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是拖雷正妻唆鲁和帖尼的次子，元宪宗蒙哥的同母弟。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一年（1216）生。他同其他蒙古儿童一样，自幼生长于鞍马间。1224年，成吉思汗回军途中，他与弟旭烈兀首次出猎，并分别射死一只兔子和一只山羊，成吉思汗非常高兴，他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亲自为他们拭指①。1232年，其父拖雷死，他与诸兄弟在母亲的培养下长大。拖雷是成吉思汗长后所生的幼子，并且死得蹊跷，而唆鲁和帖尼又能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模范地遵守着成吉思汗的札撒，因而他的家族在宗亲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赢得了较多的同情。
太宗窝阔台分封汉地时，拖雷家族得到了真定府，于是这个家族同真定府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242年（元太宗皇后乃马真氏执政元年），燕京著名的禅学大师海云和尚被召至拖雷兀鲁思，携僧子聪（世祖朝的太保刘秉忠）同行。海云与子聪虽号僧人，实则皆精通儒学。子聪“於书无所不读，尤邃於《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②。忽必烈向海云问佛法大要，后者对以“宜稽古审得失，举贤措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这分明是借谈佛法之机，向蒙古贵族宣传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理论。忽必烈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他进一步询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则乘机建议他“求天下大贤碛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③。在与刘秉忠接触后，忽必烈受到了更多儒家思想的熏陶，对此兴趣更浓，所以当海云南归时，刘秉忠被留在拖雷兀鲁思数年。这期间，他的主张对忽必烈的影响逐渐深化，所以当他奔父丧南归时，王府赐金百两为葬具，遣使送往邢州，一俟服除，立即被再次召至和林。于是刘秉忠开始具体地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典章、礼乐、法度，纲常等方面，全面地阐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并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种种弊端和解决办法。
忽必烈此时，云中怀仁人赵璧也因通晓蒙古语被召至蕃邸，以儒书教授蒙古学生，他“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然后贵近之从公学者，始知圣贤修己治人之方”。他又泽《大学衍义》，时时于马上为忽必烈讲说④。
通过刘秉忠，赵璧的讲解，忽必烈对中原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方法有了初步了解，他“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⑤。自甲辰（1244，太宗后乃马真氏三年）始，他开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⑥。
通过刘秉忠、赵璧等的介绍、推荐，他开始留心中原事务和搜罗、召见中原人物。甲辰，金末状元王鹗被召，并倍受尊重，“朝夕接见，问对非一”。王鹗“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忽必烈开始萌生了以汉法治理国家的意图，他对王鹗说：“我虽未能尽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⑦
元定宗贵由二年（1247）；冀宁交城人张德辉、顺德沙河人张文谦、通州潞县人李德辉又分别被召。这时，忽必烈的问题就提得更为具体、更为深入和更有针对性了，重点集中在“延访圣贤道德之奥，修身治国之方，古今治乱之由”。他问张德辉：孔子没已久，今其性安在？”“或云辽以释亡，金以儒亡，有诸？”“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设施者甚多，将若之何？”“农家劳作，何衣食之不赡？”“孔子庙食之礼何居？”“今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并询问解决办法。张德辉对答则“详明切直，多所开悟”⑧。于是奉旨兴学，会生徒，行祀礼，重振文风。行前’又陈敦孝友、择人才、察下情、贵兼听、亲君子、信赏罚、节财用等先务七事。
张文谦以“占对称旨，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笺奏，日见信任”⑨。李德辉也被留在王府教授诸王子。上述诸人除为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思想外，还向他推荐了大批中原耆儒硕德。刘秉忠推荐张耕、刘肃、王恂等，张德辉也推荐了魏瑶、元好问、李冶、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磐、李涛等二十余人，李德辉推荐了既懂铜人针法又习伊洛之学的窦默。于是“弓旌之招，蒲轮所迓，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茅拔茹连，致无虚月”⑩己酉（元定宗皇后海迷失执政元年，1249），召窦默，默既至，首以三纲五常为言，并强调伟王之学，贵正心诚意。当被问及“今之明治道者为谁时”，则以姚枢对。于是，第二年（海迷失二年，庚戌，1250），遣赵璧召姚枢。姚枢为营州柳城人，后迁居洛阳。太宗四年来归，曾为燕京行台郎中。因不满于行台长官牙剌瓦赤“惟事货赂”和诸侯“竞相掊克入媚”，辞官隐居辉州，潜心研究程朱理学。姚枢以忽必烈能“虚己受言，可大有为，乃尽其平生所学，为书数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叙，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大致为立省部、辟才行、举隐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阁征敛、简驿传、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肃军政、周匮乏、恤鳏寡、布屯田、通漕运、倚债负、广储蓄、复常平、立平准、却利便、杜告讦等。每项下又细陈实施办法，“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十分赞赏，遇事多征询其意见，并令其教授世子真金经学。
同年，召邢州人马亨、弘州顺圣人魏瑶。瑶条陈便宜三十余事，举名士六十余人。这样，在宪宗蒙哥即位前，拖雷兀鲁思已经搜罗了一大批才俊之士，在他们的介绍和影响下，忽必烈对汉地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依靠汉地人才、以汉法治理中原的想法也逐渐形成，对以儒治国寄予了很大希望。因此，蒙哥即位后，在考虑国事安排时，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交与他去处理，忽必烈遂离开漠北进驻漠南爪忽都（扎忽都，即金北边部族居住地区）之地，开府于金莲川（又名曷里浒川，地当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一滦河上游，以盛产金莲花得名），作为大汗在漠南的最高军政代表，开始其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政治生涯，将其从儒臣那里学到和积累了数年的汉法逐渐付诸实践。儒臣们则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致主泽民的理想寄托在忽必烈身上，以他们继承和积累的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经验，尽心竭力地帮助、辅佐他，使他得以立足于蒙古统治者和汉地官民之间，避开了数次失位、丧权的危机，不以扩展实力和扩大影响。
“恩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开府漠南后，有了更多宴施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更积极地向四方遣使，征聘名士，一时“宿儒俊造，宾接柄用”。辛亥（元宪宗元年，1251），征戊选女真进士赵良弼于赵州。
千子（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与元好问北觐，建议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欣然接受，并采纳他们的意见，蠲免儒户兵赋。杨奂、郝经、徐世隆也于同年觐见。癸丑（宪宗三年，1253）召曹州济阴人商挺，甲寅（宪宗四年，1254）召许衡于卫州。李俊民、李冶、王恂、程思廉、渤海人张础、惠州人赵炳、成都人张惠等相继被召。而早年降附蒙古的史氏、董氏诸子侄和杨惟忠、贾居贞、畏吾儿人廉希宪等与忽必烈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忽必烈已经储备了大批人才。
忽必烈受命“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大宴属下之际，姚枢向他建议：‘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忽必烈欣然采纳，请于蒙哥，获准。
灭金后，自太宗晚年至乃马真氏、定宗贵由执政时期，汉地管理十分混乱，官吏贪暴，差役繁重，百姓流亡。
太宗时，分邢州万余户为勋臣八答、启昔礼食邑，而监领者不能安抚治理，“征求百出，民弗堪命”，百姓逃亡殆尽。辛亥（元宪宗蒙哥元年，1251），两笞剌罕向王府申诉，刘秉忠、张文谦建议以刘肃、李简同近侍脱脱前往，三人至郡，洗涤蠹弊，革去贪暴，流民复业，户口大增。忽必烈亲眼看到了儒臣的治绩，从而“益重儒士，任之以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