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也是一组诗，共11首。《九歌》原本是古乐名。王逸《天问》注：“九辩九歌，启所作乐也。”《左传》：“夏书曰：‘劝之以九歌。’”当是夏代的乐曲。屈原在《离骚》中，幻想自己离开尘世，上升到光明的天上时，遇到这相传的古代乐舞：“奏《九歌》而舞《韶》。”屈原借用《九歌》曲名写了组诗。
《汉书·地理志》载：楚地之俗“信巫鬼，重淫祀”。屈原的《九歌》就是加工楚俗祀神的乐歌。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祀）其祀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讲述了屈原创作《九歌》的缘由和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
《九歌》的11首诗歌，根据祭歌的对象可以分为三类：
一、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
二、地祗：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
三、人鬼：国殇。
第一类关于神的歌词比较庄严，宗教祭祀的意味较浓。第二类神是介于人神之间的，是近似神话中的人物。诗人是以恋爱而终归失败的主题来描写这些神祗，实际上是间接的反映了诗人失望、孤独的痛苦心情。第三类的一篇《国殇》是祭祀为国捐躯的战士而写，表达了作者对烈士们极端颂扬和尊崇的感情。
屈原对诸神的描绘都是很美的，特别表现了他们内心世界的美。他们都蕴蓄着丰富的感情，容貌美丽，被服香洁，生活在虚幻优雅的环境中，如洞庭的“白沙若霜雪，赤岸若朝霞”，巫山神秘的群峰等等；当然他们也有不幸，有分离的悲苦、处境的凄凉，有被遗弃的命运、绝望的孤独。这些情绪都表现了诗人浪漫的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间接反映了诗人对祖国执著的爱，极欲从丑恶的现实中解脱出来但又难以达到的矛盾心情。
《国殇》是《九歌》中比较特殊的一篇，它不同于其他篇章是对神祇的祭祀歌舞，而是对为祖国战死的英雄们的庄严礼赞，屈原具有一定的“民本”思想，他看到了那些浴血奋战的普通士兵，才是保卫祖国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真正关心祖国命运的屈原，对这些为国捐躯的战士，自然十分的崇敬，为他们大唱赞歌。全诗笼罩在壮烈的气氛下。开始描写残酷的战斗已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交战双方车毂交错、短兵相接。但敌人的力量强大，旌旗蔽日，兵若云，冲进楚军，左杀右砍。接下来描绘楚国战士忘我的战斗，他们义无反顾地拼杀，宁愿把尸骨抛弃于原野。最后歌颂战士们勇武、刚强不可欺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他们的精神是不死的，同样也体现了诗人自己的爱国热情！
五百世流芳
屈原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所创作的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出现在中国文学史的又一朵奇葩。对以后文学的创作给予巨大的影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面细之。然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先生认为楚辞对后来文章的影响超过了《诗经》。
在屈原之后出现一批楚辞的作家，他们或以屈原为题材，或模仿屈原的作品进行创作，给后人留下不少的篇章。距屈原时代最近的作品有《卜居》与《渔夫》等篇章。这是楚人关于屈原本人故事的创作。王逸曾认为这是屈原自己的作品，后人根据作品叙述的语言来看，认为非屈原的作品。两篇皆以假设问答来表现其主旨。
《卜居》是讲屈原尽忠于楚，但因谗人陷害而被放逐，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于是去请教太卜郑詹尹，请他卜一卦，看应如何去做。屈原讲了两种对立的生活态度，而是用一连串的问话提出，如“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偷）生乎”等。总之，一种是超然高举、廉洁正直，坚持真理。决不妥协；另一种是从世俗、贪富贵，苟且偷生。这两种处世态度哪一种是吉，哪一种是凶？哪一种能行，哪一种不行？作者进一步又说明之所以发出疑问，是因为楚国是非不分，一切都颠倒错乱，廉洁正直的品行无人理解，心中的牢骚解释不开。然而所提出的问题，是不需要回答也无从回答的，郑詹尹只好放下卜具，承认占卜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文中表现了鲜明的是非观念和强烈的爱憎感情。
《渔夫》也是讲两种人生观的对立，它是通过屈原和渔夭（好像是位隐士）的对话展开。渔夫认为做人不要太认真：“举世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浦其糟而啜其酾？”（既然世道污浊，何不多挖些烂泥使其更混浊？既然众人都喝醉了，自己何不也饮个痛快？）但屈原不同意这样为人，他说：“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乎？“（洗澡了头必须弹出帽子上的灰尘，洗了澡要抖去衣服上的灰尘哪能使身子的明洁与衣帽上的污垢混在一起？我宁肯跳入江中，埋葬于鱼腹之内，怎么肯使洁白的品质，蒙上尘世的污垢？）
《卜居》和《渔夫》皆散文用韵，是楚辞的变体，为后代散文用韵的先声。它们具有故事性，《渔夫》更富戏剧性、描写形象。如开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翠形容枯槁”这几句的描写，宛如一幅屈子行吟的图画，故而成为后世画家绝好的题材。文章末尾，描写渔夫说服不了屈原，只有莞尔一笔，唱着歌划船离去了，其矛盾无法调和，具戏剧性的冲突。语言优美流畅，比喻帖切。
《史记》屈原传中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秆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在这些效法屈原而作楚辞的人中，以宋玉最为著名。相传他是楚顷襄王时小臣，或说是屈原的学生。《汉书·艺术志》著录宋玉的作品是16篇。现在从《楚辞章句》、《文选》、《古文苑》等书中辑出宋玉作品是13篇，但不知是否在汉志中的16篇之数。13篇是否都是宋玉的作品也有人怀疑如《招魂》应是屈原的作品。比较可靠为宋玉所作只有《九辩》，王逸序：“《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
《九辩》与《九歌》同，皆本是古乐曲名，而宋玉也是借以为题。全诗分为九章，当然并不是因题目而定，而是根据内容分就的。《九辩》体制与屈原作品极相似，手忙脚乱的楚方言，如“羌”、“冯”、“蹇”字的用法，也与屈原的《离骚》、《九章》相同。
《九辩》是一首抒情长诗，富有文采。第一段关于秋天的描绘，成了千古传育佳句：
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憭粟兮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兮关将归。
作者把秋天的风景和诗人的感触交织在一起，用远方游子登山临水送别将要回到故乡去的朋友的惜别环境来刻画诗人悲怆的感触，情景交融，十分感人。所表达的是“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思想情绪，也是本诗的主旨所在。
《九辩》文章虽美，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却远远不能和屈原的作品相比。
景差的作品有《大招》，王逸认为是屈原所作，又说“或曰景差”。朱熹则从义章风格考定，说“决为（景）差作无疑”。《大招》也是招楚怀王之魂，因此才称大招。而且诗中所描述居室、饮食。娱乐均与《招魂》略同，并旦诗中讲到“万民理”、“尚贤士”，这些显然是讲诸侯的事。
汉初也有一批楚辞作家，如淮南王刘安的宾客“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一篇，留传了下来。诗的构思大体模仿《招魂》，但所写的是现实中深山密林真实的情况，与《招魂》所描述幻境有所不同。有的学者认为淮南王群臣所作辞赋以类相从，称大山、小山，其意义如同《诗经帅的大雅、小雅。以小山为作者，实在无理（见王泅原《楚辞校释》）。
汉初楚辞作品，内容大多是摹仿屈原作品，或吟咏屈原事迹，成就不大，但可以了解汉初人对屈原的态度和认识，还是很有价值的。汉朝的楚辞创作已逐渐向汉赋过渡。
屈原不仅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而且还留下珍贵的精神财富。首先是不向恶势力屈服，敢于向命运挑战，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汉代著名文学家贾谊，年轻，有才能，为汉文帝所信任。重用，然而却招来一些宗室、大臣的嫉恨，囚而遭打击一与排斥。汉文帝也逐渐对他疏远，派他到远离朝廷的长沙工处任太傅。贾谊“意不自得”路过湘水时作《吊屈原赋》，哀悼屈原并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伟大史学家、文学家和马迁在遭腐刑之后，同样以屈原为榜样，“屈原放逐，著《离骚”，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也“述往事，思来者”，揭露统治者的黑暗腐朽，以发泄内心的郁结。他们都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寄托在自己的作品里，这就是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的由来与发扬。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也给后人以极大的影响。例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就是通过对楚辞的注释，来表达他对明朝灭亡的悲愤心情。
屈原作品中的艺术成就，也是给后人留下的一份宝贵的遗产。首先是他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后人树立了典范，成为学习的榜样。他采用神话传说，运用象征和比喻的手法，描绘了色彩奇幻的虚境，显示了一个昂扬开阔的精神世界。但是诗人并没有逃避到虚幻的世界中去，而正是为现实的美好理想的实现而坚持斗争的表现，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在屈原之后的许多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及其作品，如李白的诗歌，汤显祖的《牡丹亭》、吴承恩的《西游记》等，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其次，屈原的创作，是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经过了他的提高、锤炼，恰当的表现了自己的思想内容，达到了内容与形式完美的统一，使其成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这种艺术创作的经验，也给后代作家以极大的影响。
屈原的影响巨大，以至于两千多年来，研究者数不胜数，著作林林总总，使其成为一专门的学问。首先是要归功于楚人把屈原的作品和事迹保存下来，“高其行义，玮其文彩，以相传教”（王逸《离骚序》）。
对屈原及其作品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汉朝。其中有贡献的如刘安、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因。王逸等。
淮南王刘安是汉代第一个研究屈原的人。《汉书·淮南王传》记载：“（淮南王）安入朝，献出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刘安所作《离骚传》今已失传，据王先谦《汉书注》讲：“传为解说之，若《毛诗传》。”说明它是一部注解、说明性质的书，与《毛诗传油类似。也就是说把屈原的作品也如同对待儒家经典那样，去发掘。解释其中所含的“微言大义”。
司马迁第一个搜集整理了屈原生平事迹并为其作传。司马迁首先抓住了屈原的创作动机，强调《离骚》等作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发的“忧愤之志”，是悲愤哀怨之作。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说明司马迁对屈原是真正了解的。当然，对其作品的认识，一定程度上也同意刘安的方法与观点。
东汉王逸所著《楚辞章句》17卷，是至今保存最早的楚辞注本。里面注释的作品是根据刘向编的集于，有屈原、宋玉、景差、贾谊等人的创作。王逸对屈原的人格非常推崇，说他：“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琳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王逸看到了屈原作品一定会产生深远影响，他说：“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类！”这个注本保存了他之前的汉朝人的许多解释，很有价值，所以它成为后代各种注本的底本。但是王逸也认为屈原依《诗》制《骚》，这样不可避免的落入汉儒“宗经”的樊篱，其注释也就免不了硬要把屈原的作品与五经扯到一起，出现了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
南朝刘舰在《文心雕龙》中，特立《辨骚卜篇，专论楚辞，试图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他看到楚辞，尤其是屈原作品的巨大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以“宗经”为准绳，也出现了一些乖谬。
南朝萧统编集《文选》，是从文学角度选人了屈原的作品。入选《文选》的作品必须情义和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的概不录取。是萧统有意识的把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区分开来。他认为屈原的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辞采方面都堪称上乘之作，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为“经典”，仅此就比别人前进了一大步，对屈原作品的研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宋朝洪兴祖著《楚辞补注》17卷。它是依照王逸的注本，在每诗句下光录王注，然后以“补日”对王注进行补充与纠正，而以补充阐发为主。王注往往只作解释而不讲根据，洪兴祖则引述大量材料，作了较详细的考证；并参考学者们意见，对王注作了文字校勘，所以后人阅读王逸的注本就离不开洪兴祖的补注了。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对文学也很有研究。他除著《诗经集传》外，著有《楚辞集注》8卷、附《辨证》2卷《后语》2卷。所收篇目与《楚辞章句》不同，其删除与增添的篇目显示他很有眼光。《辨证》考订旧注的得失，有独创的见解。《后语》中收集了从荀卿到宋代吕大临的“骚体”，凡诗赋52篇，从中可以看到楚辞的延续。朱熹注解楚辞，特别强调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但因为他是一个唯心主义的理学家，难免牵涉义理的迂阔。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著有《楚辞通释幻卷，以此寄寓他对明朝灭亡的悲痛。他十分同情屈原的遭遇，能够体会到屈原忧时伤国的思想感情，他的许多议论对后人颇有启发。
清代研究楚辞有成绩的，如蒋骥，所著有《山带阁注楚辞》6卷，卷首1卷、《余论》2卷、《说韵》1卷。他特别着重对屈原生平事迹的考证，还有其每篇作品的写作年代，虽不尽确当，但也不是毫无根据。《余论》主要是订正旧注的错误。《说韵》则可供研究楚辞音读的参考。
著名学者戴震著有《屈原赋注》7卷、《通释》2卷、《音义》2卷。他不采用“楚辞”这一名称，而是用“屈原赋”之称，篇目包括从《离骚》到《渔夫》被认定为屈原作品，共25篇。所注简明，旧注已经明白者，便从略；对旧注纠正的地方都很精详。对《离骚》还作了段落要旨的分析，有助于对原作的理解。《通释》上卷疏证山川地名，下卷疏证草木虫鱼；《音义》则定其韵读，并有文字校勘。全书体例严谨、言必有据，体现了考据学家治学的成绩。
两千多年来，屈原斗争的一生、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辉煌的诗篇，打动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心弦并播及到世界各国。日本、朝鲜、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的人民，也同中国人民一样，在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来表达对这位伟大诗人的纪念。屈原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世界各国的多种文字，在外国读者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还通过了将屈原列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决定，号召全世界人民隆重纪念他。
屈原的名字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