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不单是一种理性精神，而且也有一种浪漫情致；就不单是一门科学，而且也是一门艺术。总之，是理性与浪漫的交织、科学与艺术的共生。
1.风水学是一门具有科学性的独特文化体系
风水学与民间的“风水术”虽然同是“风水”，但其有着很大的差异，必须明确划分，不能混为一谈。
风水学，实际上是融合了地球物理磁向、星体天文气象、山川水文地质、生态建筑景观和宇宙生命信息等多门学科于一体，并与哲学、美学、伦理学和宗教、民俗等众多的智慧，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很强的独特文化体系。其宗旨是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调谐自然，营造良好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获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在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风水学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通过理论思维，形成了实用性很强、并独具特色的风水学科。
风水学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生存环境进行选址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其范围涉及住宅、宫室、寺庙、村镇、城市规划建设等等。风水学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基址的选择，即选择能在人们生理上和心理上产生良好信息的地理环境条件；二是对居所住处的布置和处理，包括自然环境的利用和调谐，房屋的朝向、位置、高低、大小、出入通道、供水排水等方面的定位与调整；三是在上述基础上装饰增加某些符号信息，以满足人们避凶趋吉的心理需求。
风水学所倡导的寻求理想生存环境，是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人类如何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还得依靠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至于在一些风水学的名著中经常出现的“吉”与“凶”、“生”与“煞”、“神”与“鬼”以及“阳”与“阴”等，即是“福”与“祸”、“好”与“坏”、“善”与“恶”和“正”与“反”等的相对应形容词，甚至是为了特别提醒人们引起重视的用语，比如把东北方向的过渡段“土用”称为“鬼门”等，绝不是恐吓，更不是“迷信”和“神秘化”。
而民间的“风水术士”却是把风水理论加以神秘化，使其显得极为玄奥、深不可测，什么“主富贵”、“主升官”……则是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如果人们不去努力、不去争取、不去利用，甚至滥加破坏，那么再好的环境、再好的条件也都是无用的、不存在的。为此，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风水学的真谛，倡导、宣传和在实践中弘扬风水学，使其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
2.风水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儒、道、释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和对自然的认识，几千年来不断形成和发展所认同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非常高超和丰富。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周易》所指出的“天人感应”、“道出于天”等内容，就已认识到人类社会是广阔大自然中的一部分。孟子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汉代大儒董仲舒更进一步提出了“天人之际，合二为一”的主张。到了宋代儒学派的理学发展，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的主张，把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说得更清楚、更透彻。
风水学，实质上是基于农耕文明的文化，缘起于“大地为母”，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作为最基本的哲学内涵，提倡人的一切活动都要顺应自然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生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也是中华民族崇尚自然的最高境界。崇尚“和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风水学所探索和追求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的有机自然观深深地渗透在风水学之中。风水学以中国古典哲学阴阳思想为根本，来认识大地，选择地形。古代的民居、聚落都依赖于自然、顺应气候和地势等自然条件来进行布局。因，此，可以说风水学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观，是一种蕴藏着丰富哲理、可资借鉴的人类环境文化观。
风水学在我国的建筑选址、规划、设计和营造中几乎无所不在，成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灵魂，是中国古代建筑活动的指导原则和实用技术。风水学与营造学、造园学共同组成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三大支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风水学在建筑规划和营造中的科学应用
不只是我们人类，即使是动物，也懂得选择适当的环境居住，因为环境与其安危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的动物，总会选择最安全的地方作为其栖息之处，而且该地方一定能让它们吃得饱并能养育下一代。像我们常说的“狡兔三窟”、“牛羊择水草而栖”、“鸟择高而居”等就包含着这方面的意思。人类经历风雨，在生存斗争和生存适应中不断进化。从栖身树林到蜗居洞穴继而搭木成屋。住宅从一开始就不只具有居住及避险的功能，大多数住宅都集避难、集物、储藏、寄情、生产、流通、交换等功能于一体。在这过程中，人类也逐渐认识到，住宅如果完全没有封闭，就不能给人类以安全感并满足遮蔽隐私及上述诸功能的需要；然而住宅如果完全没有开放，就不适合常人居住而只能作为令人窒息的牢笼。在不断发展和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人类对待生态环境的认识，经历了“听天由命”到“人定胜天”，再到“天人合一”及人与“天”（大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样一段段曲曲折折的过程。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好的环境，避风向阳、流水潺潺、草木欣欣、莺歌燕舞、鸟语花香、绿树成荫，就能为人们提供空气清新、幽雅舒适的环境。从而净化人们的心灵，陶冶高尚的情操。追求理想的环境，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人类的生产、生活系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制并反作用于周围的环境系统。人与环境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正是风水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如何对外在的环境系统进行选择，则是风水学的理论核心内容。
风水学有着鲜明的生态实用性，庭院园林要与地形、风和水的运作相联系，风水学就是人类在居住选址、规划、建筑活动中，寻求阴阳平衡，与大自然和谐统一的一门富含科学性的独特文化体系。
（1）风水学与选址
风水学选址的原则包括：立足整体，适中合宜；观形察势，顺乘生气；因地制宜，调谐自然；依山傍水，负阴抱阳以及地质检验，水质分析等。这对于建筑、园林的选址，乃至村落和城市的选址及规划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村落选址。村落风水学的环境模式简单地说，就是后有靠山、前有流水、形局完整的地理单元。如果用风水学来表达，那就是清代姚延銮在《阳宅集成》中所称的：“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山有来龙昂首发，水须围抱作环形，明堂宽大斯为福，水口收藏积万金，关煞二方无障碍，光明正在旺门庭。”这在中国宗族文化最为珍贵的家谱史料中都保存了大量关于村落选址的内容便是例证。
②城市选址。中国古代城址的选择十分慎重，它关系到未来事业是否兴旺发达，关系到族人与国家未来的前途与命运。古都选址也充满了礼仪规范和天人相应的文化意识。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受风水学的影响，表现在：
1）注重“脉络”的都邑形势。大小不同的城市，在空间尺度上对脉络形势也各有差异。
2）注重水在中国聚落选址中所占的重要作用。水能聚气，特别是呈环抱状的水最能聚气。
3）要求城市所处交往运输方便。
4）必须具备安全防御的功能。风水学的典型模式要求后有镇山，左右有沙山护卫，前有碧水环抱，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防御的功能。这种风水学的模式也还隐含着风水穴的生生不息，实际上就是追求一个富有勃勃生机的生息之地。
《易经》所称的“设险以守其国”是中国古代建置城市的主要目的，要达到这一点，将城市布置在依山靠水的地理环境中，显然十分必要，因为这样可以“就地之势”，使自然山水无形中构成了一道城外之“城”，从而收到“守者不出，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的效果。我国大多数的城市位置可以说是在风水学理论指导下选定的。
（2）风水学与城市规划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的文化观念里，自然与人是相互感应并相通的，天、地、人这三大系统叫做“三才”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机体。都城和国家都是这个机体的反映，所以强调城市规划布局与天文、气象的相互联系，组成一个有机的建筑景观生态系统，这也就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原则。
风水学对于选址的功能在于确定城市的外部环境，并对城市内部的空间进行组织，使其与周围环境和天文、气象和谐统一。风水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城市的重点布局与城市中轴线的确定上。享有盛誉的北京城是以它那规划严整的街市和辉煌壮丽的宫阙闻名于世。现代科学的进步，专家从航拍的图像中发现北京城有水、陆两条龙。一条是沿北京中轴线竖向起伏律动的陆龙，龙头在天安门，左脚为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右脚为社稷坛（今中山公园），龙身即为紫禁城、景山至鼓楼、钟楼。另一条是位于陆龙之西侧水平逶蜿多姿的水龙，龙头在南海，龙身为中海、北海至前海、后海、西海。水陆两条龙，一为屈曲流动，一为体正端重。两龙相伴，一曲一直，动静对比；阴阳相伴，有机结合；交相辉映，谐和有情。使得北京的城市空间格局呈现了既严谨有序又富于变化的无限魅力，充分展现了风水学的伟大成就。
古代北京城是风水学运用的杰出代表。整座北京城，是中国古代建筑、精神意识和艺术巧妙结合的一个风水学的实体展现，它是我们祖先千百年来经过长期生活、奋斗而积累形成的知识、信仰、道德、习俗、法律、观念等等的综合体现。特别是明、清两朝代，更是按照风水学的理论原则，对北京城进行了整体风水调整，使其更加雄伟壮丽。
①以宇宙为象征确定城市中心。“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也深受影响。地上的城市往往是天上的写照，从而使城市成为宇宙的象征。天上的紫微宫是北极星周围的一个星座，是人们心目中的宇宙中心。因此，在都城中心建有象征天象的紫宸殿或紫禁城。
北京的紫禁城是典型的宇宙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它位于东、西和南、北轴线的交叉中心。宫城用“紫微”颜色装饰，象征着宇宙中心——北极星的光辉。整座城市的中心是皇城，皇城的中心是宫城，宫城的中心是太和殿，太和殿的中心又是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其上的须弥台座九层台阶，象征着九重天，这一人间、天上的中心，也称“太极”，这里是阴阳调谐、藏风得水，生化万物的地方。
为了把皇宫渲染上神圣的光辉，古代的匠师们借助风水学理论作为基础，在北京城的规划中努力把北京的紫禁城组织为都城的中心，以象征为宇宙的中心。
②以主体建筑群构成城市中轴线。中国古代的京城建筑，往往以“先天八卦”之乾、坤、离、坎所象征的天、地、日、月，作为南北中轴线和东西中轴线两端（南、北、东、西）四正方位的象征。明、清两代的北京城之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就是按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方位来布局的。在南北中轴线上，皇城的南门为天安门、北门为地安门也是按“先天八卦”的乾南坤北的方位来规划的。
以全城的主要建筑群构成中轴线，背靠祖山、主山，面对朝砂、案砂等山峰构成一组对景，以壮城之形势。北京紫禁城布置在全城的中心位置，背后的万岁山（景山）五峰丛峙（风水学中的主山），中峰处在全城的中轴线上，又当南北两城墙之中，形成了全城的制高点，它使得全城堂堂正正，庄严而又匀称大方。建帝王居所的主体大殿在它巍峨实体的依托之中。以城市的中轴线控制了城市的规模和布局。
③以水环抱金城。风水学的典型模式是要求北有靠山，南有弯环朝抱之水，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财源的象征，所以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尤为重视水的作用。或临水建城，或引水人城。总之，有城就必有水。位于北京紫禁城太和门前的内金水河和天安门前的外金水河都是向南凸成“金城环抱”状，以体现风水学中所谓“环抱有情”的意象。这不仅满足了人们对财源滚滚的向往心理，还在客观上改善了城市空间布局。
（3）风水学与庭院布局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以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著称于世。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具有独立起源的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散失和中断的古文明，时至今日依然充满着勃勃生机。究其原因：
一是文字结构独特的中国汉字。汉字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独立方块字，它比之拼音文字除了内涵信息量和新词汇容纳量大之外，持久和相对不变性也是汉字的一大特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汉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汉字就是一段精彩的故事，而汉字的不同组合又可形成内涵丰富、各具特色的词汇。尤其是组成的中华成语，作为历史的缩影、智慧的结晶、语言的精华、文明的积淀，更是言简意赅、精妙绝伦，处处闪烁着睿智的光芒，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每一诗句和一首诗词，则以其深邃的意境，耐人寻味。
二是传承家族文化的中华民族祭祖传统。“国之大事，祀居其一”。这种经久不衰的祭祀活动，在民间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涌现了以家庭为核心的聚族而居，形成与自然和谐共处、邻里关系极为密切的聚落。增强了家庭亲和力、宗族之间的向心力，从而增进了全民族的凝聚力。
中华文化独特的中国汉字和以其人性自然而稳定的亲情，作为内圣外王的整体思想根基，使血亲的讲究上接文化的渊源，使家庭观念因此被扩充，被导向文化的意义，血脉的永恒与文化意义的永恒贯通一致。这一切，在传统建筑文化的风水学中得到充分地反映，就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对外封闭的中国庭院布局。·正如乐嘉藻先生于1933年所撰写的《中国建筑史》所指出的：“中国建筑，与欧洲建筑不同，其分类之法亦异。欧洲宅舍，无论间数多少，皆集合而成一体。中国者，由三间、五间之平屋，合为三合、四合之院落，再由两院、三院……合而为一大宅。此布置之不同也”。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独特的庭院组合，虽然貌不惊人，但其庭院里面，却蕴藏着“天人合一”的基本内涵和极富变化的独特美学魅力。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指出：“我们的空间处理与欧洲系统不同，主要也在这种庭院的应用。”对庭院内各建筑要素进行合理组合，并赋予庭院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无限魅力，其根本所在是借助于风水学的理论指导。这种庭院组合成为中国建筑文化的基本特征。小到寻常百姓家，大到寺庙、书院、村落、城市以及其选址的四周山峦形态，大都以这种庭院布局为基本的共同基础，其区别仅在于规模、用料和精美程度不同而已。
庭院组合的一般布局特点：
①建筑物中围一院，以三合或四合排列。
②以墙、廊联系或围绕建筑，成为合院，对外封闭。
③在庭院的群落中，纵向有明显的轴线，横向则左右大体对称。厅堂居于核心地位，主要建筑物布量在中心主轴线上，附属房屋则位居次轴上，并以“前公后私”、“前下后上”为原则，把对外的房间与下房放在前面。呈现了“主次分明，秩序井然”的位序。
④以庭院解决建筑的通风、采光、排水和交通等需要。
⑤以檐廊和廊子组成网状交通系统，形成屋内交通系统。而不下雨时，即可走庭院。使人不论在廊下或露天都能与自然取得和谐共融。
⑥以重重院落相套，向纵深与横向发展。纵深形成一进一院交互的关系，横向即形成一顺一跨院的关系，以满足不同规模的需求。
（4）风水学与中国古代建筑
阴阳五行说，是我国先民在接触各种事物与现象的实践中，通过观察与思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影响很大的哲学思想观念。它是一种自发朴素的唯物论，并具有辩证的思想因素。“一阴一阳谓之道”是阴阳学说的精髓。阴阳五行，是我国人民所独创的一种学说，广泛地渗透于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各个领域。风水学在各个方面都遵循这一原则，阴阳与五行是风水学的两个基本概念。
①阴阳说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我国古代的皇宫宫殿的设置和命名，阶、台、亭、门、楼、堂的布局，甚至连宫门铜钉的数目都与“周易”象数有关。
皇宫的中心，布政决策的殿堂往往称为“太极殿”，则取之《周易·系辞》中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指“阴、阳”和“天、地”。天地相交，阴阳相配，于是生化万物。用它做主殿的名称，意味着天子权力之无限。
北京紫禁城以“和”命名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取之于《周易·乾·象》所说的“保和大和，乃贞利”也即阴、阳和合滋生万物是为“和”。和谐则万事吉祥。乾清宫、坤宁宫和交泰殿的命名也取自《周易》。“乾、天也”，“坤，地也”。乾清与坤宁是天地清宁、江山永固、国泰民安的意思。《周易·泰·象》说：“天地交泰”意为阴阳交合，万物滋荣、子孙昌盛的意思。
根据卦理运行以“阳气主导”为命脉的原理，“阳数设计”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基本设计手法，从造型到构造做法、从整体到细部以及梁架排列、斗拱出挑、门窗设置等，都必须先考虑按阳数形成等差的做法。
中国古代建筑通过“阳数设计”的阳刚手法形成中国古代建筑阴柔和顺的美学风格。也就是“阳”的手法，“阴”的风格。
营造用尺制度直接与数理有关，数字排列组织规律反映出审美规律，这种和谐的营造尺寸选择，并赋予深刻的哲学寓意，不仅影响了营造意识，而且又升华为建筑艺术的感染力，成为中国建筑独具魅力的表现特征之一。
“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这是《黄帝宅经》用于说明建筑为介于天地之间阴阳之气聚集交汇之场所的一句名言，它站在整体辩证思维的高度，以宏观的视野道出了建筑的哲理内涵。在建筑中出现的数据，都是反映“阴”与“阳”的见证。
明代北京都城，成凸字形，外城为阴，设城门七，少阳之数；内城为阴，设城门九，老阴之数。内主外从，故内用九外用七。依八卦理，变卦中老阳老阴可变异，少阳少阴不变。内用九为“阴中之阳”，合乎卦理。内城南墙，乾阳属性，城门取象于人，故三才具备。整个城市宛如一个小宇宙的缩影。全城中轴线从永定门一太和殿一鼓楼一钟楼依次为九里、五里、一里，全长共十五里，正合洛书中线“戴九履一”方位常数十五的理念，这条轴线寓意深远，控制了北京市的规模和容量。城市数形匹配，犹如八卦矩阵布列，和谐有序，气势非凡，宏阔博大。是世界城建史上罕见的奇迹。
以“间”为基本空间单元的中国建筑，都为三、五、七、九阳（奇）数的开间。“阳数设计方法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礼记》等已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天子之堂九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等等。皇帝乃”九五之尊“卦象喻为飞龙在天。其大朝的太和殿阔九间（不包两侧的廊道）、深五间为最高规格。而王府的大门开间虽也都是单数，但只能是七间启三、五间启三及三间启一。九龙壁、九龙椅，81个门钉（纵9、横9）的大门，大屋顶檐角的9个兽饰，太和殿重檐四坡顶上的九条脊，紫禁城角楼的9梁18柱结构，紫禁城内总共房间数为9999.5间等等，都隐喻着”九五之尊的含义。这些都是皇帝和皇宫的专用数据。
运用富于哲理的数字进行奇巧构思，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十分普遍，天坛用数字进行的寓意设计，也是一个典型代表。
天坛主体建筑的祈年殿，为向天祈祷风调雨顺，以求丰年的圣地。三重圆顶攒尖、殿宇坐落在三重圆形汉白玉台基之上，三三见九，高九丈九，此乃重九之复，阳极之数，均喻九重天，无尽之间。数形相配，意境油然而生，足见设计之巧思功力。祈年殿内空间的内环4根柱表示四季，外环12根金柱表示一年十二个月，12根檐柱表示一天十二个时辰，此双十二之和表示一年二十四个节令，全部柱数28根表示二十八宿。构架上36根枋桷短柱表示三十六天罡？2根连檐柱表示七十二地煞。斗换星移的时光流转都作了详尽的表达，使得祈年殿宛如一座“时间的建筑”。
天坛的另一重要建筑——圜丘，是为皇帝祭天之处，露天而设，坛而不屋，其建筑艺术表现力并不求其形，而在于面对空旷的自然环境，利用烘托渲染环境的手法及阳数的设计手法形成一个“阳性场”来充分加以展现。整个环圜丘台均采用奇数或曰阳数、天数来进行精心设计。三层圆台利用重复天的母题造型，而各层台面铺石和栏板的数量则均以阳九为基数，头层台中心为太极石或曰天心石，外九重扇面石，每重石板数按九的倍数增长，则一九、二九、三九……至九九之数，其余两层均如法推算。栏板的数量，上层为八“九”之数，72块；中层十二“九”，108块；下层二十“九”，180块。总数为360块，正是周天象数。坛的直径尺寸各层分别为九丈、十五丈、二十一丈，含“三三”、“三五”、“三七”奇数等差规律，计四十五丈，含“九五”之特义，喻飞龙在天，乃示八卦中乾卦的帝王之尊的爻题。在浓烈的天数氛围中可以想像到天人感应所赋予皇帝一个“天”的场所精神。可以说圜丘是一座“空间的建筑”。
②五行说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风水学五行说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北京紫禁城便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在色彩上，宫墙、殿柱用红色，红属火，属光明正大；屋顶用黄色，黄属土、属中央，土在《易经》八卦方位中因其性质浑厚适中，利万物生长，故利于四方。在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叫中央，表征利于四方，中央为黄色，黄色便成为皇帝专用色。皇宫东部的屋顶用绿色，东方为绿属木、属春，表征向上生发，是权力未来的继承人，故皇子居东，即“东宫太子”。西宫为太后的专属方位，西方为白、属金，金的禀性是凄凉，表征清净与苍凉稀疏，即“西宫太后”。皇城北部的北一门，墙色用黑，北方属水，为黑。天安门至墙门不栽树，意为南方属火，不宜加木，火克木在此不利于木结构防火。
中国建筑走上木构架建筑体系为主的发展道路，与阴阳五行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木，是自然生命力旺盛的表现，它承天之雨露，向阳而长，乘地之养育，人阴而生，即为阴阳枢纽。采用木材这种阴阳合德之实，是最为合理的选择，是理性主义哲学思考的又一必然结果，木材是一种可以再生的材料，因此也是顺应自然的要求。
按照易理八卦的含义，更可理解土木结合的内涵，土在易经八卦方位中因其性质浑厚适中，利万物生长，故利于四方，被置于中央。土对脾胃，中医上称为中焦。木的性质喜欢温暖，向阳，而东方为阳初生之地，所以木的方位属东方。按照易理思维，中国人选择了土木作为数千年不变的建筑材料，认为土木是有机体构成的，符合“天人合一”的理念，能营造有利于人生存的“养生环境”，这也是“大地有机”说的必然反映。
中国木构架结构，也是按照易学辩证关系形成的动变结构。动是永恒的，静是相对的，立柱与基础、立柱和横梁的交接都是采用利于抗震的柔性榫接，充分地体现了老子“以柔克刚”的内涵。
③形势说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风水学立足于整体，尤其强调每一座建筑与周围环境是“点”与“面”的关系，点面和谐，才能使人“得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光华。”大环境以“百尺为形、千尺为势。形住于内，势住于外；形得就势，势得就形，形不欲行，势不欲止。”
风水学的观形察势（也即形势说），就是风水学中的“形”与“势”要领的实际应用。就本质来说，就是运用建筑形体及其环境景观构成要素，如地形、地貌，山川植被以及光、色等等，进行空间组合，使其体量、尺度、造型形式以及质地肌理等方面大小、高低，远近离合、主从虚实、阴阳动静等变化，都能适合人的生理和心理要求，在感受效果上，特别是视觉感受效果上，引起审美的愉悦，并臻于艺术上的完善。而建筑外部空间设计理论，也不外是有关这些空间组合处理技巧规律的概括和抽象。风水学的形势理论即是这种理论思维的内涵和特征。
风水学的形势说中的形，是指近视的，小的、个体性的、局部性的、细节性的空间构成及其视觉感受效果。势，是指远观的，大的、群体性的、总体性的、轮廓性的空间构成及其视觉感受效果。
传世较早的风水要著《管氏地理指蒙》等指出：“远为势、近为形；势言其大者，形言其小者。”“势居乎粗，形在乎细。”“势可远观，形可近察。”“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形即在势之内”。“势即在形之中”。等等，言简意赅，概括性极强，内涵丰富深刻。
风水学形势说的核心，除了定性地概括“形”和“势”这两个基本概念外，还定量地给出了“千尺为势，百尺为形”的规定，作为外部空间构成的尺度权衡基准。这是在把握了有关人的行为及知觉心理规律的基础上，极其准确凝练地给出的“外部空间模数”。与现代有关理论及相应分析成果十分契合。再次证明风水学的研究具有极其深邃的内在科学依据。
在远景逾出千尺限外时，风水学的形势说还别具匠心地提出：“驻远势以环形”、“形乘势来”、“形以势得”的艺术处理。即在远景上，使一些个体性的百尺之形，或者因借山地形，或者倚靠大体量、大尺度的群体性空间组合作为底景，得到衬垫烘托，从而获得远视上宜人得体的空间艺术效果，不至于疏远空旷。这匠心独运，更显风水学之高明精深。
风水学的形势说除了对远观、近观外，还对介乎两者之间的中景景观的时空动静感和相应艺术处理原则进行把握和阐发。当代建筑空间理论也充分证明其本质是十分精湛科学的。
风水学的形势说在综合近景、中景和远景上的空间构成方面，提出了重要的处理原则：对千尺之势的大型空间组群，一方面，要从全局或整体上控制其具有特定性格或气魄；另一方面，要在此基础上，以百尺之形为率，把整个空间组群划分成既各相对独立、互有差别而又有联系的多个局部性空间，巧妙地组织其中各单体及局部细节的艺术处理。这样，空间组群便能一气呵成地显现出性格鲜明有机统一的整体特色；而移行其间，在远、中、近的不同层次上，纷呈展现的形与势的时空转换，更能予人以一系列的不同感受，并引起情感变化，形成生动别致、连续不断的审美体验。
风水学的形势说，其理论体系是在丰富的创作实践和审美体验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研究掌握其一系列本质特性和内在规律，经过深刻的抽象思维而形成的外部空间设计理论，具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极其严密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可与现代外部空间设计理论媲美。它不仅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1）形势说对建筑形象的设计控制。风水学的形势说，是从整体引发出来的对建筑形象的设计控制。先哲们总结长期经验，提出“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设计法则，认为对个体设计的形象视觉效应在30米（即百尺）左右最佳；对群体形象求其轮廓起伏动势的视觉效应即在300米（千尺）左右最佳。它们都有自己的尺度感和平衡范围。对于形与势的关系，古代还提出“以形造势”，讲究气的生动，富于变化。“以势制形”强调秩序和谐，照应统一。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大多纵列构图，只要看看纵向建筑侧面的天际轮廓线高低起伏的律动变化，或登高临下横观纵览，那形势的辩证设计便可体味无遗，令人叹为观止。
北京紫禁城的规划设计备受风水学理论的制约和指导，有关风水学的形势说在紫禁城大规模建筑群的外部空间构成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紫禁城的整体立意，不仅极为注重“非壮丽无以重威”，竭力表现和强化其环境氛围的“九鼎之尊”。而且在艺术追求上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理性精神。构成规模恢宏、气势磅礴的紫禁城建筑组群的各个单体建筑，其外部空间构成的基本尺度，实际上也都遵循了“百尺为形”（这百尺折合公制，约为23～35米）的原则，则以23～35米为率来控制单体建筑的平面及竖向尺度，而没有以超人的尺度夸张来求取艺术上的威严。
建筑高度的限定。紫禁城最高的单体建筑是午门，由于它是紫禁城的正门，是征伐凯旋献俘之际，皇帝亲御其门楼，有明确且强烈的镇压威慑作用，其自城下地平直到脊高也只有37.95米，九五之尊的太和殿，连同三层台基，全高也才35.05米，除此之外，紫禁城其余所有单体建筑的高度约在35米限下。
建筑进深的确定。太和殿为最大，通进深33.33米，其余各单体建筑进深均在此限之下。
建筑面阔的确定。紫禁城的建筑大部分通面阔均以“百尺为形”加以控制。只有在中轴线上的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以及神武门和横轴线上的东华门、西华门、体仁阁、弘义阁等为了体现“居中为尊”，其通面阔超过百尺之度，但由于处在主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且均为对称建筑，其通面阔则都是按轴线两侧各控制在百尺之内的。如午门正楼通面阔为2米x30米；太和殿为2米X30米；体仁阁、弘义阁即为2米X23米，等等。
近观视距的控制。如东、西六宫的绝大多数内庭院，通面阔，通进深都在35米限内。在紫禁城就连最为显赫的三大殿，自其三台迤南而至北端，自东而西，进深和面阔逐段划分，也均在此限之下。
远观视距的构成。除东华门、西华门距离过大为仅有特例外，其余所有广场、街巷、或相邻单体建筑间距，以及城台、城墙各段落之长，最大的也都在350米左右，以“千尺为势”作限定。
正是由于紫禁城各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度按“百尺为形”控制，近观视距亦以“百尺为形”而限定；远观视距则控制在“千尺为势”的限界之内，其间行程又遵循以“百尺为形”划分于“千尺之势”的空间构成原则。因此，构成了一系列最佳观赏视角及空间感，保证了近观、远观以及移行其间在“形”与“势”的时空转换中获得最佳的视觉效果。
紫禁城大规模建筑群的整体布局和由此形成的艺术氛围，具有震撼人心的气势魄力，极为壮丽恢宏，在远观时尤为显赫。这一创作意象充分展示了风水学在营造中国古代建筑鲜明特色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形势说对规划设计创作的影响。以明、清两代的北京城作为中国古代城市的典型实例来看，整个城市，除了少量佛塔、佛楼，用以象征着“神的空间”并具有点景作用的建筑超过百尺之形的高度外，其他的均遵循了“百尺为形”的尺度控制原则。如皇帝用于祭天典礼的天坛，其祈年殿，从台明到宝顶全高为31.78米，就正合清代营造尺（光绪间l营造尺=31.83厘米）九丈九尺九寸，而起着控制整个城市天际轮廓线作用最为高的城楼，钟楼和鼓楼的楼身高等皆控制在“百尺为形”之范围。
在中国古代的园林中，大量建筑的体量小巧，式样素雅，布局活泼，极富人情味，但也有很多庙宇的佛塔、佛楼，其体量尺度则超越了“百尺为形”而居于园景的重要控制点或成为全园的构图中心。如颐和园的佛香阁、须弥灵境作为构图中心控制了万寿山和昆明湖，也控制了颐和园全园；以永安寺白塔向心敛聚着琼岛以至整个北海的景物，成为点式构图中心。这些庙宇属于“神的空间”，具有礼佛的作用，但在全园的规划中，既借其超然的体量尺度，来装点“人的空间”使其成为全园的主体。这种当空间围合尺度及远观视距逾出千尺之外时，风水学形势说所强调的“积形成势”、“聚巧形而展势”的处理手法，即可避免产生空旷的疏远感。从总体上，丰富了全园景物和功能内容，这是对风水学形势说的灵活巧妙运用。
（5）风水学与寺庙建筑
佛教于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从印度正式传入中国。在这之前，中国本土文化已十分繁荣，儒教、道教等思想体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积淀为社会心理和民族心理。佛教传入中国后，各地建造了千座寺庙、佛塔和石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佛教寺庙建筑起源于印度，其建筑传入中国后，受到风水学的影响，强调“天人合一”、“阴阳转化”宇宙观的思想，刻意将内外空间模糊化，讲究室内室外空间的互相转化。殿堂、门窗、亭榭、游廊均面向庭院。形成一种亦虚亦实、亦动亦滞的灵活通透效果。中国寺庙建筑群并不把自然排斥在外，而是要纳入其中，“深山藏古寺”，讲究内敛含蓄。主动将自己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寺既藏于深山，自然也就成为深山的一部分。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而欧洲的教堂却与中国寺庙截然不同，都在闹市繁华之地。而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使人也有飘然欲升的意向，向上则暗示着上一层空间的存在，上一层空间也即“天堂”，人世是苦难的，只有天堂才是乐土，从而表达出天国与人间两个世界的对比。
中国寺庙无论规模和地点，其建筑布局也遵循风水学的规划原则。以大雄宝殿为中心，由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本寺主供菩萨殿——法堂——藏经楼这条南北纵深的轴线组织寺庙的平面方形空间，对称稳重整饬严谨。沿着中轴线，前后建筑起伏变化、起承转合，宛如一曲前呼后应，气韵生动的乐章。中国寺庙建筑之美就体现在融于自然之中，与群山、松柏、流水、殿落和亭廊相互呼应，含蓄温蕴，展示出组合变幻所赋予的和谐、宁静及韵味，让人们获得和谐美的享受。
4.结语
风水学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光辉灿烂的结晶，以“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作为最基本的哲学内涵，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崇尚和谐”便成为风水学所探索和追求的理想境界。
风水学追求自然的情怀，提倡“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要求建筑物要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主张在形式和功能上要有机结合。总之，风水学的目标是面向自然的，也是面向整体的。风水学一开始就与村落、城市的选址和规划建设结下难解之缘，并以其浓郁的文化内涵，在历史的长河中沉积而渗透到其所有的活动之中。大至建都立国，次则设州治县，小而营宅造院，凡是“动土”的建筑活动中，都无不和风水学有关。
风水学关于村、城、宅的选址模式有着明显的共性，都是背有靠山、前有流水、左右有沙山护卫，构成一种相对围合空间单元。
以主体建筑群为中心和以中心主轴线控制城市规模、布局的空间模式。所形成的坐北朝南、背有靠山可倚，前有流水环抱的布局体系。尤其是北面有山可依，对城市布局起到了重要的稳定作用和空间构景作用，其思想内涵的合理性，对中国传统建筑和城市规划都起着极其积极的作用。
风水学最终目标是追求理想的生活环境，古人把居住之宅视为“人之根本”。因此，建筑领域便成为风水学最为有利的表现舞台。人类对待生态环境的认识在经历了“听天由命”到“人定胜天”再到“天人合一”及人与“天”（大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样一段曲曲折折的过程，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由于风水学丰富的哲学意义和实用价值，因而终于重又获得世人的尊崇。
风水学是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基于农耕文化，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与其他各种学科和文化一样，也会有某种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也会掺杂着一些封建迷信的色彩和唯心的成分，但不是本质和主流的。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来认识和对待这一门综合性的理论，对其进行精心研究和科学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精华更加纯正，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