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敏感地察觉到楚国所存在的种种危机,并认识到这些危机将会导致楚国的灭亡。而这些危机的形成,都是由统治集团和执政者的腐败所造成的。屈原把这些都反映在《离骚》中,他写道:“众竞进以贪婪兮,凭不猒乎求索。”大家都争着往上爬,贪婪不已,贪财好利的心全然不知满足。“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有一批糊涂的人们,只会苟且偷安,他们走的路昏暗、狭隘而且危险。“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这些人都对自己宽恕,而严格要求并猜忌别人,他们斗着心机而互相嫉妒。总之,他们争权夺利,唯利是图,排挤贤能,任用宵小,从而使楚国政治日益败坏,国势日渐衰微。《离骚》以桀、纣相比:“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夏桀和殷纣是怎样的糊涂,总爱贪恋走捷径而屡自跌跤。
面对着腐败与危机,屈原心中十分着急。他有责任为振兴楚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要“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即要急速的为祖国效力而前后地奔走,想要追赶上先王的步伐。屈原认为“先王之道”是治世的“规矩墨绳”。“遵道”便可以“得路”。为了使“国富强”,他向楚王建议:“奉先功以照下,明法度之嫌疑。”即本先王之遗教而立法度,实行法治;“举贤面授能,循墨绳而不颇。”即要斥退奸邪,任用贤能,遵循先王之道的准绳,不要出偏差;还需要“重仁袭义”作“善事”,行“美政”。屈原认为:“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皇天是公正无私的,他只保佑有德行的君主,只有具盛德,行美政的人,才能使国家富强。为此,屈原愿努力奋斗“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忍耐痛苦绝不抛弃理想,要请上天作证,我只深忱地忠于君王并无他意。
开始,楚怀王对屈原还是很信任的,也颇想有一些改革,所以命屈原“造为宪令”,也就是拟制法令。这虽说不是“更张国宪”,改革体制,但从屈原反对腐朽贵族执政的思想来看,他所拟制的法令中会有对上官大夫之流的权贵不利的条文。所以当屈原只写完草稿时,上官大夫企图迫使屈原按自己的意见修改,屈原当然不会答应。于是,上官便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说“每一令出”,屈原就当众夸耀,归功于己,“以为非我莫能为也”,以此向众人示思而树立自己的威信。不辨真伪的楚怀王,信以为真,“怒而疏屈平”。(《史记·屈原列传》)这显然是一场“正”与“邪”的政治斗争,但是由于怀王不辨忠奸,屈原在斗争中失败了。屈原的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而腐朽贵族的气焰却更为嚣张了,屈原心中充满愤懑和悲伤。他把这忧郁压抑的情绪,通过自己的作品《离骚》宣泄出来。所以《史记》讲:“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
在七国争雄的斗争中,屈原是一贯主张联齐反秦的。楚、齐也曾结为纵亲联合在一起,故而秦国也总是想法破坏楚齐两个大国的联盟,以搬掉自己兼并天下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在楚怀王十二年(前317年),联合诸侯攻秦失败之后,秦国便趁机向赵、韩、魏三国发起攻击。楚怀王十三年,秦攻取赵国的西都、中阳。楚怀王十四年,秦攻取韩国的石亭,又战败赵将泥。楚怀王十五年,秦攻取魏国的焦,又打败韩军于岸门。楚怀王十六年,秦再攻赵,占领蔺地,虏赵将赵庄。在秦国的攻击下,韩、魏不得不与秦讲和。这样,楚国北方的韩、魏都成为秦国的盟邦,从而使楚国北部领土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在楚怀王十三年,秦曾灭蜀,占领了巴、蜀等地,楚国西部和西南部领土,也都处在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
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秦国又欲攻齐,首先要破楚齐的联盟关系。这时屈原已经被楚王疏远了。有人说大概在被疏远之后,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而任三闾大夫,专管昭、屈。景三姓子弟的教育工作。从他的诗作《橘颂》中可以看到他对那些贵族青年,特别注重高尚品德的熏陶及爱国主义的教育。此后,或退居故乡。或许正是秦国看到楚国主张楚齐联合的大臣屈原已离去了,容易破坏楚齐的关系,派张仪来到楚国。《史记·楚世家》中载:“(楚怀王)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纵)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张仪到了楚国以后,向楚怀王提出楚与齐绝交乃是“一计而三利’之事:一是楚如能与齐绝交,秦愿割商。於之地六百里予楚;二是楚秦结为兄弟之国,齐国力量削弱,楚国北方可得安全;三是秦国感恩于楚,楚国西边境也勿庸担忧了。楚怀王听了之后很高兴,于是,接受张仪的建议而与齐国断绝友好关系。
楚齐绝交固然是由于楚怀王的不明智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所迫。首先,楚。齐两国虽结为盟邦,但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尖锐的。在楚怀王之父威王时,为争夺徐州、淮北、东国,楚、齐两国就不断地发生战争。与怀王同时的齐宣王,也是一个不断对外进行扩张,想要臣服秦、楚,独霸天下的人。他在连续打败魏、赵、燕之后,也时常想南割楚国的淮北。为此,楚怀王颇为不安。其次,秦国战败赵、魏、韩之后,打开了大举南侵的道路,同时,秦又占有巴蜀,可以从西方直接进攻楚国的腹地。对于来自秦国的威胁,楚怀王也是心怀恐惧的。怀王认为秦是为攻齐而来说服他的,所以联秦反齐既可减少秦国对楚的威胁,又可以利用秦齐之争,来削两国的势力;而自己呢,可以乘机扩张东部的领土。这样既可解除秦、齐两国的威胁,又可以坐收渔利;况且商、於之地六百里,也是具有诱惑力的。
然而,出乎楚怀王意料之外的是:当楚齐绝交之后,秦却负约食言,戏言只答应给楚国六里之地,这显然是在耍弄而激怒楚王;另外,秦国是实行远交近攻的政策,他真实的行动是在楚齐绝交后,首先是交齐而攻楚,而不是越楚之近而去攻远之齐。
楚怀王知道自己上当了,十分恼怒。于十七年(前312年)出兵攻秦。丹阳一战,秦军大败楚军,斩甲士8万,俘虏了楚大将军屈匄、裨将逢侯丑等70余人,并占领了楚国的汉中地。楚怀王再次集中全国兵力去攻打秦国,战于蓝田,结果楚军又大败。这时,魏。韩两国也趁机南袭楚,攻至于邓。楚国不得不收兵。“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史记·屈原列传》)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楚怀王有些悔悟了,他便派屈原出使齐国,争取与齐国和好,重新恢复联盟。已经被疏远了的屈原,再次被委以外交重任,说明他在这方面是最得力的官员,因为他是一贯主张联齐抗秦的,所以或许他还保持了齐人对他的信任。
秦国看到楚国还具有相当势力,一时并无法吞并,又害怕楚。齐再度联盟,于是又派使臣至楚议和,与楚和好。当时秦国要求以武关以外之地来交换楚国的黔中。楚怀王对张仪特别愤恨,所以宁不易地,愿得张仪而献出黔中地。张仪倒不害怕再去楚国,他认为楚怀王的大臣靳尚及宠姬郑袖都会保护他,况且秦强楚弱,他是奉王命使楚,楚何敢加诛于他。张仪来到楚国,怀王不见,而将他囚禁起来,要杀他。张仪用重金贿赂了靳尚,又通过靳尚贿赂郑袖,并进言:如果楚国不释放张仪,秦王就会用土地和美女来赎他,楚王喜欢秦国美女,你就要失宠了,所以你最好去劝大王放了张仪。郑袖听信了这些话,在怀王面前日夜啼哭说:要是杀了张仪,秦军就要打来,你不如早将我母子送至江南,以免将来遭殃。靳尚等人也在楚怀王面前劝说不能得罪强秦。在这伙人的包围中,楚怀王又动摇了,放了张仪,并像以前那样对他厚礼相待。
张仪被释放后,便以“秦楚合亲”来说服楚怀王。他首先说泰国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强大,什么虎贲之土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还有秦法令严明,将士有勇有谋,士卒不怕艰险,勇于牺牲,能“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接着又说六国贫弱,绝不是秦国的对手。六国合纵,“聚群弱而攻至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数举兵,此危亡之术也”!六国攻秦,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羊敌不过老虎是明明白白的。张仪还进一步恫吓楚怀王:秦西有巴、蜀,且船大粟足,循江而下,用不到十天就可以攻进楚地;秦军出武关,又可以自北向南攻楚,而且还有韩、魏,也可以攻其北,楚国社稷岂可无危险吗!最后张仪建议:秦出兵攻卫阳晋,必控制天下之胸,而楚出兵攻宋、鲁、滕等小国,则泗上十二诸侯小国,尽为楚所有。如果楚王同意的话,请使太子入秦作人质,秦太子也入楚作人质,而且秦楚合亲,两国长期为兄弟友邦,终身互不攻伐,这样做不是最好的吗!
虽然张仪的建议充满威胁。欺骗与诱惑,他的目的是为了离间楚齐的关系,以便秦国对六国各个击破。但是张仪对秦与六国之间力量对比及当时局势的分析,还是比较客观的,楚怀王也清楚这一点,答应了“与秦合亲,约婚姻”。
就在这个时候,屈原从齐国谈判归来。他坚决主张杀掉张仪,反对与秦和亲。他说:“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臣烹之。今纵弗忍杀,又听其邪说,不可。”楚怀王却认为答应了张仪的建议要求,可以不用再献黔中与秦,况且答应之后再反悔是不可以的。就这样放走了张仪,楚秦两国又成为盟国。这一次楚国在对齐国的外交上,又一次失去信用,使屈原出使齐国所作出的努力都白费了。
楚怀王十九年(前310年),秦惠文王卒,秦武王继位。秦群臣俱不喜欢张仪,张仪离开秦国而去了魏国,第二年便死于魏国。形势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齐王欲再联合六国而为纵长,又恶楚与秦合,所以派使臣使楚下书,说服楚怀王尊周反秦。见信后,楚怀王尚犹豫不决,群臣的意见也不统一,最后还是同意了齐王的意见,“合齐而善韩”。
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年),秦昭王即位。为了破坏楚齐联盟,送给楚国许多礼物;秦女入楚,楚女入秦,秦楚交婚。楚怀王又背齐而和秦。楚怀王二十五年,怀王与秦昭襄王会盟于黄棘(今河南新野东北)。
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因楚国背叛纵约,联合伐楚。楚使太子横到秦国做人质,换得秦国的援助。秦派客卿通率兵救楚,三国退兵而去。怀王二十七年,太子横在秦国的一次决斗中杀死一大夫而逃归楚国。第二年秦国以此为借口,联合齐、韩、魏一起伐楚。楚将军唐昧率兵抗击。两军在垂沙(今河南唐河西南)相持6个月,楚军最后大败,唐昧战死,楚军损失很大,并丢失了重丘(今湖北竹山县)。怀王二十九年,秦军又攻打楚国,杀楚将军景缺,士卒死有两万。楚怀王惊恐,又想到联齐,派太子横到齐国做人质。第二年秦国攻下楚国8个城邑。胁迫怀王到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会面,以缔结盟约。在楚王犹豫不决之际,屈原劝楚王莫去,他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史记·屈原列传》)大臣昭睢也劝楚王勿往。而楚怀王少子子兰害怕触怒秦国,力劝楚王前去。楚怀王最后决定赴会,可一入武关则被伏兵劫走咸阳。秦昭王像对藩属一样待他,并迫使怀王割巫、黔中等地予秦。怀王坚决不肯,于是被当作人质扣留起来。中间虽曾逃至赵国一次,但因赵不肯接纳而失败。3年后终因忧愤成疾,死于咸阳。
在楚怀王被扣留在秦国时,楚国宗室与大臣们便从齐国迎回太子横继承王位,是为楚顷襄王。顷襄王元年(前298年),屈原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了。
3年后,楚怀王死于秦国,楚国上下都十分悲痛,当怀王灵柩运回楚国时,楚人痛哭流涕,同时也感到是莫大的耻辱。屈原当然是极为悲愤的。他“眷顾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反,冀希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最大的悲愤是怀王始终执迷不悟,不能迷途知返,一改“国俗”,终落得身死异国的可悲下场。为了悼念怀王,屈原写了《招魂》一诗,假设巫阳受天帝之命,招楚王魂。
秦连年侵犯楚国以及致死怀王之举,激起楚国人民的共同愤慨,人民都想奋起反抗秦国。顷襄王初立,倒也想与父王报仇,然而楚国的一切权力都操纵在腐朽贵族的手里,他们只顾个人眼前利益,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安危。在这群小包围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顷襄王的复仇的念头也逐渐冷淡了下来。顷襄王六年(前293年),秦将白起打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秦昭王趁机写信威胁楚顷襄王,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将率诸侯伐楚,痛快地进行一次决战。顷襄王很是恐惧,不敢迎战,而是设法与秦谋和,第二年迎娶秦女为妇,秦、楚又和好了。
据史载:楚顷襄王是个荒淫、骄横的君主。他不爱恤百姓,横征暴敛,以榨取百姓血汗过着淫逸侈靡的生活。他好宫室台榭,建筑了许多离宫别馆;他喜欢游玩,与大臣们驰骋于云梦之中,游乐于兰台之宫;他好色,宫墙内皆衣锦绣;他爱马,马皆吃人食。由于他的挥霍无度,国库枯竭,城郭空虚,百姓饥饿,民人无褐。在他周围又聚集一些奸邪的贵族封君,如州侯、夏侯、上官大夫、令尹子兰等人,他们用阿谀逢迎的手段,获得楚王的信任,又用阴谋诡计去排挤、陷害正直贤良的大臣。此时的楚国是“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为功,谀谄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战国策·秦策》)。
屈原一贯主张抗击强秦,所以他是不会得到顷襄王的欢心的。再加上令尹子兰指使上官大夫在楚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就将屈原流放到江南。有人说,屈原没有被流放,他是“愿曾思而远身”,自动弃官出走的。屈原的许多诗篇是在顷襄王时期写的,包括《离骚》。(见程嘉哲《屈原生年之“谜”》)这种看法有些道理。《离骚》中有这样的诗句: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灵氛已把协吉的占辞向我告诉,)
历吉日乎吾将行。
(选定了好的期日我要走向远方。)
折琼枝以为馐兮,
(折来琼树的嫩枝呵做我的路菜,)
精琼以为粮。
(磨来美玉的细屑呵做我的干粮。)
为余驾飞龙兮,
(为我驾上神速的八尺高的龙马,)
杂瑶象以为车。
(把琼瑶和象齿装饰着我的乘舆。)
何离心之可同兮,
(离心离德的人们哪有方法同流?)
吾将远逝以自疏。
(我要漂泊到远方去离群而索居。)
——译文采自郭沫若《离骚今译》(下同)
这样,屈原远离朝廷及那些卑鄙污浊的小人,长期生活于穷乡僻壤、深山大泽之中,并曾和劳动人民多有接触。他这时的生活是艰苦的,他时而跋涉于深山密林中,倾听猿猴声声的哀鸣;他时而徘徊在大江水泽畔,吟诵着自己悲愤的诗篇。在这样的环境里,屈原依然保持“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操,写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其中有:《离骚》、《九章》、《九歌》、《天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