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元王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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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大元朝全面解读(2)

至元二十三年,崔彧又被重用,做了中书省右丞相。上任不久,即奏桑哥诸事,指出桑哥及其党羽专以欺瞒皇帝,鱼肉百姓为事,认为凡桑哥弊政,应全部清除。在之后的一系列奏折中,清除桑哥余党弊政仍是其重要主题之一。这之后崔彧的上疏似乎比以前更直。有一次,他向元世祖上疏说:“桑哥事败之后,皇帝的使臣有的不拿有玺印的书信,只是口传圣旨,擅自释放有罪之人,擅自没收人家财产,有关的部门难以知其真假。”元世祖说:“谁敢如此?”崔彧回答说:“咬剌也奴、伯颜察儿都做过口传圣旨,恣意释放罪人的事。”崔彧所言句句是实,绝无虚辞,更无诬辞。所以,后来中书省上奏,请崔彧任中书右丞之职,元世祖说:“崔彧说话从来有什么说什么,没有隐瞒,做负进言之责的官再恰当不过。”作为天子的耳目,崔彧是再称职不过了。

古代人物图成宗即位,他仍进言不断。崔彧在御史台任职的时间很长,性格又刚正不阿,所以得罪不少人。大德元年(1297),朝中有弹劾崔彧的人,成宗怒其妄言,打了这个人几十大板,并将其逐出朝廷。由此可见元成宗对崔彧的信任。

张珪的生平情况如何?

张珪,字公端,易州定兴(今河北守兴)人,他是张弘范的儿子。一方面,张珪家族三代人为蒙古灭金、灭宋,立下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张珪从小受业名师,所以在他十七岁时就以管军万户的身份镇守建康(今南京)。有一次奉命征讨地方武装,一个士兵擅杀民家猪并伤其主人,张珪立斩此兵卒,以严明军纪,很快平息了这些地方的叛乱。因为他的文韬武略,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世祖拜他为镇国上将军、江淮行枢密院副使。之后,历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五帝,皆有政绩。

大德年间,张珪在任上调查民间疾苦,济救贫弱百姓,罢黜贪官污吏。在任浙西肃政廉访史期间,弹劾罢免郡长吏以下三十多人,其他官府小吏数百人,获脏物以亿计,浙西政风为之一变。

仁宗对张珪非常信任,还在做太子时,仁宗就说:“一定要任命一个真正的尚书中丞的话,非张珪莫属。”延祐二年(1315),仁宗任张珪为中书平章政事。皇太后想让铁木迭儿为太师,别薛为参知行省政事。张珪进言:“铁木迭儿没有文化,任太师一职不称职;别薛没有功劳,没有资格任参知行省政事。”皇太后非常生气,杖责张珪,几乎毙命。

英宗即位,张珪又得重用。有一次,丞相拜往问张珪:“做丞相应当以什么为重?”张珪回答说:“最重要的是正国君之心,不给邪臣机会;最急迫的是广开言路,兼听则明。”有一次,朝廷讨论弭灾之法,张珪直言:“要想消灾免祸,首先应当搞清楚灾祸由什么引起。汉朝时,冤杀东海孝妇,当地三年没有下雨。铁木迭儿利用国家赋予的丞楣之权报私怨,冤杀萧拜位、杨朵儿只、贺伯颜,这难道不是导致天灾的根源吗?人死不可复生,但给死者正身份,平反昭雪是可以的,朝廷应该给这些人平反昭雪,以示天下正义。”

泰定元年(1324)六月,张珪与人上疏泰定帝,认为当时“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这些政治上的失策,导致民怨神怒,伤了天地和气,建议朝廷要想消灾免祸,必须从这些地方做起。可惜这些合理的建议没有被泰定帝采纳。泰定二年夏,张珪因年老体病回到了老家。三年春,泰定帝一定要见张珪,专派使者召张珪回朝。泰定帝见到张珪之后,问道:“你来的时候,民间的情况怎么样呢?”张珪回答说:“我年龄大了,到我家看望我的人也不多,太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就我家乡的情况而言,老百姓饿得很厉害,朝廷虽有赈济,但一半多的人没有得到救济,陛下一定要可怜他们呀!”

张珪向几个皇帝的进谏,都是切中当时天下的弊端,不管采纳与否,张珪都直言不讳,敢忤权要,唯以天下为虑,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几经挫折,矢志不移,痴心不改。

姚燧有什么才名?

姚燧,字端甫,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元代著名学者姚枢是他的伯父。他是元代有名的才子。十三岁就拜当时与他伯父齐名的学者许衡为师,穷理致知,躬行实践,成为有元一代的名儒。

姚燧为文不受时风影响,一心学古,文章风格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大有西汉人的作风。在他的冲击下,宋末遗弊为之一变。延祐以前的以文章出名的人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他自认为他的文章可以永远流传下去。因此,当时有地位、有权势家的孝子贤孙,在亲人去世之后,一定要设法求得姚燧的文章,心里才觉得可以将先人的德行表现出来,流传下去。否则就觉得对不起先人,在社会上也抬不起头。因此,在他文名盛行的三十年中,当时的名臣世勋,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的墓志铭、几乎都出自他手。据说,每当有人向姚燧求文章,他一定要问清楚有无德行,如有德行,他就答应下来,但决无溢美之辞;如果求文之人能请几个谈得来的人,再摆上一桌酒菜,姚燧高兴之下援笔大书,文可立得。名声不好的人,势再高,家再富,只字片纸难得。

当时的高丽王与元廷宗室是联姻关系,与朝廷大臣关系都非常好。有一次,高丽王想求姚燧写文章,被姚燧拒绝了,直到皇帝下了诏令,姚燧才奉旨为文。高丽王高兴得不得了,赠给他诸如币帛、金玉、名画等名贵物品。姚燧将这些东西全部赠送他人,只留下金银器皿交付翰林院保管,他自己则丝毫不取。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像高丽这样的藩邦小国,只看重货利这类东西,而不知世上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我这样做,就是想让这些小邦藩国知道,我们堂堂大元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

但是,姚燧恃才傲物,他连当时的赵孟頫、元明善这两位著名才子也看不起,所以,人们又以此而议论他。

李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少有大志,博闻强识,贯通经史,知古今兴亡之理。

元成宗时,皇太后求名儒教辅皇子,有人推荐了李孟,说:“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应为太子师傅。”从此之后,他经常对仁宗讲儒家仁义之道,对仁宗日后做皇太子、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宗去世之后,身为太子的武宗在北方带兵镇守,安西王阿难答阴谋夺位,朝中丞相等权要同声附和,仁宗当时也不在都城,因此,形势非常紧迫。仁宗犹豫不决,李孟坚决主张急奉太后还宫,安定人心,铲除权奸,促成仁宗回都城。之后,李孟又亲自到哈剌哈孙(当时任右丞相)家探听到安西王不日将即位的消息。李孟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仁宗,力主仁宗进城。事关重大,仁宗一时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决定“以卜决之。”李孟事先告诉卜者说:“天大的事由你来决定,你不能说不吉利,只能说大吉大利。”好在卜者按照李孟的话说了,仁宗最后下定决心进城监国,等待武宗归来。粉碎了安西王夺位阴谋,避免了一场内战的爆发,这功劳应当首先归于李孟。

李孟一生主要活动在武宗、仁宗期间,这期间他三人中书,人称“布衣丞相。”李孟在民间待的时间长,深知元朝政治的弊端,因此在职期间,多有建树。比如裁汰冗员,核减朝廷滥费。昭雪冤案,罢免僧、道官,恢复科举等。

大德以来,朝廷封拜多人以虚爵,佛教和道教泛滥,成了官、民的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李孟主张将这些弊政全部革除。于是,朝廷平反了许多冤案,剥夺了许多无功冒赏者,彻底罢免了僧、道之官,一时天下称快。

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李孟也出了大力。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讨论用人大事,李孟告诉仁宗应当继承唐宋以来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但应当把一个人的德行与儒家经典放在首位,把文章放在其次。实行科举之后,李孟被任命为监试官。

总之,李孟一生三入中书,民间的利害,他知无不言,引古证今,都十分妥当。所以,在皇庆、延祐年间,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凡是不好的政令,一定是铁木迭儿所为,凡是好的政令,一定是李孟的主张。

刘正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刘正,字清卿,清州(今河北清县)人。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在政治上多有作为。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朝廷撤销转运司,并成立专门机构检查、核实转运司账目。朝廷任命刘正专门负责此事。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大都运司欠银五百四十七锭。开始怀疑是倪运司等四人所欠,就将其逮捕,后经核实,不是这四个人所欠。刘正觉察到这里有冤枉。为了追回国有财产,也为了给这四个人洗清冤情,他将所有有关官吏的案卷都核查了一遍,发现李介甫的七张借据,数据正与所欠银数相符,检验笔体,都是管库的辛德柔的笔迹。但辛德柔已很富有,与权贵往来密切,谁也不敢招惹他。刘正毫无畏惧,原原本本地将实情向尚书做了汇报,追回了欠银,罚惩了贪官,为倪运司等四人平反昭雪。刘正因此而出了名。

阿合马当权时,与江淮行省的阿里伯、崔斌有仇,想利用职权杀害二人。他捏造了这两个人偷官粮四十万石的罪状,命刘正参与调查。刘正经过调查,认为这两个人无罪。阿合马又派四人前往调查,最后竟置这两个人于死地,刘正因此而弃官回家。后来,阿合马倒台,有人告刘正是阿党。元世祖问刘正,“你们这些人都曾是阿合马的死党。怎么能没有罪呢?”刘正说:“我从来没有阿谀亲附阿合马,我只是按法行事而已。”后来,阿合马余党都被诛杀,右丞相说:“皇上曾经说过,刘正穿上洁白的衣服在煤窖里走了十年而没弄脏,真可以说是一个廉洁的人。”于是刘正得以免罪。元世祖的比喻十分精彩,由此可以看出刘正这个人的人品。正因如此,刘正后来历任枢密院参议、户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侍御史等要职。

成宗时,刘正也官居要职。大德元年(1297),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左丞。在任期间,反对用兵缅(今缅甸)。云南百姓向官府交纳金银,诸多弊政,往返运费加上官吏的层层盘剥,往往是所征金银的双倍,而且官吏们往往把铜杂混进银中欺骗官府。刘正是第一个指出这种弊端的人,经向朝廷汇报,彻底革除了这一弊政,大大增加了国家收入,也方便了地方。

仁宗期间,他曾向仁宗上疏建议做八件事情,都有助于定国安民。仁宗初年的政治改革,刘正出了不少的力。

张思明是什么人?

张思明,字士瞻,辉州(今河南辉县)人。他颖悟过人,喜读书,一生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文宗六朝。为官期间,以守朝法、恤百姓为务,居官清廉。

左丞相阿合马倒台之后,元世祖命有司追究其奸事,尚书省责其余党,将其赃物记录在案。张思明为元世祖读这些案牍,读了整整一个晚上,元世祖没有丝毫疲倦之意,说:“读案牍的那个人吐音清晰,标准好听,真像侍仪舍人(礼仪生)。”然后又说:“这是个可以重用的人。”第二天,元世祖就将他提拔为大都路治中。对于皇上的赏识,张思明并未忘乎所以,而是以“超迁踰等”(提拔越了等级)为由,力辞,后来改任湖广行省都事。这是张思明走上政治生涯迈出的第一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德操。

成宗期间,张思明继续受到重用。朝廷在江浙设立海道运粮万户府,但官吏们以为海道运粮太危险,都不愿意去。张思明进言应当把这一官职的等级再往高升一等,于是人们都愿意去了。后来,这种做法就成了朝廷的一项规定。有一年,两浙地区发生大饥荒,张思明是第一个赞扬开仓救民的人。

仁宗皇庆元年(1312),继武宗时任两浙盐运使后,他又一次被任命这一职务。这一年,盐税有了赢余,他的部下请求增加以后的盐税。这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张思明却不这样。他说:“盐税有时收得多,有时收得少,不好确定。一旦增加盐税,那就是为了我一个人而坑害了当世和后世的人。”可见,他做官以民为重,而不以追求政绩为重。皇庆三年,被拜为参知政事。仁宗即位不久,想任自己宠爱的一个臣子为五品官,命令中书下任命书。张思明坚决不下这个任命书,仁宗非常生气,张思明回答仁宗说:“选择官吏的法则,是与普天下人有关的大事。我要按您的意思做了这件事,以后就不好办了。所以,我宁愿违背您的旨意,也不愿破坏祖宗成法,让天下的人都看到您举措失当。”仁宗认可张思明的话,但事先已答应了人,不好反悔,就说:“只此一次,再不为例,好吗?”张思明无奈从命。就这样,仁宗的近臣因张思明执法严正,得不到好处,就屡进谗言,终于把张思明调出中书,为工部尚书。过了一段时间,仁宗问左右亲近的人:“张思明在工部如何?”左右的人回答说:“勤政如初。”仁宗很高兴。后来,左丞相哈散想辞职,而且决心很大,仁宗实在不愿他辞职,就问哈散:“是我没给你权力吗?”回答说:“不是。”“是我身边的人麻烦你了吗?”回答说:“没有。”“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辞呢?”哈散说:“我自己觉得才能不能胜任这一重职,怕误您大事。您一定留我,必须有一人做我的助手”。仁宗问:“你说的是谁,我答应你就是。”“臣愿让张思明做助手”。当天,张思明就第二次被拜为中书参知政事。没多久,张思明又被任命为左丞。

文宗天历元年(1328)张思明又被起用。陕西大旱,朝廷命江浙盐司赈灾。但当年的税收,已交付京师,要赈灾,应当向中书省说明。张思明说:“救饥如救火,往来中书得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样会饿死多少人?就把明年的盐税照数付与陕西,责任由我一人来承担。”事后朝廷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

王约任官期间实施了哪些有益百姓的举措?

王约,字彦博,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一生历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诸朝,任官期间,多有政绩。

元世祖至元年间,他因政绩屡屡升迁。至元二十四年(1287),王约被拜为监察御史。在任期间,王约向元世祖建议陇西地僻而远,应立陕西行台,以便管理那里的事务。河间(今河北河间)发生了饥荒,王约全力赈救饥民,因为举措得当,赈济有方,饥死的人很少。使当地百姓度过了一场大难。

成宗即位后,王约上疏成宗,在陈述的二十二件急需办理的事情之中,便民之事颇多,诸如放差税、开猎禁、赈穷独、停冗役、却贡献、询利病、利农民、励学校、立义仓、核税户等,都是当时百姓之急。成宗都令有司实行,他也进一步得到了成宗的重用。后奉诏赈救京畿东道饥民,因措施有力及时,开仓救饥,救了五十多万人的性命。事毕,他又根据调查研究,把当地不利于百姓的十件事情向成宗上疏陈述,又请继续开仓救民,中书省照他的建议做了,百姓得以渐渐恢复生业。

不久,成宗又诏王约同宗正、御史处理疑难案件。在这次处理中,七十二人被处死,无罪释放的有八十六人,平反了冤狱,嫁良家人娼女子十人,杖责流放八十人。又向皇上建议,凡因斗殴致人死命的减死一等,后来这成了一条刑法。后又恰当地处理了其他一些疑难案子,因此,王约被朝廷任命为刑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