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唐王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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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隋文帝的武功文治(2)

针对东汉以来地方势力威胁中央政权的情况,杨坚在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时规定:九品以上官员全部由吏部统一任免,并每年都要接受吏部的考察;后来又规定,刺史、县令三年一换地方,以防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县佐不能任用本郡人,以免豪强地主把持地方行政。

为了限制士族门阀把持选举,加强中央集权,杨坚还于开皇年间废除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创行科举考试之制。当时科举大体有两种,一类属临时的特科,有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一类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等科。隋朝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刘悼、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秀才出身,房玄龄、侯君集、孙伏伽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都是明经出身。

北周的刑律十分紊乱而又残酷。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便令高颖、杨素、郑译等人制订新律;开皇三年(583年),又令苏威、牛弘等制成《开皇律》。《开皇律》废除了北周刑律中枭首(即杀头)、轘身(即车裂)等酷刑。将刑罚定为死、流、徒、杖、笞五等;确定了“十恶”罪名(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并规定谋叛、恶逆、不道等十恶者不在赦免之列;优待贵族、官员,对他们的一般犯罪,予以减免,可分别情况享受议、请、赎、官当等特权。《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对后世的封建法典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杨坚统治的前期,比较重视依律办事,他本人也有一些不徇私情、秉公执法的事例。

对于北朝以来的均田制等经济制度,隋文帝予以沿用。同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所革新与调整。如针对北周以来人民为逃避赋税徭役而隐瞒户口和诈老诈小等情况,实行保(五家为保)、闾(五保为间)、族(四闾为族)的户口编制,在此基础上采取“大索貌阅”(即调查核实户口)和“输籍定样”(即根据财产等情况评定户等,作为赋税的根据)的两项措施,以尽量准确地掌握全国户口和赋役对象。推行均田制中,在尽量多地给一般民户提供一定数量的土地的前提下,对贵族官员实行一定数额的职分田、永业田、公廨田,以节省财政开支,增加国家收入。对劳动人民负担的租、调、力役,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予以适当调整,以尽量公平赋税,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此外,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隋文帝还组织力量开凿了通济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在关东等地广置粮仓,并设立主要用于灾年救济的“义仓”;下令改铸五铢钱,完全废除其他古币和私人铸币,只准五铢钱流通,并统一其他度量衡。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隋初仍沿用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战士和家室、土地自成一个系统,不受地方州县辖制,且影响国家的租税收入。灭陈之后,杨坚于开皇十年(590年)对府兵制进行较大改革:所有军人的户籍全部归于当地州县,土地分配和赋税征收也与原来的农民一样,只是他们仍有军人职责,受军府管辖。这种兵归于农、兵农合一的措施,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加强了政府对军人的控制。与此同时,杨坚又下令,除边疆和京师守卫军队以外,其余的兵器等军事装备应停止制造,民间兵器应全部销毁;军人子弟应尽力改从学文,功臣后代应熟读一经,作为做官台阶。开皇十五年(595年)、十八年(598年)又曾严令收缴民间兵器和大船。这些措施,当然含有明显的加强中央集权、严防作乱的政治意图,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偃武修文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风气的形成。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后,国内政局基本上是稳定的,政府的行政工作是有效率的,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乱。法制建设基本上是健康的,吏治也比较清明。隋文帝还经常亲自审察囚徒,甄雪冤滥,对贪污受贿的官员,严惩不贷,使人知畏法,不敢轻越雷池。他还非常注意身体力行,关心百姓疾苦,倡导节俭之风,并注意发现和表彰政绩突出的各级各类官员,倡导优良仕风。开皇二十年(600年),齐州有个小官王伽,执法办事认真,关心百姓,能使归家的罪犯自己按期到京城报到,隋文帝知道后,深为感动,立即召见王伽,同时敕令全国官员向王伽学习,以诚待民,以增强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和对朝廷的拥戴。

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达到空前的程度。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商业,以及文化技术领域,都有新的进步。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当时粮食的储备情况。据史载,主要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收获的增加,同时也由于政府非常注意储积粮帛,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仓库,特别是一些大的仓库,如洛口仓、黎阳仓、含嘉仓等,经常是粮满为患。有人估计,到开皇末年,天下的储积,可供五六十年使用。库藏之多,亘古未有。到唐朝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洛口仓的储积,为李密占据,西京(长安)的府库,也为本朝所用,至今没有用完。”马周的言语,颇含对隋炀帝贪婪聚敛而又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讽刺,但隋朝灭亡20多年后,他们储积的粮食布帛还没有用完,库藏之丰,也确实惊人。

晚年的杨坚,所作所为与前期大相径庭,判若两人。他内怀猜忌,对功臣勋将大开杀戒;苛察的本性,使《开皇律》成为具文;自身的不学无术,发展到后来的废除学校;对佛怪的崇尚,反映出他的某些意图和某种程度的无知;节俭的外表中露出了贪婪奢侈的欲望;惧内与不明,导致太子易人。封建专制时代的一代良主,在晚年埋下了乱亡的种子。

隋文帝是凭借祖辈勋业,通过使用阴谋诡计登上皇位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他对自己手下的文武大臣,时时警惕,处处猜忌。到了晚年,猜忌心更重。稍有不合,或弃或杀,毫不留情。如当年帮他讨伐敌对势力王谦的功臣梁睿,只因在益州总管上颇得人心,便使他动疑,终被罢官;平尉迟迥和平陈中数有大功的王世积,在遭受没有任何根据的诬陷之辞后,被立即处死。在安抚突厥和灭齐中曾立大功的虞庆则,后来在讨伐李贤叛乱的回师途中,曾指着一个地方说这里易守难攻,被人告发后,隋文帝即以谋反罪杀了虞庆则。在南征北战中屡立战功的史万岁,被杨素所谗埋没功绩,并被诬告是废太子杨勇的同党,隋文帝召史万岁进朝时,史因蒙在鼓里而大谈自己及所率将领的功绩,言辞直爽而激烈,文帝大怒之下,将史万岁乱棍打死。就连他很早就视为心腹,亲密无间,委以重任,多所建树的高颎,因在易换太子的过程中恪守正道,也遭到猜忌。当有人诬告高颎有谋反迹象时,文帝不做任何核实,就剥夺了他的全部官职。杨广即位后不久,杀了高颎。

开皇初年,文帝令人制定的《开皇律》,取适于时,刑网疏阔,为后世称道,到了开皇末年,他把自己亲手制定的刑律置之脑后,以苛察的本性,肆意法外用刑。他经常派人四处查访,凡稍有过失者,即加以重惩。鸿胪少卿陈延主管接待四方宾客的宾馆,只因庭院中发现有马粪,文帝便令人把专门负责宾馆的主客打死,陈延也被打成重伤。为便于行刑,他让在宫廷中备放杖棒,稍不如意者,当场施以杖刑,有时一天要打死好几个人。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偷窃行为,文帝令天下人相互揭发,凡属实者,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赏给告发者。这个办法实施后,盗窃罪开始很快减少。但不久便引发出另一种现象,即有人故意把东西扔在别人前面,若东西被人捡起来,则捡者被捉送官府,成为人赃俱在古代风景的“窃贼”,他的财产便要移交给故意扔东西让他捡的人。许多人因之破产,一些无赖则因之而发家。后来,文帝干脆发布更严厉的诏书:凡偷窃1钱以上的人都应杀头,还要抛尸示众;凡地方官吏受贿1钱以上者,知情者不去告发,也要处死;4人共偷1只桶,3人合窃1只瓜,只要被抓住,就杀头。开皇初的刑罚适中,到杨坚晚年终于变成严刑苛法,乃至滥杀无辜。

隋文帝本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曾承认。在他当皇帝的前期,虽然不得不重用一些有学问的贤德之士,但骨子里是看不起读书人的。由于他认为文化无用,便不大重视建立学校。仁寿元年(601年),他下令全国只保留供王公贵族子弟读书的国子监,废除郡县的所有学校。

与不重视文化教育相反,也可以说是相应的,是他非常迷信佛道、符瑞、阴阳五行和各种鬼怪。他在北周初任丞相时,便表现出对佛道的高度重视。称帝之年,即下令听任天下百姓出家做和尚、道士,在各地大建佛寺,当时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还要多出10倍。开皇二十年(600年),又令凡毁坏佛像及其他神像者,一律处死。仁寿元年(601年),还大张旗鼓地派员到30个州送佛骨,建佛塔,大做道场,令州、县停止办公,专门做佛事。主要出于维护自己皇位的需要,他对符瑞之说大加提倡,本是学者的王劭,看准了杨坚的心事,便编造、搜集了种种“符瑞”,撰写出多种图谶纬书,受到文帝的赏识,一大批效仿者因此而升官发财。

早年的杨坚,是以节俭和仁慈闻名的,史籍中也载有不少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但这种节俭的外表,终于掩饰不住他奢侈、贪婪的本性。杨坚做皇帝的第二年,便嫌旧长安城规模太小,且宫中经常“闹鬼”,下令在旧城西北修筑新都城,并于年底完工,因他最早的封爵是大兴郡公,新城就名“大兴城”(今西安市)。到开皇十三年(593年),他对大兴城失去了兴趣,又以杨素为总管,宇文恺为主要设计者,在岐山(今陕西凤翔南)营造仁寿宫。杨素为讨好文帝,督促民工非常紧苛,两年时间,死者数万人,仁寿宫在民夫的白骨上完成。文帝初次去验工,听说杨素把大量死掉的民工埋在这里,表示很不满意,觉得有伤自己“仁慈”的面孔。他的老婆独孤氏却说:“我们年纪已老,没有其他可以娱乐的地方,如今是太平盛世,这点享受也不算罪过,杨素能为我们设想,是个忠臣。”他一听,态度马上转变,赏赐杨素铜钱百万,锦绢3000段。开皇十八年(598年),他又在仁寿宫和大兴城之间,修筑行宫12座,专供往返途中娱乐休息。后人读史到此,评说道,文帝在那个时候,北边筑长城,东边巡泰岳,又修仁寿宫和行宫12座,丁夫死者数以万计,接二连三地大兴土木,役使百姓丁壮,就是没有炀帝后来的骄淫,老百姓也几乎没有求生的余地了!

杨坚的老婆独孤氏,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杨坚由专权而称帝,与独孤氏家庭的地位和影响有很大关系。独孤氏有些本领,又比较强悍,且嫉妒心很强。杨坚对自己的这位皇后,一直心存畏惧。为了讨独孤氏欢心,他曾发誓不与其他女人生孩子。杨坚称帝后,独孤氏经常参与政事。杨坚上朝,独孤氏与他同车相随,停在宫门外,并派宦官跟着他上朝,发现他对朝政处理有失当之处,便出来报告,独孤氏便把自己的意见转达进去,杨坚须马上改正。杨坚退朝,二人再同车回到寝殿。由于杨坚处处听从独孤氏,独孤氏成了不是皇帝的皇帝,当时宫中把二人合称“二圣”。平时,在独孤氏的严密监视下,杨坚与后宫的嫔妃根本不敢亲近。一次,杨坚在后宫偶然发现一个宫女很有姿色,心血来潮,亲热了一番,很快就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独孤氏,独孤氏便暗中派人杀掉了那个宫女。杨坚非常窝火,又不敢公开发作,为发散闷气,骑马在野外瞎跑。高颎等人把杨坚找回后,在劝说中说了一句“你岂能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自己治理天下的责任”的话,传到独孤氏的耳中,她很不高兴,便经常在杨坚跟前说高颎的坏话,终于使高颎被罢官。

也幸亏在独孤氏的威逼下,杨坚在独孤氏死前(独孤氏死时杨坚已62岁),没有走上荒淫之路。只是由于独孤氏喜欢次子杨广,杨坚本来就惧内,加之听信谗言,废除了长子杨勇的太子资格,立次子杨广为太子。虽然据史传,在他临终之际,发现杨广种种不善行为,并有重新恢复原太子杨勇地位的意图,但为时已晚。他自己晚年埋下的种种不良种子,在炀帝杨广时期广为生发,终于结出了衰亡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