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宋王朝1
34829100000015

第15章 宋朝的名臣(5)

近人余嘉锡博采群书,认真考辨,得出王安石有二子,后人弟冠兄戴,以至搞错的结论。他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查得,王雱“先病疡,后病疽,不治而死”,所以其并非死于“心疾”。又在《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找到王勇曾有一子一女,及其妻在政和初卒于夫家的记载,证实王雱的家庭生活正常,不存在生前嫁妇的怪事。再从《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得知,王安石应有二子:王雱与王旁。于是断言:患“心疾”者为弟弟王旁,生前嫁妇当然也是王旁。而雱与旁二字,形声相近,后人只知有雾而不知有旁,刻书者、校书者凡见王“旁”尽妄改为王“雱”,以致弟冠兄戴。所以《渑水燕谈录》中:“王荆公之子滂,少有心疾。”其“滂”即“旁”。而《东轩笔录》中应是“王荆公之次子旁,素有心疾。”此说颇具说服力,如无其他有关史料的再发现,可说此谜得到一定程度的破解。

不过,王雱枉担近千年有“心疾”的虚名或可摆脱了,但他与王安石变法之间的关系,仍然扑朔迷离。有学者指出:王雱治平末、熙宁初就远宦江南,而在熙宁二、三年王安石变法最关键的开创阶段,他几乎是无法参与的。所以在吕诲等人弹劾王安石变法的奏章中,未尝有一言论及其子。等到熙宁四、五年,王雱回到京城,变法已次第尽行且初具规模。所以有人以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内容,其子都参与策划和制定的说法应是有问题的。其后,王安石也不是什么都听其子谋划,如变法后期,王安石与吕惠卿不和丽公开相倾,王雱组织官员弹劾攻击吕惠卿,并夹上有关文书私自送到审案部门。昌惠卿得到情报,向神宗告状,说安石“违命矫令,罔上欺君”。“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愤恚,疽发背死”。(《宋史·王安石传》)其矛盾错综复杂,王雱在其父的变法中的作用封底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为什么后来一些反对变法者往往要将有些恶名加在王雱的身上?仍然说不清楚。或者说,王雱的为人还是一个谜。

秦桧回归南宋

秦桧先作为北宋官员,曾随二帝一起被掳至金国。然而仅仅四年之后。他突然神秘莫测地回到了南宋,且是“全家得还”。秦桧归宋到底是自行逃归还是金人纵归,也就是说秦桧是否为金人的奸细?对于这一问题,八百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秦桧,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政和五年(1115)进士,历任太学学正、左司谏、御史中丞。靖康之难,全家随二帝、众官员被掳至金国。从二帝秦桧像至金燕山、上京、韩州诸地,闻康王即位,代宋徽宗修书,请求和议。桧又厚贿金人,以此获得金人的欢心,为完颜昌所信用。建炎四年(1130),随金兵南征,金攻破楚州(今江苏淮安)。十月,秦桧携带家眷,自金人占领区楚州孙村进入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宋军水寨,回到南宋。秦桧归宋,究竟是自行逃归抑或金人纵归,这是判断秦桧是否为金人奸细的关键所在。

宋人对秦桧南归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一为逃归,一为纵归。

先看逃归说。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靖康之难,秦桧因不愿立张邦昌而遭拘北去,其妻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御史卫司翁顺同行。至金,金主将秦桧赐其弟完颜昌,为任用(主管秘书之类)之职。建炎四年,完颜昌率金兵南征,以秦桧同行。秦桧担心夫人王氏不能随行,便假装至燕山府留下王氏,自己独行。王氏故意喧闹道:“我嫁到你秦家时,有嫁妆二十万贯赀财,家翁欲使我与汝同甘苦,共度一生。今大金国以你为任用要从金军南行,而弃我于此地吗?”王氏叫骂不休,反复哭诉。果然有人传话告于完颜昌,金人便只得批准秦桧夫妇及砚童、兴儿、翁顺都得同行。金兵攻破楚州后,完颜昌任秦桧为参谋军事、随军转运使。金兵多去抢夺财物,兵营空虚,秦桧便乘机说动梢工孙静,以催督淮阳海州钱粮为名,与妻王氏。兴儿、砚童、翁顾及亲信高益恭等人夺舟而去。至宋涟水界,被宋将丁祀水寨的巡逻兵捕获,把他作为奸细而进行拷问凌辱。秦桧急忙告之:“我御史中丞秦桧也。”可士兵不认识他,秦桧大叫:“这儿有士人吗?”恰巧有个卖酒秀才王安道在附近,便被唤来辨认。这王安道其实并不认识秦桧,却长揖道:“中丞辛苦了。”兵众信以为真,也就将秦桧放行。在王安道等人的陪同下,一行人总算到达行在,后孙静、安道等都得授官。

秦桧的《北征纪实》也有自己的一番描述,主要是从楚州出逃过程的某些细节。说他在楚州时原打算深夜骑马出逃,但看到金兵四面都有埋伏,难从陆路出走,决定从水路逃跑,再访能操舟行船之人,“遂定计于食顷之间”,乘机夺船而走。当夜行舟六十里,次日到达丁家寨,拜访将军丁祀,丁推辞有病不见。第三天丁祀派副将刘靖等人以酒招待,刘靖没安好心,欲谋财害命,秦桧识破阴谋,席上面责刘靖,刘靖不敢下手,秦桧方得脱身。他又亲自到丁祀军营,丁仍拒绝接见,秦只好返回舟中,从海上发舟赶赴行在。

上述解释,当时就有不少士人提出质疑,指出下列疑点:秦桧与众官员一同被拘,掳至金庭,为何惟独秦桧能逃归?金军令秦桧从军办事,为防其逃跑,必留其妻子为人质,怎么可能让他们夫妇同行呢?甚至还有小奴、小婢、侍卫也一同逃归,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从楚州南逃,也有千里之遥,途中要跋山涉水,难道金国毫无防禁之设?刘靖既欲图财害命,说明秦桧必有可观的随身之物,这哪会是“定计于食顷之间”的仓猝出逃呢?再有,如丁祀果真在当时关键时刻拒绝接见秦桧,那么秦桧得势后必定会加以报复。但事实却是,秦桧为相,丁祀即得提升,且官运亨通,权倾一时。秦桧有如此胸怀吗?这一连串的疑点,让人们怀疑其南逃脱险经历的可信度。

在逃归说中,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记载却颇为另类。说秦桧在山东计划南逃时,船只都已备好,惟独怕金营中有人告发,所以仍犹豫不决。适遇一个略有交情的金人,便将自己的想法告之。金人说:“何不找监军商量一下?”秦桧说不敢。金人说:“不然,我国人一旦许诺你,就会担起有关责任,虽因此死都没有什么遗憾的。若你逃而被抓获,即使想宽恕你,也不敢了。”秦桧便听其言,找监军商量。监军说:“中丞果然想南归吗?我们契丹人亦有逃归者,但回去后更受怀疑。怎么知道你南归后,宋人会认为你忠呢?你若果真想走,不必顾虑到我。”秦桧喜出望外,赶紧道谢说:“公若允许,也不必问我南归后的祸福。”于是,监军同意秦桧南归。

不知陆游这段记载的来路,有学者以为“无非是得之道听途说”,因为《老学庵笔记》成书较晚,当时秦桧已死四十年,所以绝非作者的亲历。其内容所载,也有颇令人困惑之处:就是那个金军的监军怎么那样富有人情味,居然同意秦桧南逃,甚至还愿意承担有关责任,这与古代战争环境所规定的文化氛围似乎也不太协调。但也有学者认为,《老学庵笔记》的创作态度严肃而认真,史料价值较高,可信程度较大。尤其陆游是南宋著名的抗战派人物,政见与秦桧截然对立,若可知秦桧真是金人纵归的奸细,于情于理,陆游都决不至于为其护短。当时要想揭露秦桧的种种丑恶罪行,已经无所顾忌,根本没有必要为其掩饰什么。可见,陆游的这条史料是值得重视的,然而这条史料又仅为“孤证”,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

再看纵归说。首先是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的记载,它是指认秦桧为金人纵归的最早出处。其说秦桧随金人北去,为金人达兰郎君所任用。金骑渡江,秦桧同来,回到楚州,金人遣舟送归。秦桧为王仲山女婿,有产业在济南,金人在那里取了一千缗钱作为秦桧南行离别的赠礼。秦桧南归之初,自言杀金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但全家同舟,甚至奴婢也一起得回,人们都知道其不是逃归也。此说对后人影响很大,《林泉野记》等书的记载,基本上就是沿袭此说。史学家李心传为“胪采异同”,也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小注中对这段话加以收录。

其实这段话中疑点不少:如楚州距济南有上千里之遥,金人何必非从那里取王仲山之钱以为赠礼呢?有宋铜钱,一缗重五斤,千缗就是五千斤,秦桧长途跋涉去南宋,能带这么重的东西吗?更何况是称言逃归,这样不是露出马脚了吗?如果说这“千缗”并非铜钱,而是指金银的价值,那朱胜非又从哪里得而知之?秦桧《北征纪实》及上述逃归记载材料中,并无“自言杀金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之语,要知道秦桧随金军南征,既有人监视,像秦桧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哪有这么容易就可将监视之人杀死而逃走呢?所以此说不知朱胜非从何而得来?本书既如此不利于秦桧,在朱胜非生前就颇难流传,反之就很难说没有后人的附益之辞,如末句“人皆知其非逃归也”,在朱胜非有生之年,朝野不会有此共识,当为后人推测之词。

所以有学者认为,《秀水闲居录》的这段记载不可信。朱胜非为南宋初大臣,早年曾追随黄潜善,诋毁李纲,排斥赵鼎,为时论所轻。他与秦桧的积怨也颇深,秦桧首次罢相,就由吕颐浩联合朱胜非、黄龟年等人排挤弹劾所致。及秦桧复相,就对朱实施报复,朱被罢官居湖州八年而卒。《秀水闲居录》就撰成于他晚年退居秀水的日子里,其间朱胜非对秦桧已恨得咬牙切齿,不能排除朱因嫉恨而报复的可能性。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朱胜非真的掌握了秦桧为金人纵归的确凿证据,此事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更是他再次扳倒政敌秦桧、邀功请赏的极好机会,他怎么会仅仅写于私记而不向朝廷报告呢?所以这段记载,可能来自于道听途说,也可能是个人的臆测,恐怕是攻讦的成分多于事实。

其次是无名氏的《中兴姓氏录》记载,说秦桧在大金国时,为徽宗作书上粘罕,以结和议。粘罕喜之,赐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大金军攻楚州,乃使秦桧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使结和议为内助。秦桧至涟水军贼丁祀寨,诸将猜度说:“两军相拒,岂有全家厚载逃归者?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宜速追之,以绝后患。”贼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力保护之,说:“此人是朝廷大臣御史中丞,万一事平,朝廷追究起来,我军将被加罪,最好还是送之朝廷。”丁祀便令安道、由义送到镇江府。秦桧见大将刘光世,首言讲和为便,光世送之朝廷。

这段话的疑点也颇多:此时是宋急欲求和,而金往往拒绝之。秦桧为已成俘虏的宋徽宗上书粘罕,“以结和议”,粘罕怎么会高兴得赐他巨额钱、绢呢?金人如派秦桧作奸细,为何要使其“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如此招摇,这不是自暴身份吗?秦桧至涟水军,尚未查实身份,诸将就要追杀这位原朝廷大臣,于情理也不太相合。秦桧南归并未经镇江府,何以能见到大将刘光世?为什么秦桧在这时要说一番“讲和为便”的话呢?文中称南宋军队为“贼”,而称金国为“大金”,用词之颠倒乖异,其作者也令人生疑。

再次是署名金通直郎秘书省著作骑都尉张师颜的《南迁录》。其记载说:根据金国史,天会八年(1130)冬,金诸大臣考虑南宋君臣正在竭力复仇,要想办法制止它,而形势的发展看来难于使它自行屈服。鲁王说:“惟有派个宋臣先归,对其君臣示以威胁,使他们顺从和议,而我方假装不从,然后勉强同意,事情或可以定。”忠献王说:“此事在我心里已考虑三年了,只有秦桧可用。秦桧初来,说赵氏得人心,必将有人继承其业;说张邦昌不为人所悦服,虽立又何济于事?不及半年,其言皆验。我颇喜欢这人,放在军中,试以办事,能委曲顺从,问或也语以形势利害,始终言南自南、北自北。若纵之归国,宋人喜慷慨说事,秦桧必能得志,也只有此人能助我金国。”等到忠献王掌得权位时,其计划开始执行。

《南迁录》主要记载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金南迁汴京事迹,成书时间较《老学庵笔记》更晚。作者张师颜,不详其人。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此书为宋人杜撰以雪忿之词,俱假造事实以佐证之,其间有明显牵强附会者,而岁月时间又皆抵牾不合,更证其伪造妄作。清《四库全书总目》也指出:通观全书,“舛错谬妄,不可胜举,赵与时《宾退录》、陈振孙《书录解题》皆断其伪”。如上述所谓鲁王、忠献王云云,纯系宋人口吻,与金朝国史语言毫无相似之处。书之伪作,可成定议,所言秦桧事,当然不足信。

最后还有一件事,其真伪与否也与秦桧是否为“奸细”大有关系,这就是所谓:“兀术遗桧书”。据说在绍兴十年(1140),岳飞取得颖昌大捷之后,金将兀术曾有一书寄给秦桧。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载:“查龠曾谓人曰……”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岳珂还说,岳飞颖昌大捷“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并在另一外说,夏金吾即兀术之婿。这条记载及相关材料别无旁证,因而引起后世的争议。

有学者认为,此条史料为“孤证”,向以资料丰富著称的《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籍,可谓网罗荟萃,然都不载此事。与查龠同对代的胡铨等人,都是坚决的反秦派,一贯竭力声讨秦桧的卖国行径,可是都没有提到过秦桧有这桩内外勾结、卖国求荣的事情。所以很可能是岳珂的杜撰,因惟恐犯“指责乘舆”的大罪,便把罪名加在秦桧头上,以此解释秦桧要害死岳飞的背景原因,也为其祖昭雪提出最有力的证据。同时,《金佗粹编》卷十六所录《王贵颖昌捷奏》中,未见有金将叫夏金吾者,连《金史》中也没有“上将军夏金吾”其人。退一步说,即使金国有夏金吾其人,也不可能是兀术的女婿,因为女真习俗禁止与外族通婚,贵族尤其这样。另外,如果杀岳飞是宋金和约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绍兴和约的达成应在岳飞死后,而实际上和约产生在岳飞被害前一个多月。而和约缔结前,秦桧曾经把屠刀指向韩世忠,这不是与金人的要求相左了吗?还指出:高宗与秦桧尽管求和心切,如果认为他们相信只要杀害了岳飞,就能保证狡诈凶恶的金人会接受和议,似乎将他们两人看得过分天真了一些。总之,这条材料为“孤证”,并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