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历史上，以易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独特的认识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称为“天人关系”，亦叫做“天人之际”。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汉代哲学家、语言学家杨雄（公元前53～18）认为，能够通达天地人之道理的人，才可以称之为儒者；只通天地之道而不通人道者，只能算作是有一技之长的匠人。在“天人关系”上，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见解就是“天人合一”，即：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种强调天与人之间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天人合一”观念，可以说是数千年来中国农业文化的产物。老子哲学认为，宇宙间有“四大”即：“道”、“天”、“地”、“人”。并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同时主张师法自然，法地则天。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和法地则天的思想，对风水学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崇尚和谐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中称：“天地之道美于和”与“天地之美莫大于和”，这里所说的“和”，即“和谐”。它包括“天地之和”、“天人之和”、“人际之和”和“身心之和”等，崇尚和谐的思想观念，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和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所谓“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讲“天人之和”、“天人合一”，即天人构成一个和谐、有机统一的整体，人作为天（即自然）的一部分，理应与其和谐相处，风水学非常讲究“天人之和”、“人际之和”以及“身心之和”。
人类社会是自然环境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人是自然环境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它又同时是自然环境的对立物。人时时刻刻都不能脱离环境而生活；环境每日每时都在影响着、制约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参与形成不同人群的各种特点。同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又不断地作用于自然环境，使它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因此，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中国古代有着基本独立的文化系统和风水学理论。从萌芽时期开始就包含着对人地关系的独特认识。各种人地关系的认识又千丝万缕地深入与渗透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活动之中。
对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认识，历来一直有以下三种观点。
1.听命于天
听天由命，在中国古代是以庄子为代表因任自然的顺天说。
这种思想在西方的地理学史上，叫做“地理环境决定论”。它将人的地位和作用，作为自然环境的奴仆与附庸，强调环境是塑人（类）生活的控制力量。人（类）并不是一个自由的因素，而是跟在自然所确定的方向后边走。
这是自然顺从论，是一种消极思想的倒退论，认为今天人类活动给自然界造成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自然界自我调节功能所能同化的限度，生物圈中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参数开始变得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主张“退向自然”。然而人类的进化，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切顺从自然的消极观点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过，这种重视自然价值和生态学的思想已提醒和迫使人们重新广泛地检验人类的行为，是否符合自然的法则和人与自然共生的法则。
2.人定胜天
人定胜天，在中国古代是以荀子为代表改造自然的制天说，这种观点是一种片面的激进思想。自从西方“戡天”（战胜自然）的思想传入中国后，苟子的学说受到高度赞扬。但是，这种狂热的激进思想一味讲“戡天”便会弓I起陷于破坏自然。事实上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如果盲目破坏自然，会引起破坏人类生存条件的严重后果。
这种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者、统治者，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环境可以由人的意志来支配、摆弄和摆布。人的意志可以决定一切。这种思想片面夸大了人的作用及人的主观意志和力量，认为一切客观的自然环境条件都可以由人来创造、由人来塑造、由人来安排。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大跃进”时期，曾走过弯路；其表现是流行于当时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喝令三山五岳开道……要把山河大地重安排。”它蔑视自然本身生命的机理和客观世界内在的规律，酿下苦果，其危害程度是十分严重的，教训也是非常深刻的。
这是环境虚无论，也是一种人类中心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必将达到无所不及的程度。人最终一定能摆脱自然界的束缚，用技术圈、智慧圈代替生物圈，将建筑视作可以独立于环境之外为人控制的一个场所，人类会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各种环境下，使自己得以生存。
这种征服大自然，视环境虚无的思想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人也是一种动物，其生于大自然，成长于大自然，人类每一行为都会受自然无所不在的规律所左右，自然环境将永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3.人、地协调
入、地协调，在中国古代是以《易经》为代表的天人调谐说。
这是一种整体、有机循环的人地思想。远在周代，由于农业的飞速发展，已经注意到发展生产与保护、协调环境之间的关系。相传西周初年，周文王就提出如果不爱惜自然资源，终有一天将“力尽而敝之”。自然环境会恶化、资源会枯绝。于是他提出“能协天地之胜，是以长久”，发展生产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基于这种保护动植物资源是保护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基本认识，周文王在镐京召见太子发（后为周武王）谆谆告诫说：“呜呼！吾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卵不馔，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唯时，不杀童羊，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鹜；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这种谨慎保护生物再生产能力的思想，就是人地关系协调的思想。他的遗嘱中包含了保护自然生物繁衍的远见卓识。他反对掠夺式开发，反对开发性破坏，提出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按照自然规律来办事，他还提出要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分别种植树木、藤本、竹子、芦苇、水草等。他要求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以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达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作为“先王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齐民要术》一书也提出“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是一种全面的观点，人要利用自然就要顺应自然，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愿望，既不屈服于自然，也不破坏自然。以天人相互协调为理想应该肯定，这种学说确实有很高的价值。
风水学认为对人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居住的生活环境，家居环境的好坏，对人类的体质和智力发展均有重大影响。《阳宅十书》说：“卜其兆宅者，卜其地之美恶也，地之美者，则神灵安，子孙昌盛，若培植其根而枝叶茂……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类绝灭之忧。”气候的好坏，水土的美恶的确对人类各方面影响甚巨，如在缺乏某种人体所需元素的地方，就往往流行地方性疾病。据流行病资料表明，地方性甲状腺肿与病区缺碘有关，克山病与病区缺硒有关，氟斑牙病是由于饮用含氟量过高的水引起的；又如某些微生物、寄生虫在某些特殊的环境条件下易于繁殖和传播疾病，故在某些地区会流行某些疾病，如流行出血热则大多分布于湖泊、河湾、沼泽和易受淹涝的丰垦区，血吸虫病则流行于江南的湿热地区；而居住在陡崖和低洼之处，则会有滑坡岩崩和洪涝之害的威胁。反之，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则会促进人的发育以及改善生活生产条件，“子孙昌盛”自合情理之中。
风水学还认为，良好的家居环境不仅有利于人类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为人们的大脑智力发育提供了条件。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良好的环境可使脑效率提高15%～35%，譬如明代时的江南地区，继承和发展了宋代的经济繁荣，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观，丰厚湿润的水土气候条件等，孕育了众多的文人志士。明代的200多名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江南竟占50%以上，出现了“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繁荣景象。这除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外，不能不与江南清秀的自然环境有关，那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随着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人类在获得极大利益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使人类居住环境质量下降。对森林绿地开发过度导致了水土流失；对土地的不断蚕食滥用以及人口的失控，使不少发展中国家面临饥荒；大量的工厂夜以继日地向河流与空气中排放大量的化学性污染物，城市“公害”日益加剧等等，对人类素质的不良影响正在深化。所以我们不得不重视环境问题，不得不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借鉴和发展科学的环境工程学，同时也要纠正人与自然关系的非正确观念，重提风水学，注意环境生态问题就是原因之一。
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水学是有关人们对自然环境选择与规划布局的概念系统。它通过人们选择和建立和谐的环境来调节人类生态。中国传统的人地关系机理追求的目标是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平衡与和谐。选择、保护这种和谐、协调的关系，就会给人们带来吉利、昌盛和鸿运。反之，就会给人们带来灾难。人作用于自然环境，要因势利导，使后来的、人为加工于客观环境的地物与原先的环境达到新的平衡，这样才能产生吉利的后果。
当前西方世界广泛地兴起了对中国传统科学与文化研究的热潮。这一科学潮流反映了当代科学的突变性和长足进步，迫切需要在更高阶段上向整体、综合性回归。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究天人之际”思想体系的风水学，深入发掘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关系机理的科学思想，具有打开未来科学之门的重要价值。
所示的是人地关系三种理论图解。
自然与人等价值论，是一种伙伴论，认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要抛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主张承认人类以外的它物自然体的价值权力，和人类相比同等重要，各有尊严，即主体与客体有同等的价值和权力。该观点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太绝对化了，人毕竟还是主体，人类应努力寻求使自身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相一致的道路。
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自然的法则从来没有为了人的利益而顺从人的意志而失效或暂停，它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天性和非人的天性是从来没有被征服过，如生物的昼夜节律就是不能改变的。当然，人不仅是生物的人，而且还是文化的人，他并不像微生物、植物和一般动物那样仅靠改变自己的生理性状态消极地适应环境，还主要靠改善体外生态环境以保其生存，促其发展。问题在于人类改善环境的活动是否适度，正确的观点是既不能抛弃自然，又不能屈服于自然，在人与自然这个复杂的矛盾中，去把握一种动态的平衡，不去把世界分为人和自然两个部分，而是融为一体，人对自然的态度不是巧取豪夺，而是要参考社会生物学中的“适宜”策略，尽可能地利用自然规律和现象，使人类的生理和心理以及人类社会得以正常的发展。这样，我们就会“找出并开拓一条与大自然相一致的一种秩序。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开启这伟大的自然力，我们的文化才能具有方向，我们的形式建筑，形式组织与形式次序才可能具有意义。我们才会再度明白这与自然协调的生命的丰富和和谐。”取得与大自然不变法则较相一致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