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长春不长春的，马伯乐随手就把那请帖撕掉了，详细的结婚日子还没有看清。太太打算要去参加王小姐的婚礼，就把那些碎片拾了起来，企图拼凑起来再看一遍，不料刚拾起来，又被马伯乐给打散了。
马伯乐说：“若是高贵的出身还能叫这名字——长春，我看可别短命。”
从此马伯乐不再作诗，又开始吃起“未必居”的包子来了。
“久违了，包子。”当他拿起一个包子来，他含着眼泪向自己说。同时想：为什么有了王小姐就忘记了包子？
一边想着，一边就把包子吃下去了。包子在他嘴里被咬着，越来越小，而相反马伯乐的眼睛越来越大，因为那眼睛充满了眼泪，像两股小泉水似的。假若他的眼睛稍稍一缩小，眼泪立刻就要流出来的。男子大丈夫能够随便就流泪吗？只好设法把眼睛尽量睁大。
一连串吃了八个包子之后，才觉得对于这包子总不算是无情，总算是对得起它。于是放下不吃了。到床上去睡一觉。马伯乐这一觉睡得格外清爽，醒来之后，一心要打日本去。因为大街上正走着军队，唱着抗战歌曲，唱得实在好听。
马伯乐跑到街口去一看，说：“这么热闹，哪能不打日本去！”
九
江汉关前边过着成千成万的军队，各个唱着抗战歌曲，一夜夜地过，一清早一清早地过。广西军，广东军，湖南，湖北，各处的军队，都常常来往在黄鹤楼和江汉关之间。
不管老幼瘦胖，都肩着枪，唱着歌，眼睛望着前方，英勇地负着守卫祖国的责任。看了这景象，民众们都各个庄严静穆，切切实实地感到我伟大的中华民族灭亡不了。
但很少数的，也有些个不长进的民众，看了十冬腊月那些广西军穿着单裤，冻得个个打抖的时候，说：
“哟！还穿着单裤，我们穿着棉裤还冷呢。”
说这话的多半是妇人女子，至于男人，没有说的。马伯乐一回头就看见一个卖麻花的，他提着小筐，白了头发，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说的。
马伯乐这回可上了火了：
“女人们说这话，你男子大丈夫，也说得出口来？”
马伯乐一伸手就把老头的盛着麻花的筐子给捉住了。捉住之后，还在抖着，似乎要把那筐里的东西给倾倒马路上去。看热闹的人，立刻就围上来一大群。马伯乐本来打算饶了他就算了，因为那老头吓得浑身发抖，那灰白色的、好像大病初愈的那不健康的眼睛，含满了眼泪。
马伯乐虽然心里气愤，会有如此不长进的老头生在中华民国；但基于人道这一点上，他那么大年纪放了他也就算了。
但是不成，看热闹的人围上来一大群，马伯乐于是说：
“他破坏军心！”
他说完了，他自己也后悔了，不过话挤在喉咙里哪能不说呢？
立刻那老头就被一个拉洋车的踢倒。
宪兵走来了，宪兵说：
“打呀，打汉奸。”
那筐子里的被打落的麻花散了满地。
军队还在结队过着，唱着抗战歌曲，肩着枪，非常英勇。
观众们的鉴赏方法是非常高明的，冻得脸色发白，嘴唇发青一面，他们能够设法看不见；而专看那肩着枪的肩膀，和那正在唱着抗战歌曲的宽大的胸膛。也不是说看不到弱的那一面，也许看到了不敢说，或者是觉得不应该说，怕宪兵打。
在黄昏的时候，马伯乐常喜欢到江边上走走，而黄昏过兵的事情又多，去看一看那白亮亮的江水，去观一观那英勇的战士，在吃饱了饭之后，不亦一大乐趣哉！
马伯乐要当兵去的志愿，一来二去就消磨没了。越看人家当兵，就越觉得好玩，越好玩自己就越不愿意去当。
结果，他觉得当兵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了，当不当皆可，天天看，不就等于当了吗？真的当了兵，不也就是那种样子吗？所以还是不要当了吧。
不久马伯乐又沉到悲哀里去，似乎又想起王小姐来，也或者不是，不过就只觉得前途渺茫。到江边上去看一看吧，兵们也都变了，似乎都跟他自己一样，好像个个都垂头丧气似的。凑巧又有一大队伤兵让他看见了。那一队伤兵是新从外处运到的，不是重伤，都能够披着军毯走在大街上。自然而然服装都不十分好看，但在马伯乐一看，那就更坏了。
“那不是叫花子吗？那简直是叫花子，卫国的战士变成叫花子了。”
马伯乐看了这一现象，就更悲哀了起来，回到家里，往床上一躺，想起国事家事没有一样得以解决的。
“人生是痛苦的……”
“斗争是艰难的……”
“有权的好办事。中外古今，天下一理。”
“大丈夫手中无钱到处难为人。”
“银行的存折，越花越少，家又音信皆无。”
自此以后，马伯乐那快活悠然的态度，又一天一天地减少下去，在他吃起“未必居”包子似乎也没有以前那样得味了。他跟他的儿子大卫说：
“你跟着爸爸卖包子去吧，怎么样？”
马伯乐常想，一个人会饿死吗？做点小生意，卖卖香烟，或是掌掌皮鞋，就是卖花生米也是饿不死的，没有钱怕什么！
“大卫，明天爸爸去给你做一只小木箱，你背着。将来没有饭吃的时候，你和爸爸去卖包子。爸爸在家里做，大卫背着到街上去卖。”
马伯乐闲下来没事，就常向大卫说：
“咱们这包子专卖给无产阶级，专卖洋车夫，定价不要高，以销路大为本。二分钱一个。烧饼子也是二分一个。难道就专门不买咱的包子吗？和咱做对吗？天下没有此理。若我是洋车夫，一样的价钱，我也是吃包子而不吃烧饼的。眼看着包子好吃嘛，里边多少得有点肉。”
马伯乐有时当朋友讲着，有时当太太讲着，也有时候就自己在想，而每每想到那包子在洋车夫们面前一哄而尽了的情景，就像看了电影似的狂叫起来：
“别人的生意，都让我给挤散啦。”
马伯乐有时把大卫叫过来，当面让大卫演习一番。大卫就在地上抓起一只小木凳，腿朝天，用皮带拴在身上，嘴里唱着：
“包子热来，包子香，吃了包子上战场。包子热来，包子香，吃了包子打东洋。叮叮当，叮叮当。”
马伯乐想，这孩子倒也聪明，就命令他再唱一套以洋车夫为对象的，看看怎样。大卫唱着：
“洋车夫来，洋车夫，吃了包子会跑路。洋车夫来，洋车夫，吃了包子不糊涂，叮叮咚，叮叮咚。”
大卫背着腿朝天的木凳，装做卖包子的形状在地上跑来跑去。
约瑟看他哥哥跑得怪有趣的，上来就夺挂在大卫身上的木凳，他说他也要跟着爸爸卖包子。
大卫正唱的起劲，不肯给他。约瑟抬腿就踢了大卫的膝盖，伸拳就打了大卫的肚子。大卫含着眼泪，只得让给他。
不一会工夫，约瑟卖包子就卖到楼下去了。到了楼下就把别人家孩子的眼睛打出血了。
马伯乐太太从窗子往下一看，约瑟还在拿着木凳乱抡呢。
“让你买包子你不买，看你这回买不买，看你这回买不买，看你这回买不买……”
说一句，抢一圈，约瑟像个小旋风似的在楼下耍着武艺。
太太一看就生气了，说：
“无事生非。”
马伯乐一看就高兴了，说：
“能卖包子了，饿不死了。”
过了些日子，马伯乐又要修皮鞋，他说修皮鞋比卖包子更好，不用出去兜揽生意，而且又没有本钱，只用一根锥子，一条麻绳就行了。
太太问他：
“若是来了要换皮鞋底的，你用什么给换呢？”
“只缝，不带换底的。”他说。
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要当裁缝去，他又要学着开汽车去。又过了些日子，他又要卖报去，又要加入戏剧团体演戏去。
闹到后来，都没去，还是照旧坐在小楼上悲哀。
“人生是没有道理的，人生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
“全世界都是市侩，全世界都是流氓。”
“漫漫长夜，何日能够冲破罗网。”
“经济的枷锁，锁着全世界的人们。”
“有钱的人，不知无钱的人的苦。”
“有了钱，妻是妻，子是子。无了钱，妻离子散。”
马伯乐从此又悲哀了下去。
来了警报，他不躲（其实也无处可躲），他说炸死了更利落，免得活受罪。
等日本人架着意大利飞机来到头上时，他也吓得站不住脚了，也随着太太往紫荆湖边上乱跑。可是等飞机一过去，他又非常后悔，他说：
“跑的什么，真多余。”
“有钱的人们的生命是值钱的，无钱的人的生命还不值一颗炸弹的钱。”
小陈从上海新到的，他在电影院里混过，这次来汉口。有人找他在电影界工作。要拍一部抗战影片，缺少一个丑角，小陈就来找马伯乐去充当一下。
马伯乐想，也好的，免得在家呆着寂寞。谁知到了那里，化了装，黑红抹了满脸，不像人了。
“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
“穷人到处被捉弄呵！”
“穷人在世界上就是个大丑角。”
自此马伯乐的心情不见起色，看见什么都是悲哀。尤其是夜里，窗外的那棵批杷树，滴滴嗒嗒的终夜滴着水点，马伯乐想：
“下雨大地就是湿的。”
“阴天就没有月亮。”
“不但没有月亮，就连星星也没有。”
“黑暗，黑暗。”
“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就只有黑暗。”
马伯乐吃饭睡觉，都和常人一样，只是长吁短叹这点与常人不同。虽然他永远担负着这过度的忧心，但他还是照样的健康，他也照样吃饭、睡觉、散步。只不过对于前途感到黯淡而已。
这种黯淡的生活，黯淡了六七个月。但是光明终于是要到来的，什么光明呢？
武汉又要撤退了。
马伯乐说：
“又要逃了。”
于是他聚精会神了起来。好像长征的大军在出发的前夜似的，又好像跑马场的马刚一走出场来似的，那种饱满的精神是不可挡的，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
马伯乐听了这消息，一跳就从床上跳起，说：
“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快去买船票去。”
太太说：
“买船票到哪里？”
马伯乐说：
“人家到哪里咱们到哪里。”
于是全汉口的人都在幻想着重庆。
（第九章完，全书未完）《〈大地的女儿〉——史沫特烈作》
骨架与灵魂“九一八”致弟弟书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断鲁迅先生生活忆略致×先生《〈大地的女儿〉——史沫特烈作》
这本书是史沫特烈作的，作得很好。并不是赞美她那本书里有什么优美的情节。那本书所记载的多半是粗躁的声音，狂暴的吵闹、哭泣、饥饿、贫穷，但是她写得可怕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她是把他们很柔顺地摆在那里，而后慢慢的平平静静的把他们那为着打架而撕乱了的头发，用笔一笔一笔地给他们舒展开来。书里的人物痛苦了，哭泣了，但是在作者的笔下看到了他们在哭泣的背后是什么，也就是他们为什么而哭。
在那种不幸的环境之中，可以看见一个女孩子坚强地离开了不幸，坚强的把自己的命运改变了。
乔治桑说为了过大的同情，把痛苦扩大一点也是对的。
但是这个作者却并没有把痛苦扩大，而且是缩小了。因为她却开了个方法根治了它。我曾问过她，她书中所写的那个印度人到底怎样？她告诉我实际上那人比她写的更坏一点。但是印度人是弱小民族，所以她在笔下把他放松了。这可以看见作者的对于不幸者的帮忙。她对不幸者永远寄托着不可遏止的同情。
6月28日（署名萧红。刊于1940年6月30日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综合》）骨架与灵魂“五四”时代又来了。
在我们这块国土上，过了多么悲苦的日子。一切在绕着圈子，好像鬼打墙，东走走，西走走，而究竟是一步没有向前进。
我们离开了“五四”，已经20多年了。凡是到了这日子，做文章的做文章、行仪式的行仪式，就好像一个拜他那英勇的祖先那样。
可是到了今天，已经拜了20多年，可没有想到，自己还要拿起刀枪来，照样地来演一遍。
这是始终不能想到的，而死的偶像又拜活了，把那在墓地里睡了多年的骨架，又装起灵魂来。
谁是那旧的骨架？是“五四”。谁是那骨架的灵魂？是我们，是新“五四”！
（署名萧红，刊于1941年5月5日香港《华商报》副刊《华灯》
第21号）“九一八”致弟弟书可弟：小战士，你也做了战士了，这是我想不到的。
世事恍恍惚惚的就过了；记得这10年中只有那么一个短促的时间是与你相处的，那时间短到如何程度，现在想起就像连你的面孔还没有来得及记住，而你就去了。
记得当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当我离开家的时候，那一天的早晨你还在大门外和一群孩子们玩着，那时你才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你什么也不懂，你看着我离开家向南大道上奔去，向着那白银似的满铺着雪的无边的大地奔去。你连招呼都不招呼，你恋着玩，对于我的出走，你连看我也不看。
而事隔六七年，你也就长大了，有时写信给我，因为我的漂流不定，信有时收到，有时收不到。但在收到信中我读了之后，竟看不见你，不是因为那信不是你写的，而是在那信里边你所说的话，都不像是你说的。这个不怪你，都只怪我的记忆力顽强，我就总记着，那顽皮的孩子是你，会写了这样的信的，会说了这样的话的，哪能够是你。比方说——生活在这边，前途是没有希望，等等……这是什么人给我的信，我看了非常的生疏，又非常的新鲜，但心里边都不表示什么同情，因为我总有一个印象，你晓得什么，你小孩子，所以我回你的信的时候，总是愿意说一些空话，问一问家里的樱桃树这几年结樱桃多少？红玫瑰依旧开花否？或者是看门的大白狗怎样了？关于你的回信，说祖父的坟头上长了一棵小树。在这样的话里，我才体味到这信是弟弟写给我的。
但是没有读过你的几封这样的信，我又走了。越走越离得你远了，从前是离着你千百里远，那以后就是几千里了。
而后你追到我最先住的那地方，去找我，看门的人说，我已不在了。
而后婉转的你又来了信，说为着我在那地方，才转学也到那地方来念书。可是你扑空了。我已经从海上走了。
可弟，我们都是自幼没有见过海的孩子，可是要沿着海往南下去了，海是生疏的，我们怕，但是也就上了海船，飘飘荡荡的，前边没有什么一定的目的，也就往前走了。
那时到海上来的，还没有你们，而我是最初的。我想起来一个笑话，我们小的时候，祖父常讲给我们听，我们本是山东人，我们的曾祖，担着担子逃荒到关东的。而我们又将是那个未来的曾祖了，我们的后代也许会在那里说着，从前他们也有一个曾祖，坐着渔船，逃荒到南方的。
我来到南方，你就不再有信来。一年多又不知道你那方面的情形了。
不知多久，忽然又有信来，是来自东京的，说你是在那边念书了。恰巧那年我也要到东京去看看。立刻我写了一封信给你，你说暑假要回家的，我写信问你，是不是想看看我，我大概七月下旬可到。
我想这一次可以看到你了。这是多么出奇的一个奇遇。因为想也想不到，会在这样一个地方相遇的。
我一到东京就写信给你，你住的是神田町，多少多少番。本来你那地方是很近的，我可以请朋友带了我去找你。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国度的人了，姐姐是另一国的人，弟弟又是另一国的人。直接地找你，怕与你有什么不便。信写去了，约的是第三天的下午六点在某某饭馆等我。
那天，我特别穿了一件红衣裳，使你很容易的可以看见我。
我五点钟就等在那里，因为我在猜想，你如果来，你一定要早来的。我想你看到了我，你多么喜欢。而我也想到了，假如到了六点钟不来，那大概就是已经不在了。
直到了六点钟，没有人来，我又多等了一刻钟，我又多等了半点钟，我想或者你有事情会来晚了的。到最后的几分钟，竟想到，大概你来过了，或者已经不认识我，因为始终看不见你，第二天，我想还是到你住的地方看一趟，你那小房是很小的。有一个老婆婆，穿着灰色大袖子衣裳，她说你已经在月初走了，离开了东京了，但你那房子里还下着竹帘子呢。帘子里头静悄悄的，好像你在里边睡午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