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它在唐代史学臻于成熟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这是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更取决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诸方面的发展。首先，宋朝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战乱割据的局面，国家统一，经济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尤为突出，纸币“交子”的出现，就是力证。其次，宋朝以“儒”立国，提倡“有文”致治，“史者，儒之一端”，君臣上下都极重视历史。朝廷有完善的史馆与修史制度，允许并奖励私人按统治者的意志修史。第三，宋朝科举事业发达，读书人大增，学术派别迭出，学术空气浓厚，人才辈出。第四，科技进步，特别是雕版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为著述的印刷、流通提供了方便条件，激发了文人学者著书立说，大大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史学则是发展突出的领域。
宋朝史学名家辈出，史学名著量多，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其中的代表就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及其巨著《资治通鉴》。朝廷处在积贫积弱的困境时，司马光正值人生的鼎盛时期，其时，王安石欲以变法挽救危机，而司马光却与他政见不和，退居洛阳任闲职15年，终于完成这一史学巨著，在史学史上立下了一座丰碑。
黄面霜须细瘦身，
从来未识漫相亲。
居然不肯市朝住，
骨相天生林野人。
这是司马光的《自题写真》诗，这位身材枯瘦、面容清癯的老人，自称是“林野人”，究竟如何？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一生的际遇吧。
一少年修身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在光州光山县（今属河南）县令司马池家的后宅，他的第三个儿子呱呱坠地了。父亲便以出生地名给孩子起名光，字君实。司马池辗转各地为官，少年司马光一直都跟随在父亲的身边。
司马光是贵胄的后裔。他的远祖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原籍河内（治所今河南沁阳）。传至北魏的征东大将军司马阳，死后葬于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高堠里，这里便成为司马光的祖籍。王朝更替，家道中落，司马光的四世祖、曾祖、伯祖等都以布衣终身。到了宋初，他的祖父司马炫考中进士，才又重入仕途。
从祖父司马炫到司马光，家族里有六七人当官，都是进士出身。父亲司马池是一个有抱负、有见识的儒者，进士及第后，先后做永宁县（今河南洛宁）主簿，建德县（今属浙江）、郸县（今属四川）县尉。因为所到之处颇有政绩，得到多人荐举，升迁为光山县县令。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又被人推荐补了群牧判官的空缺。这是当时许多人竞相争夺的一个位置，枢密使曹利用听到司马池为人贤德，特意保荐了他。可司马池坚辞不就，直到仁宗下诏敦遣，他才赴任。后来朝廷升迁他任谏官，他又恳切力辞，连皇帝也感慨地说：“人皆嗜进，而池独嗜退，亦难能也。”（《宋史·司马池传》）于是改任凤翔县（今属陕西）县令，加直史馆。以后官至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擢天章阁待制等职，“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苏轼：《司马文正公行状》）。
司马光的母亲聂氏，是秘阁校理聂震的女儿。聂家也是一个士大夫世家，聂夫人非常贤惠，“才淑之懿，孝睦之行著于闺门，而称于乡党”（《夏县志》卷一）。
司马光自幼就是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的熏陶下，在父母言传身教的直接影响下，不断地修身成长，即所谓“养其习于童蒙”。
司马池对孩子要求严格，在司马光六岁时就教他读书。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司马池调到安丰（今安徽寿县南）任职，举家迁往。安丰有个读书有名的少年叫了浦江，“读书属文，闻于县中”。父亲教导司马光说：“他日得如丁君足矣。”（《传家集·送了浦江序》）这样，司马光在学习上不仅有父亲的教诲，而且有了榜样，学习起来非常带劲，入迷时至于“不知饥渴寒暑”。为了争取更多的学习时间，他用一段圆木做枕头，取名“警枕”，夜里枕着睡觉，只要圆木滚动，惊醒睡梦，便披衣起床，挑灯夜读。他7岁读《左传》就爱不释手，自己听讲完后，再给家里人讲，已经能够明白其大意了。15岁“便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刻苦的学习使他“所得多矣”，而且学得扎实，以至于“终身不忘”。（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卷一）
司马池还十分注意儿女品德的修养。幼年的司马光有一次与姐姐、女佣一起剥青核桃皮，可怎么也剥不掉。姐姐离开后，女佣用开水将青核桃烫过，皮很容易就剥掉了。姐姐回来问他，他说是自己剥掉的。父亲知道他说了谎以后，严厉地训斥他：“小子何得漫语！”（顾高栋：《司马温公年谱》卷一）司马光接受了批评，从此不再说假话了。许多年以后，他做了大官，刘安世问他，做人最要紧的是什么？他回答只是一个“诚”字；再问他从何做起？他说从不说假话做起。（《传家集·陈序》）
司马光打破水缸救小朋友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那时他大约只有7岁。一群孩子在玩耍时，有个小伙伴不慎跌进贮满水的大缸中，其他孩子都吓跑了，惟有司马光用石头将缸砸破，救出了小朋友。这件事很快流传开来，在汴京（今河南开封）、洛阳一带，还有人把它画成《小儿击瓮图》，广为传播。幼年司马光的沉稳、机智已经超乎常人。
司马光的父兄都对他十分爱惜。他兄弟三人，大哥司马旦，比他年长13岁，时常从各方面帮助弟弟。二哥司马望很小就夭亡了。父亲喜欢司马光，无论出游和在家里会客，总是将他带在身边。司马光13岁时，随任利州路（今四川广元）转运使的父亲来到四川。除继续刻苦读书外，父亲还经常给他讲本朝的历史，带他到各处游历。15岁以前司马光跟随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寻古探幽，了解风情，学到了许多书本以外的社会知识。
父亲生活的俭朴，也给司马光以良好的影响，使他从小就不讲究吃穿打扮。大人们给的银两及华丽的服饰，他都不要。甚至在考中进士以后，参加闻喜宴，照例大家都要戴花，他却不戴。还是一位同年告诉他，这花是皇帝所赐，是不能不戴的，他才戴上。后来他身居高官时，日常生活也还是“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常有帛”（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一）。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一切费用都由朝廷负担，但他的许多稿纸都是废纸再利用，可见他处处都注意节俭的优秀品德。
除了家里人对司马光的培养教导外，还有一些人对他的帮助影响也很大，使他终生念念不忘。司马池从河南府留守司司录调到京城任群牧判官时，和他来往密切的好友庞籍、张存等人都很器重司马光。张存见到11岁的司马光，由于对他的器重与爱惜，“不卜不谋”就将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在司马光20岁中了进士以后完婚。庞籍后来官居相位，在司马池去世之后，他像父亲一样关心司马光。庞籍的儿子庞之道与司马光年纪差不多，二人友好并同年登进士第。可惜庞之道英年早逝，司马光悲痛之余，亲自替他撰写了墓志铭。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经常提及庞籍，称呼他为始平公。
司马光年轻时还有一个仰慕的人，那就是孙甫。宋仁宗明道二年（1年），因为当时的恩荫制度，15岁的司马光得到一个郊社斋郎的职务，在华州（今陕西渭南东）谒见了孙甫。孙甫为人耿直，是研究唐史的专家。当时人称道：“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司马光仰慕他的德行，佩服他的才能。十几年后，司马光和孙甫同供职馆阁，对他敬重如同前辈。司马光很想能有一本孙甫的史著《唐史记》，晚年终于得到了，心中十分高兴。
司马光虽然不是在故乡出生，但在他的著作中经常提到家乡秀丽的山水及淳厚的民风。可见他还是常回故乡的。他在《和张仲通》诗中写道：
吾家陕之北，陕事吾能说。
云消天雨空，极目鸟飞天。
大河西北来，汹涌地脉裂。
群山势离合，披靡随曲折。
林薄带村墟，郊原如绣缬。
涑水由北面绦县山中流出，西经闻喜，流过夏县；中条山则在县东，迷人的景色，颇使人留恋。
司马光还念念不忘家乡里的人，称颂他们“身处草野，不求声利”。在《序赔礼》中，司马光记载了家乡中的几位好人，有事继母尽心的孝子，有兄弟友爱的善者，有为尽孝年迈的父亲而不登仕途的画家等。看来家乡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它给司马光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水土，养育了一代伟人。
二初仕游宦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年仅20岁的司马光考中了进士，和他同年的有200人，其中第一名的范镇以及庞之道、郎景微，石扬休等人，都是他亲密的好友。
进士及第后，司马光被朝廷任命为奉礼郎、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华、同二州相距不远，司马光经常到同州探望父母。恰巧同年的石扬休也在同州任推官，故而两人有机会经常来往。石扬体，字昌言，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少年时即才华四溢，18岁乡试第一，“声振西蜀”。石扬体虽比司马光大23岁，但两人在一起却非常投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俩常在一起谈论学问，外出游历。在广言路、防壅蔽、择守令、重农桑、禁奢侈等诸方面，两人的见解相同。石扬体病逝时，司马光十分悲伤，他在哀辞中写道：“哭也有终兮，忘也无时。”（《传家集·石昌言哀辞》）
这一年，司马光与度支副使张存的女儿成婚，夫妻感情甚笃。新妇时年方16岁，性情温和、贤惠，与家中上下相处和睦，而且深明大义。一次家中失盗，财物皆丢。司马光不禁叹息，而她却认为：“但愿身安，财物丢失还会有。”（《传家集·叙清河郡君》）
司马光在华州任职不到一年，父亲司马池又调任杭州。为了侍奉父母方便，他请朝廷调他去苏州，允准后，他任苏州判官。
年轻的司马光不仅对父母尽孝，而且时刻不忘报效国家。他睡在家中书房时，常常会突然起身，穿上官服，手执笏板，端坐凝思。开始家里人都感到奇怪，久之则习以为常了。若干年之后，他的助手范祖禹曾问起他这件事，他说：“吾时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为念，岂可不敬耶！”（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七）原来他以天下事为己任，将国事时时放在心上，所以有此举动。
司马光到苏州的当年，母亲聂氏病逝了。为了守丧，他辞去官职住到杭州。
在宋朝的西北地区（今宁夏一带），有一支党项族，其首领李继迁在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被辽国封为夏国王，但却一直为宋朝藩属，宋太宗封李继迁为银川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在司马光中进士的宝元元年，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称帝，建都兴庆（今宁夏银川）正式建立夏国（史称西夏），开始大举攻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元昊率兵攻取延州（今陕西延安），在三川口（今延安西北）宋军万余人被击溃，主将刘平、石元孙被俘。西夏军队又乘胜攻破塞门寨（今陕西安塞北）和安元寨（今甘肃通渭东南），边境局势十分紧张。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朝廷商议要刺乡兵（分地区征召，原则上是保护地方的兵种，士兵脸上要刺字），两浙路（治所今浙江杭州）要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节级等军官。司马池认为这样做“有害无利”，不主张这样做。此时住在杭州的司马光替父亲拟就《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的奏折。奏折根据两浙的具体情况提出了5个理由：第一，百姓听说征兵远守边防，“众情鼎沸，至欲毁体捐生，窜匿山泽”，容易造成“人心动摇生忧”。第二，窜匿无归之人，“必例为寇窃”，民间本无武器，而今“许其私置”，盗贼一定愈来愈多，“吏士益难擒讨”。第三，地方官吏乘机敲诈勒索，会使百姓在服役之前就“先困于贪吏之诛求矣”，从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第四，吴民只知种田，不懂作战，“恐徒繁教调，终无所成”，岂不是“虚为烦费”，与不添置没什么两样。第五，从历史上来看，由于当地“习俗之乐乱”，人便“轻狡”，如今“示之逆德，弄之凶器，生奸回之心，启祸患之兆，臣恐似非国家之至便”（《司马光奏议》）。奏折虽是代父所拟，但却代表了司马光的思想，这是他的第一份奏折，也是他治国思想形成的开始。
父亲司马池为人诚挚坦率，“生平奉上官不回曲，于朋友尽规劝”；秉公办事，“政无私谒”（《解州夏县志》卷十二）。因为不会应酬奉迎，不免为人所忌。他在杭州任职不到一年，便被转运使江钧所弹劾，而降调到虢州（治所今河南灵宝东），不久又调到灵州（治所今山西临汾），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病逝于此。随父亲右迁的司马光及哥哥司马旦，把父亲的灵柩送回故乡，于第二年的8月将父亲与母亲合葬于涑水南原祖莹。请庞籍为父亲写了墓志铭。
父母双亡，使司马光十分悲伤。他以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为念，他写道：“命奇不得报劬劳，平生念此心先乱。”（《传家集·和钱学士公辅呈邵兴宗》）
居丧期间是司马光在家乡住得最长的一段时间。他的家宅在县西，环境很宁静。他用这段时间读了不少的书，写了许多的文章，阐发了不少议论，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思想更加成熟了，政治原则也明确和具体了。他写过一篇《十哲论》，反对将孔子的弟子颜渊等10人配享孔庙正殿，而将其余弟子配享东西两廊。如以一善取之，决不止颜渊等10人，如以尽善取之，这10个人却没有一个人没过错的。所以只尊这10人为贤者是不公平的，一是孔子生前没有这样的看法，二是不符合实际情况。他的观点不与古人苟同，勇于打破传统的见解。另外他还写有《龚君宾论》、《四豪论》、《邴吉论》、《贾生论》等论文。他认为武王伐纣是“有道天子诛一乱政之匹夫”，而伯夷、叔齐非议武王，以不食周粟表示抗议，是狭隘偏激。他对战国四公子重新评价。他认为忠君、利国、养民是贤臣的标准。信陵君忠孝，有智、有仁，进能设计击退强秦，保卫魏国，退能潜身，不致遭谗言之害，确有“高世之才”，当为四人之首。其余“平原次之，孟尝又次之，春申为其下矣”。春申君虽曾保全楚国太子，但他是一个“乱其国嗣，躁败王家”的罪人。他依仗权势，穷奢极欲，听信奸邪之言，造成祸乱，不过十几年，就把楚国给毁了，自己也身败名裂。孟尝君不顾国家法度，结私党“以窃国相之位”，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为国家、百姓着想。平原君因为贪利而导致战争，几乎使赵国灭亡，幸好，他还能听信忠言，忠心君事。司马光还对邴吉、贾谊等一些历史人物进行了评论。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到他的中心思想是重“道”，就是必须恪守“周孔之夷涂”，而不能“树申商之险术”（《传家集·贾生论》），施政要以“仁义”为根本，以“礼”为标准。他的政治活动，就是以这样的思想作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