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还是一部文采斐然的文学巨著。叙事条理、完备而简明，语言准确、朴实而流畅，人物描述得形象而深刻，寓意明显而深刻。梁启超说：“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通鉴》的确可与《史记》相媲美。有一副楹联概括得好：
马迁马光千古文章两司马
河东河西万年信史一黄河
《史记》与《通鉴》是纪传、编年的两巨史，司马迁和司马光是母亲河哺育了史学史上的两巨匠，两司马如同两座突兀的奇峰，屹立高耸，赢得后人的高度评价和颂扬。南宋学者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学者王鸣盛称赞《通鉴》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本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此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围绕着《通鉴》有着一个系列的著作群。除前面提到过的《通鉴目录》、《通鉴考异》外，尚有《稽古录》20卷，（其中收入《历年图》及《国朝百官公卿表》），是一部记述自上古至宋英宗间的简明历史读本，其中有史论，也是研究司马光史学思想的资料。《通鉴举要历》80卷，是司马光因《通鉴》内容还是浩繁，而《通鉴目录》又过于简略，又折中两者而编写的一个节本。原稿未完，南宋初始有刻本，以后亡佚。另外司马光尚有《涑水纪闻》10卷，是笔记体的史著，多记当代旧事，起于宋太祖，迄于神宗。
《通鉴》的问世，振兴了编年体史书。清代学者浦起龙在《史通通释》总结说：“上起三国，下终五季，弃编年而行纪传，史作偏缺者五百余年，至宋司马氏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司马光在这方面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给后世以巨大影响，以至于模仿《通鉴》面撰史的人蜂拥，研究《通鉴》的著述迭出。
模仿《通鉴》写史的有宋末金履祥编写的《资治通鉴前编》，补周威烈王以前的史实。南宋李焘编了《续资治通长编》，记述北宋168年的历史；李心传编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虽不以《通鉴》为名，却依《通鉴》的义例编成，记南宋高宗在位36年的历史。此二书史料丰富而有价值，是研究宋史不可缺少的文献。刘时举编写了《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明朝王宗沐、薛应旗各自编有《宋元资治通鉴》，此三书影响不大。清朝，徐乾学编著了《资治通鉴后编》，毕沅等对《资治通鉴后编》进行详细的补正，编成《续资治通鉴》。这两部书是《通鉴》续作中比较成功之作。另外还有一些编年体史书，如谈迁的《国榷》、陈榷的《明纪》及夏燮的《明通鉴》等。这些都是在《通鉴》的影响下写成的史著，形成一个编年史体系。
鉴于编年体有“一事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的缺点，司马光在《通鉴》的编写中，突破编年的界限，追记前事，使史实较为完整，已经孕育了纪事本末体。南宋史学家袁枢将《通鉴》记事归纳了239个事目，分别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始末，编成《通鉴纪事本末》42卷。成功地创立了纪事本末体。这撰史体裁，与纪传、编年并列为三大史体之一。流传至今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有十几部，自成体系。南宋朱熹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基本按《通鉴》的内容编年叙事，只是分纲、目两部分。纲是史实提要，以大字顶格书写，起到标题的作用；目是史实的细节，以小字低格写，附于纲下。如此纲举目张，递相错综，形成了编年体的一个新支派。
《通鉴》诞生之后，研究、注释它的著作迭出。北宋有刘安世的《通鉴音义》10卷，司马康的《通鉴释文》，两书早佚；刘恕之子刘羲仲撰《通鉴问疑》一卷。南宋，有史炤的《资治通鉴释文》30卷，主要是解词与注音，兼有名物训诂；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14卷，侧重地理沿革、军事地理，征引浩博，考核精确。宋元之际胡三省所撰《资治通鉴音注》294卷，是注释《通鉴》的代表作，可与《汉书》的颜师古注、《三国志》的裴松之注相媲美。其疏通证明，极为赅备；又于义例，随文疏解；史实讹误，尤多订正；并间于注中发表议论。明清之际严衍等撰修《资治通鉴补正》（一名《资治通鉴补》）取正史为《通鉴》校勘字句，拾遗补缺，刊正讹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30卷，则是根据《通鉴》所载史实发表史论的名作。近人对《通鉴》的研究也有显著的成就，不再一一列举。
就这样，围绕《通鉴》出现了续作、注释、研究的热潮，形成了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通鉴学”。
六终身相位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七日，神宗病卒。10岁的哲宗赵煦继位，第二年改元元祐。哲宗年少，由太皇太后高氏摄政。高太后是神宗生母，一向反对王安石变法，早在熙宁间就支持变法的反对派，动摇神宗的变法决心，致使王安石于熙宁七年、九年两次罢相，退居江宁半山园。高大后当政后起用反对派，尤其器重司马光。当司马光在京师参加过神宗葬礼返回洛阳后，高太后立即派内供奉梁唯简赶往洛阳慰问。夸赞他“历事累朝，忠亮显著”，要求他“勿惜奏章”，多言治国之方及朝廷的得失。于是司马光于三月三十日上《乞开言路札子》，提出当务之急是广开言路，不论是官是民皆可进言，“其狂愚鄙陋者亦不加罪”，使上下通达才是治安之源，太平之基。然而朝中有人包括高太后在内，并不喜欢广开言路，在求谏诏书中竟规定6条禁忌令，司马光看到草诏之后，认为“此非求谏，乃拒谏也”（《宋史纪事本末·元祐更化》），建议删去这些禁令。高太后同意后颁发。于是朝廷内外上书言事者以千计。
五月司马光接到知陈州的诏令，而且要他进京觐见，朝廷派人前往迎接。二十三日司马光来到京城，又接到任门下侍郎（副宰相）的新诏。他却上书力辞，说16年前神宗曾任他为枢密副使，但因才力短拙，固辞得免，而现在年事已高，“齿发愈耗”，“力少任重”实在怕误国事，请求仍旧到陈州任职。此时67岁的司马光确实已很衰老了，发脱齿零，经常服药。可高太后却亲书手诏拘挽他“切要与卿商量军国重事”。他的哥哥司马旦也劝说他，生平读尧舜之道，为的是致力于君主，现在正是大有可为的时候，而又不去做，此非正道。同时朝野许多人也都挽留他在朝中任职。五月底，司马光接受了门下侍郎之职，他想要做的事就是废除新法。
此时，变法派在朝中的力量，虽由于王安石的离去而减弱，但仍掌权。宰相蔡确、韩缜及枢密使章惇仍是变法派的人物。不同政治主张的斗争还是会很激烈的。司马光为了实现罢废新法的主张，他先向高太后建议，将因反对变法而被贬出京城的官员，陆续地召回京中任职。于是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辙和苏武兄弟等相继返京，老臣吕公著、文彦博等也都回到朝中，委以要职。同时司马光开始了废除新法的行动。在他任门下侍郎的第二天（五月二十八日）就上了《请更张新法札子》，将新法的实施比之有人误饮毒药，致成大疾，明知其毒勿饮而已，所以应该废除新法，以除害而就利。七月三日他又上了《乞罢保甲札子》，再次陈言其“有害无利”，于是朝廷下诏废除了保甲法，十月二十五日，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
新法迅速被废，不仅是变法派的人极力反对，就是反对变法的人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范纯仁认为“去其太甚者可矣”，而且应是“徐徐经理，乃为得计”。吕公著认为对新法主要是纠其弊害所在，不要全面废掉，比如保甲法，就可以“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这样“既不妨农害民，则众庶稍得安业，无转为盗贼之患”（《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八年戊子）。但司马光却认为：“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便当一切废罢。”（《传家集·看阅吕公著所陈利害札子》）废新法如治病，慢慢来对病人是没有好处的。于十二月四日又上了《请革弊札子》，将新法全面逐一指责。比如他认为“强配青苗，多收免役”，是“以聚泉货”；实行“保甲”、“善保马”“农民始愁苦矣”；部分诸军，舍祖宗操练旧法，“朝晡上场，罕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置市易司，强市榷取，“而商贾始贫困”；又立赊贷法，“诱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致使其子孙邻保籍没赀产不能备偿；又增茶盐之额……”（《司马光奏议》）于是，十二月十二日废除了市易法，接着又废除保马法。
随着新法的不断被废除，斗争越来越激烈了。年底司马光升迁为正议大夫，范纯仁范祖禹皆任谏官。侍御史刘挚、御史王岩叟、朱光庭、谏官孙觉、苏辙等人纷纷上章弹劾蔡确、章惇、韩缜等人。此时司马光已经病弱不堪，连上朝时都无力行朝拜礼。高太后对他十分关心，命他上朝可以不行朝拜礼，而且亲派医官到他家里诊视。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开始请假在家治病，但把朝政仍然放在重要位置，一个月之内，又抱病连上《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论西夏札子》、《乞罢提举官札子》等数道奏疏，要求废除免役法，罢除推行新法的各路提举官，与西夏讲和等。在废除免役法的问题上，又引起一场激烈的斗争。
免役法是在熙宁四年实行的新法，其主要内容是：原有差役负担的人家按户等来交纳“免役钱”，不再服役，由政府利用这笔钱募人应役；原享受免役特权的官户、女户、僧道户、未成了户以及单丁户等等，要按照户等交纳助役钱。这新法对大多数服役户有利，但对一等户、特权免役户不利，对其中五等户属贫穷者，原免役现在却要出助役钱，增加一些负担。故而反变法派则以此来攻击免役法是“上户以为幸，而下户苦之”。司马光在奏章中说免役法有五害：“富者差得自宽，贫者贫困日甚”；原来上户轮番服役，如今出钱比旧费多，年年无休息；出钱所招募皆浮浪之人，恣为奸欺；农民出钱难于出力；提举司以多敛钱来邀功。他提议再行按户定差的差役法。这个奏章得到高太后允准，敕谕“即日行之”。然而却引出了各方面不同的意见。范镇的侄子范百禄说他在咸平县（今河南通许）任职时，开封罢遣衙前差役数百人，百姓皆欢欣，其后提举司多收助役、兔役钱，今后逐渐减少钱额以宽民就可以了。范纯仁也劝司马光废除免役法要慎重、缓行。苏轼也不同意即刻罢废免役法，曾和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章惇为维护新法，上奏章对司马光的说法进行驳斥。说司马光前后矛盾，头个奏章说上户以出免役钱为害，可后一奏章又说“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这显然是轻率而未审实的缘故，“以此推之，措置变法之方，必恐未能尽善”。又说司马光不实事求是，讲臣民所上“封事”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其实，“言免役不便者因多，然其间言免役之法为便者亦自不少”。可是谁的意见都不能动摇司马光的决心，他还害怕这些议论会干扰高太后，又上《乞不改更罢役钱敕札子》，希望朝廷不要听到不同的意见而改变主张。
闰二月，蔡确罢相，出知陈州，不久章惇也罢去，知汝州。朝廷下诏授司马光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相。这时，司马光病越来越重，他又上书力辞，也未被允准。当司马光任宰相的消息传到王安石耳中时，他深深叹息，凭着他对司马光的了解，预知自己的变法事业将付之东流了。
司马光任宰相后，病情稍有好转，他坚持让儿子司马康扶持上朝论事。三月份，他又上了《申明役法札子》，《再申役法札子》一再强调尽快了结役法变更之事，免役法最终废除。
老病交加的王安石得知免役法被废除，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虽然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但也未免痛心：“亦罢至此乎！”他总觉得“此法终不可罢，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从此他便大病不起，四月六日，这位伟大的改革家悄然地离开了人世。病中的司马光得到噩耗，心中不觉为之凄然。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学识、人格还是尊重的，始终认为“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传家集·与吕晦叔第二简》）。他特意写信给业已升为宰相的吕公著，嘱其对王安石的后事要“优加厚礼”，以杜绝那些反复之徒的百般诋毁，以改变浮薄之风。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在废除免役法之后，八月份又废除青苗法。在新法的废除过程中，司马光还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些变动，如中书与门下两省合并为一，六曹长官直接处理本职政务，以免大小事宜都由仆射处理，设立十科举士法等等。并对王安石所实行的科举制度的规定也作了修改，不再以王安石所编撰的《三经新义》作为学校教材和应试答卷的依据。总之，司马光从元丰八年五月任门下侍郎到元佑元年八月，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几乎将王安石所施行的新法全部废除，而且更改得非常急促，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司马光在任宰相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尽管身体病弱不堪，但在繁忙的政务之外，还笔耕不辍、《稽古录》就是在这个时间完成的。除此，他还负责《资治通鉴》的校对工作。元丰八年九月，朝廷降旨，要将《资治通鉴》的副本重行校订一遍，以便送国子监雕版印刷。这一工作主要由范祖禹和司马康具体去做。此时司马康已官秘书省正字，转奉礼郎。第二年，范祖禹由右正言改任著作佐郎修《神宗实录》检讨，就不能参与《通鉴》的校订工作。司马光又推荐秘书省校书郎黄庭坚参加校订工作。另外还有张舜民、张耒、晁补之等多人参与，速度进行得很快。十月间，在杭州开始镂板，一直到元祐七年（1092年）才印刷完成。只可惜，半生精力，尽于此书的司马光来不及看到这历史巨著的印成。而于元祐元年（108年）与世长辞了。范祖禹在《通鉴》印成之后，作文祭告司马光说：
资治之书，凡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可谓远矣；历英祖至神考二世十九年而成，可谓久矣；公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谓五矣。元祐之初，有诏刻板摹印，今已奏御，颁及公卿，而公父子皆不及见也（司马康于元祐五年病率——笔者）。此书藏于帝室，副在名山，今又立于学官，与六籍并行……今天子这使以印本赐公家，某与成此书，故敢告终事于公之庙堂。
（《范太史集·告文正公庙文》）
司马光身后，“床箦萧然”，病榻边只有《役书》一卷。吕公著在挽词中写道：“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卷8）这位位极人臣的伟大史学家，始终保持廉洁简朴的生活作风，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涑水马河写道：“儒者之泽，大行于民，伊、周以来，惟公一人。”（《司马文正公赞》）
司马光死后，高太后与哲宗亲临吊丧，并为之辍朝三日，举行隆重的葬礼，赐以“文正”的美谥。举国上下也沉浸于悲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