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云里雾里地过了五年，甲午战争的炮声已经消失。《马关条约》也在“精通”夷务的“外交家”李鸿章手下签署了，无非断送些国土主权，再带上二万万银两，送给那贪鄙的东洋人，以取得友邦睦邻。那群来沪斗酒千金的富商豪绅又各就各位，回到当初的地方去了。昔日靠这些人挥霍而呈现出的繁荣景象顿时薪去羹冷，盛极一时的妓业也陡然逆转，曹记“书寓”也是“门前冷落鞍马稀”了。作为上海滩上的顾主，一则对这状元夫人的好奇心已得到了满足，二则梦兰与“叉杆儿”孙三爷过分亲密的关系，使他们即使在兴奋的时候，也总觉得像咽了苍蝇一般不是滋味。这自然会大减他们光顾“书寓”的热情。这些“随喜功德”越来越少，而梦兰与孙三爷的挥霍却不减分毫，坐吃山空，形见拮据。一种被冷落的寂寞和经济的压迫感，使曹梦兰将一腔怨气都向那孙三爷发来。起初的孙三还陪着笑，渐渐地也不让不饶，于是争吵打骂时有发生。曹梦兰暗地里筹划着脱离孙三，以便重振旗鼓(《赛金花故事编年》，下称“编年”)。正在这时，苏州状元、洪钧亲家陆涧痒，为了维护苏州人和已故洪老爷的面子，说上海滩离苏州太近，改名换姓，又没换个脑袋，(《忆赛金花》)，遂串通上海知府，强迫那曹梦兰离开上海，并下令：江、浙、皖三省都不得居住！她再次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孙三爷总算不忘旧情，极力鼓动梦兰迁往天津码头，以便自己控制。
南妓北移开风气京津流誉赛二爷
公元1898年，曹梦兰不得已带上潘氏母亲，随孙三来到了天津，在江贫胡同旧“金花班”重开旧业，自己易名“赛金花”。从此“赛金花”的名字逐渐响彻寰宇了。这时中日和约已签订三年，社会又恢复平静，京津一带又出现了所谓升平气象。人们对中国战败的国耻虽记忆犹新，但清政府自皇族以下大小官吏，又恢复了过去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以乐韬忧。再加上新任直隶总督荣禄又是个极爱闹阔绰的“八旗子弟”的领袖，在他统治下的天津等地，虽然官场贪污受贿、庸愚腐朽，而娼馆戏院却格外红火。赛金花的班子也欣逢“盛世”，生意兴隆。来到天津后。赛金花也一扫离开上海时的落寞气象，重振精神，再焕容光。她广交名流，出入京津，什么户部尚书杨立山(豫甫)、直隶总督荣禄、浙江江西抚台德馨、小站练兵起家的新建陆军统帅袁世凯，概与之有一日之雅会。还因杨立山的介绍，北京名儒兼巨商卢玉舫与赛金花拜为把兄弟，赛排行第二，人称“赛二爷”。这拜把之事，本系当时色情行业的风尚，有地位的名妓，多与江湖名流结拜为兄弟，不过借以重其身价、便其营业。这赛金花借着“赛二爷”之称，果然女扮男装，进出豪门贵第，与那班风流士大夫称兄道弟。有知其底细者，作打油诗一首以戏之：“嗡嗡苍蝇戏彩蝶，状元有灵九泉泣。自古红颜多薄命，女扮男装赛二爷。”(《陈传》)
在这段时期里，据说赛金花还利用与荣禄、袁世凯的特殊关系，在戊戌政变这个政治事件中扮演了角色。
甲午战争，堂堂大中华居然败伏在弹丸岛国日本的脚下，以割地赔款告终，这使百年沉睡的巨人惊醒了！人们意识到，日本之所以能以小胜大，由弱到强，是由于采用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式的缘故。于是，一部分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开明士绅要求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便鼓吹维新，要求变法。公元1897年冬，德国又强占胶州湾，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步伐加快。于是光绪皇帝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从公元1898年6月至9月百日之间，颁布了一系列维新法令，推行新政，史称“百日维新”。可是，这场志在改革图强的政治改良运动却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专制权益，遭到疯狂的反扑。“后党”不仅拚命控制军政实权，阻扰新政的推行，还阴谋在当年九月，趁光绪皇帝去天津检阅陆军操练的机会，将光绪杀死。这时，直隶总督荣禄正统领当时比较有战斗力的三支军队，即董福祥的“甘军”、聂十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慈禧太后便把这兵变的任务交给荣禄。一天李莲英奉慈禧懿旨来天津与荣禄密谋，刚好被荣禄留居府中的赛金花听见了。由于维新人物中的谭嗣同系洪钧好友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赛金花从前曾与谭大公子相识，出于一种善良的情感，赛金花决计帮他一把。当时在荣氏所辖三军中，以新建陆军尤堪举足轻重，而袁世凯又是个人中奸雄，在维新派与“后党”之间态度暖昧，依违两可。在维新之初，他曾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赢得“进步开明”的声誉和维新派的好感；但是他又在“后党”面前大表忠心，大耍两面派手腕。荣禄为了固结袁世凯，除封官许愿外，还跪求赛金花，要她下嫁袁世凯，以行那王允献貂蝉于董卓的美人之计。赛金花怀着倒戈的意图答应了他。当谭嗣同奉光绪之命来袁营说项，要他人京勤王时，赛金花暗中差人将荣禄等阴谋兵变之事告诉了谭大公子，使年轻的皇帝免于一死(《忆赛金花》)。不过，戊戌政变还是以另一种形式发生了，光绪皇帝喋血瀛台，谭嗣同也成了菜市口的“六君子”之一，她的反戈到底十分有限。不过，如果此说不虚，赛金花表现出来的那一点正义感和同情心，还是可以嘉许的。
公元1899年，杨立山的老太太做寿，“赛二爷”从天津赶来北京敬献“蟠桃”。在那里又与在京诸友相聚，诸人情意缠绵，依依难舍，都挽留她迁进京城，好行方便。赛金花觉得“对他们这番美意，很难违拂”，况且北京乃帝都所在，公卿所聚，有这班大人捧场，一来肯定走红。于是她便勉为其难地留下来陪侍诸友，另遣人去天津将班子迁来。卜居李铁拐斜街“鸿升店”。
赛金花迁来北京，不仅遂了在京诸相识的心愿，而且一改北京妓业旧貌，也给北京其他章台折柳诸人带来了倾心的艳福。原来在大清初入关时，为力矫晚明颓俗，顺治皇帝下令废除京师官妓，康熙时又陆续废除各省官妓，一时颇称清静。不过政府虽然也对民间宣布“禁良为娼”，限制私妓的发展，但却是有禁不止。不仅外埠的南京、苏州、扬州、广州、上海等通都大邑青楼林立，即便是这“日下”京都，其外城内之东西、外城外之南部，在清初已是“都为香巢”。不过在清律上仍禁止命官士夫宿妓。凡文武官吏，公然宿妓者杖八十，监生生员狎妓赌博者，贬为庶民。因此文人雅士往往“既慕予兮然疑作”，望而生畏。因此北京的妓女之业与外埠相比稍显萧条。加之北京妓女多出自燕地，有人比较各地的女子时说：“燕赵佳人，以壮迈胜；吴姬越女，以婀娜胜；粤东珠娘，以刚健胜。”(《中国娼妓史》)这壮迈的燕地佳人，除了装烟递茶、卖笑卖身等“尚实行”的技巧外，却缺乏点艺术气质，远不如南方妓女能歌善舞，以至当时“评春”品藻的士大夫对这“都中妓鲜解音律”的不足，深以为憾(《燕台评春录》)。赛金花之来北京，大胆引进南妓乐班，算是开风气之先。这些南国佳丽，轻盈婀娜，朱唇小启，南曲斯兴；有的还慰心慧口，粗通文墨，更能适应文人雅士在那实质内容外的精神慰藉和灵魂寄托等多种要求。面对这新奇而又全能的南妓，北京的王公大人们哪能不为之粲然、为之颠倒呢？从此后，北京花界逐渐形成了一种色艺皆营的名副其实的“清吟小班”。能使京师的妓业从纯粹的卖淫提高到兼卖艺术，这也算是她赛二爷的一项“功德”吧。
赛金花的“金花班”以崭新的面目令京中骚客耳目一新，而她本人的神采风韵，更具有吸引力。《清裨类钞》说她当时“性俊爽，客至，掀帘出，神光四射。其装束日必数易，有见之者，谓此一赛金花，彼亦一赛金·花也。”花样翻新，真是深得“苟日新，又日新”的圣训之三味，不读诗书，尽得风流！当时曾有幸一睹芳容的巡城尉史陈恒庆也说：“视见时目不敢逼视，以其光艳照人，恐乱吾怀也！”(《谏书稀庵笔书》)不过，又有几个王孙贵胄能像陈学究“非礼勿视”，坐怀而不乱呢？因而赛金花在京里这么一住，时间不久，被她乱了心怀的人实在不少。“每天店门前的车轿，总是拥挤不堪，把走的路都快塞满了”。还有那因碍于高官显爵的尊严而不便寻花问柳者之流，便打发方便人去把赛金花“邀到他们府里去”，诸如庄王府这样的似海侯门，她也经常乘便去走走。这样一来，我们的主人翁就“越发忙了，夜间在家里陪客见客，一直闹到半夜，白天还要到各府里去应酬”。真是太难为她了。
赛金花虽然一开京中“南妓”的风气之先，但却“但开风气难为师”，到底初来乍到，阵营尚弱，在居住地上就受了许多限制。《京华春梦录》上说：“斯时南妓根蒂未固，僻处李铁拐斜街胭脂胡同等处，曲径小巷，地势鲜宜。寒葭潭、百顺胡同以东，似均北妓根据之地。鸿沟俨然，凛不可犯。”赛金花居住的李铁拐斜街，不仅“曲径小巷”，而且“太脏太乱”，她试图改变这一现状，“想在内城找一所清洁宽敞的房子”，结果虽然在刑部后边高碑胡同找到了一所，但刚搬过去就逢着官家禁止在内城设曲班妓馆而被撵走了。
赛金花只得又回到天津孙三爷的“码头”去。
商女也知亡国恨舍身济世救群黎
法国大作家莫泊桑在小说《羊脂球》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普法战争中，一群同车逃难的人途中被普鲁士士兵拦劫拘留，人群中有公爵、夫人、修女以及其他正派的大人先生，他们对敌人的刁难都束手无策，甘作囚徒。于是他们怂恿，甚至哀求同车的一位妓女羊脂球，以出卖自己的肉体来换取同胞们的自由。她十分不情愿地去了，公爵保住了身份，夫人保住了体面，修女保住了圣洁，群人获得了自由，而她——羊脂球却蒙受了卖身之辱。因她而得自由的同胞们因她卖身于敌人而觉耻辱，于是群起而轻蔑她、遗弃她。如果说《羊脂球》还是小说家创作的“子虚赋”的话，那么在中国近代史上则实实在在地出现了一个羊脂球似的人物，她就是本文传主赛金花。
中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也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乱。那时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在沿海占军港、设租界、修铁路、开矿藏，划分势力范围，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而洋货的倾销与铁路的修通，又大大侵害了沿海京津一带世代以手工业为生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此外，帝国主义者在经济掠夺的同时，还伴之以文化侵略，大批外国传教士来华，四处修教堂、招教民，用西方的基督教来取代中国的儒学，用耶稣来代替孔子；而且，这些传教士以及部分“汉儿学得胡儿语，又向城中骂汉儿”的教民，在宗教的幌子下，也进行经济剥削，还横行霸道，包揽词讼，无恶不作。中国人民面临亡国、亡教、灭族、灭种的危险！可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政府，却不思奋起，一味妥协退让，卖国求荣！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特别是沿海京津的手工业工人、农民，于是替天行道，举起了“扶清灭洋”的义旗，这就是公元1900年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由于义和团运动缺乏正确的引导，采取了无原则反科学的斗争方式，给帝国主义留下了向中国内地甚至首都北京派遣军队的借口。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继而又攻进了中国首都北京，几天前还振振有词地宣誓：“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慈禧太后顾不得万古贻羞，挟持光绪废帝逃往西安。尽管义和团团众不停地口念真诀，仙佛关圣也不附体，尽管巫师们搜罗来女人的缠脚布、亵物以及马桶，挂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可是帝国主义者的洋枪洋炮还是打响了，一队队挥舞着大刀长矛、袒胸露臂的义和团众倒下了，一车车王公大人裹袭金银细软、妻儿老小躲避国难去了，一队队官兵退避三舍……八国联军彻底地控制了北京城。为了显示“西方文明”的伟大征服力量，联军司令部“特让军队公开抢劫三日”。于是乎有些“专长”之英军，“最善寻宝”之印度兵，掠夺归公的有纪律的日本兵，“精明巧识”的美国兵，“颇称粗野”的俄国兵，“不曾落后”的法国兵，还有那因在中国死了个公使的德国兵，皆“不甘落后”，战果“辉煌”！不过，这只是“文明”行为的开端，至于那不公开的抢劫掳掠则“一以贯之”地在侵略者留京的全过程中进行。(瓦德西《拳乱笔记》)这样一来，什么“冬宫”、“夏宫”(故宫、颐和园)没有不遭洗劫的了。那年轻媳妇、居家姑娘以及皓首龙钟的老头，也无不受辱。北京街头，侵略者肆虐的浪笑，与那无辜男女惊恐悲痛的哭号，声声交织。此时此际，莘莘士夫，衮衮诸公，不是随君“远播”，就是袖手旁观。李鸿章除了在谈判桌上向洋鬼子叩头而外，别无他能。这时节有一个人，一个为人所不齿的娼妇女走向街头，向被辱的姐妹、受难的父兄伸出了同情之手。她，就是赛金花。
早先，赛金花在侵略者炮轰天津时，于6月份从天津逃到了通县，既而战火烧到通县，她又辗转逃到她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北京城。到底她的两条腿没跑过洋人的火车轮，等她8月份到达北京，北京已落到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中。原先她准备投靠的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大人已被杀了，旧日相好户部尚书杨立山亦已问斩。傍徨城隅无所之，只得屈居旧时仆人杜升家。杜升虽然与定王府结邻，但他却家徒西壁，食不果腹，好在邻家院里有棵大枣树，得以逾篱“攘鸡”，过那“落叶添新啖枣梨”的生活。后来大街上闹闹嚷嚷地抢起了粮店，好在杜升大着胆子也去抢了些米面回来，这才让赛金花一行人有了吃的。但是总不能没有营生，等过了几天外边风声稍松些，赛金花举班来到南城，凭她往日学得的几句洋腔，咿咿呀呀，过关斩将，“占了许多便宜”。遂在李铁拐斜街一家三等妓院(“下处”)暂住下来了。
那时，南城的洋兵很多，毫无纪律可言。他们日夜饮酒作乐，胡作非为，在那一带，无论是民女，还是青楼娼妓，都备受蹂躏。一天夜里，忽然一阵“格登！格登！”的皮鞋声在赛金花暂居的门前停下了。赛金花虽是见多识广，对这不速之客仍然难免有几分恐惧。但又不能不开门，因为那扇虽然上了杠的小门迟早会被撞开的。门一打开，好家伙，一道进来了几个小军官。一听口音，是德国人，于是，机警的赛金花口操德语，笑脸相迎。待军人入座，赛金花端上茶来，随即陪着他们闲聊，提出一大串当年随公使在来柏林时相识或听说过的人名来，还问到了当时的总参谋长瓦德西。军人们先听她操德语已是一惊，又见她举出一串名人，特别是还问及他们联军元帅瓦德西，更觉这个女人不寻常，于是将那先时的粗野与傲慢顿时改为恭敬之容。临行时还表示一定要将她的问候转告元帅，并说要请她去军官总部观光。第二天，元帅果然派来了车骑。把赛金花接到了大元帅府所在地——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