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一个演员，他长年累月地受到风湿症的折磨。就算是从旅馆走到剧院，仅仅两条街的路，他也得借助手杖，而且走得相当费劲。可是，一旦听到该他上台的信号，他马上就把自己身体的病痛忘光，立即满怀激情而且步履轻盈地登上舞台。内心强大的表演动力，使他能在整个演出中完全忽视肢体病痛。比起思维力量和演出的激情，肉体的疼痛暂时相形见绌了。演出一结束，他又会回到原先的病痛状态。
南北战争期间，格兰特将军在托克斯时也受困于严重的风湿病，可当他得知对手升起休战旗准备投降，一时之间他兴奋得忘乎所以，也有那么一会儿的工夫完全忘记了疼痛。
在旧金山大地震期间，一位因患麻痹症而跛行了十五年的人，由于地震消息传来而倏然痊愈。还有不少人有过类似际遇——被一些突如其来的消息刺激后，常年病体莫名痊愈。许多长期不能行动，甚至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在危难突然到来、形势瞬间严峻时，竟能够做出超常行为，像特洛伊木马那样把亲人和家庭生活用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除非事到临头亲身一试，否则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强的身心承受力。有些感情脆弱的母亲认为，如果她的孩子死了，她自己肯定活不下去了；可当她的丈夫和全家人都去世时，她安葬了全家人，发现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了，她居然会有勇气面对这一切，承受这一切，像从前一样生活下去。
是的，在必要关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股力量被激发出来。
有些女孩子，胆子很小，一想到危险的事就吓得花容失色，但在必要的时刻，她却有胆量毫无怨言地在黑暗危险的山谷中穿行。的确，我们需要坚强毅力，来帮我们渡过各种各样无可避免的险境。再敏感脆弱的女人，也会冒着有可能丧命手术台的危险，毅然决然地躺到手术台上。当然，这些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时，也有可能因意志不坚强而崩溃，这是因为他们无法预知面前出现的究竟是怎样的危机，因为危险一直都是不确定的。危机的不确定性，会使我们的心灵受制于恐惧感，进而有可能使我们最终做出怯懦行径。
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对尖锐的疼痛无法忍受，连拔牙或者做手术，都要使用麻醉药物才行。可是，当这个人在远离文明世界的野外意外受伤时，他对痛苦既能忍受，也无畏惧，跟平时在家判若两人。
我曾见过那些牺牲在纷飞战火中的坚强战士，他们在死亡面前，丝毫没有流露出恐惧之情。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的确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在灾难面前同心同德，团结一心，让我们有信心征服任何险境。勇敢的消防员们，即使发现救生工具受损仍不会临阵退缩，即使最后的绳索在烈火中烧毁，即使最后的梯子也化为灰烬，但在 100 米高的塔顶燃烧着腾腾烈焰时，他们依然能坚守岗位，没有一丝一毫的退缩和畏惧。这种神奇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我们内在的神性。
内在的神性不仅让人勇敢面对危险和恐惧，同时也令人在疾病面前表现出奇迹般的信念力。据说，南达科他州黑山地区的枯木镇，在没有发明出电话、铁路和电报通讯时，人们生个病，就要跋涉上百里，去找医生看病。为看病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承受能力。结果，那里的人们学会了自我救助，只要不是性命攸关的重大疾病，他们根本不会去看医生。有些大家庭养了许多孩子，也从来没请过医生。我曾问他们有没有生过病，他们这样回答说：“我们啊，从不生病，因为我们必须健康。我们看不起病。再说了，走那么远的路去找医生，病人恐怕早就死在半路上了。”
最让我们无奈的是以下的事实：或许正是那种被我们视为“更高文明”
的东西，削弱了我们抵抗自身疾病的信心。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为生病做了许多准备，对疾病有各种各样的了解，但最后他们也会生病。生病后，看病非常方便，因为找医生只需要穿过一两条街；要买药，街头巷尾到处是药房。城市居民习惯于一旦患个小毛病就立即看病吃药，这样一来，他们越来越依赖外在的药物，同时越来越忽视自身对疾病的免疫力和控制力。
而在未开化的旧时代，一些村镇几乎就没有医生，但那里的居民自力更生，反而身强体健，对疾病表现出极强的抵抗力。
现在许多家庭使小孩子养成了依赖医生的习惯，这并不利于他们的生理健康。一些妈妈不论孩子得了啥大病小病，都要请医生诊断。结果，这样一来，孩子从小就满脑子疾病、医生和药物的图像，这会一直影响他的一生。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是时候让孩子和药物划清界线了。一个孩子只要生长在充满爱心、恰当和内外协调的环境中，就能够学会正确看待、处理很多事情。许多时候，对一个心灵健康的孩子来说，医生和药物都是多余的。
近十年来，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家庭不再事事依赖医生治疗，也不再一有小毛病就立即吃药。那种把救赎寄望于外界、他人的观念，已经过时落伍了。
在我们的时代，造物主怎么可能把人类的健康、幸福和福祉，用人们和医生的距离远近来衡量？造物主会将他最为伟大的造物（人类）置于残酷的命运之中吗？他会指望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幸福通过医生治病来实现吗？他会允许人类到那些所谓能治愈病痛的“药方”那儿寻找福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