传一般分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步递要求日行二百里,马递要求日行三百里,急脚递要求日行四百里。宋神宗时期增设了金字牌递,或称金字牌急脚递,主要传递紧急诏旨和军事方面的特急件,要求日行五百里,为当时最快的马递邮传。金字牌用长尺余的木牌,涂上红漆,刻上“御前文字”数字,涂上金黄颜色,十分耀眼。遇到特急的机密军务,皇帝亲自发出金牌诏旨,连中书枢密院也不得预闻。传递时要求不分昼夜,鸣铃奔传,前铺闻铃,兵卒出铺等候,就道交接,不得入铺,以免耽搁。人们形容:“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

事实上,纸面规定的日行四五百里的速度往往是达不到的,这是由于道路条件和战争环境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如上述临安到郾城之间大约有两千里路程,如按规定要求,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需要四天时间,但实际行程需十天以上。用金字牌递有关诏令和军事情报,一个来回,约需二十天以上。也就是说,都城临安的皇帝与前线郾城的岳飞,通一次信息就需二十余天的时间。

据有关史料推测,岳飞在郾城之战前夕,约七月五日给朝廷上一奏报,报告了军队的战况,说明“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时,乃金贼灭亡之日”,“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奏报过后十余天,朝廷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熬过了郾城、颖昌两场恶战之后,约十八日前后,却迎来了一道班师诏。就是说,高宗在七月八日前后,约正值郾城大战之际,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岳飞不愿舍弃大好的胜利进军形势,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就此班师回朝,一再告知朝廷“时不再来,机难轻失”。然而,只隔了两三天,就在一天之内收到高宗命令班师回朝的十二道金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