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并非全省人都善经商，南北差异很大。淮北泗州居民性格舒缓朴直，“城市之民不为商，乡落之民鲜识字”；而皖南的徽州则是“以货殖为恒产，善识低昂时取”，教育也比较普及。可见皖北的经商理念和文化水准都比皖南人差一大截。徽州位于安徽省最南端，黄山与白岳岭（俗称齐云山）之间。包括今安徽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和江西的婺源等六县地，此即明清时的“一府六邑”。徽州原名新安、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为徽，改称徽州。传统说法是因为绩溪境内有一座大徽岭，或曰徽山。在南宋淳熙《新安志》中记载：徽州“山限隔壤，民不染他俗”。意即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形成了独特的风俗民情。
徽州地区经商，自东晋见于记载，唐五代至南宋，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徽州逐渐成为商人活动频繁地区。《宋史》记载：徽、睦州“民物繁伙，有漆楮杉林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但明以前，徽州商人还比较零散，尚未形成势力。徽商形成商帮集团是在明成化、弘治年间；嘉靖以后直至清朝乾隆、嘉庆时期，达于极盛；道光以后走向衰落。徽商辉煌过三百多年，从他们的兴衰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徽州商人的许多人格变化。
徽州虽然地少人多，粮食严重不足，但其他物产非常丰富，盛产竹木，陶土也是一大财富，再有就是“文房四宝”、漆器等。徽州不少商人最初就是从贩运本地特产起步的。徽州虽然重山迭嶂，但水路还比较便捷：新安江是徽州境内最大的水系，沿江东下可达杭州。新安江上游的练江、渐江、丰乐水，皆可通舟楫。由绩溪境内的徽溪、乳溪顺江而下可达江南。祁门一带则由阊江可入鄱阳。
丰富的物产加上便捷的水路交通，大大刺激了徽州人经商的积极性。徽州人起初从“小”处着眼，从小本经营、小打小闹、小手小脚、小商小贩做起，从不为小利而不为。从徽商的兴起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到他们艰苦创业、勤俭朴实的优良品质。徽州人因穷而经商，他们平时克勤克俭，不舍得多花一个子，他们懂得没有日前挖空心思的“斤斤计较”，就没有日后的飞黄腾达。徽州人在生意场上，生性俭仆、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所以“徽州算盘”的名气蜚声远近。
直到明成化、弘治后，徽州商帮才逐渐形成，徽商经营一大特色是与封建宗族势力相结合。外出经商开始往往成帮结伙，起初或是子佐父贾，或是翁婿共贾，或兄弟联袂。后来突破家庭界限，由于徽州地处万山丛中，宗族制度一直十分牢固，徽人同家同族结成商帮，往往“掣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形成宗族性商业集团，同宗同族往往又同村同地，于是带动全村前往，这种宗族性商帮又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所以，歙县则多盐商，婺源则多茶商、木商，而典当则多休宁人。
从徽商发迹史来看，徽商不仅善于算计，而且善于经营，都有一套经营之道，技高一筹；要不然徽商前期主要在江浙地区发展，难道说江浙人不及徽州人聪明吗？这里就有徽商的经营之道。徽商的经营之道主要有：借助封建特权来牟取厚利、把持市场、操纵物价。如徽商之所以能涉足行盐的专利权，就是由于他们买通官府，使他们享有很大盐引份额，稳获厚利。
徽州世风普遍尊儒重教，虽士大夫家，也往往以商贾游于天下，成为儒商。经商与业儒是徽州人两项主要事业。徽商“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他们往往以“贾名而儒行者”，谓之“儒贾”。戴震说：“徽人虽为贾者，亦近士风”。大有儒家风度，他们经商的道德是：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仁心为质。以儒家的诚、信、义、仁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信誉，能长盛不衰。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十分重视培养子弟读书做官，并重资兴办书院学塾，使徽州成为“东南邹鲁”，这在前面已有所涉及。据康熙《徽州府志》统计，徽州有社学562所，县塾5所，至于塾学更是不计其数。志书中还记载：“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
明清两代，徽州人在科举上颇有建树：据不完全统计，徽州六邑在明代有进士392名，清代有226名。从1647年到1826年，徽州府产生了519名进士（包括在本地和寄籍他乡及第者），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列居前五六名。与此同时，江苏一甲进士94名，其中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59名，其中5名出自徽州。徽州通过大兴族学、书院，望族之家往往人才辈出，代有名儒。有清一代，徽州一府六邑科举之盛，仅次于苏州府，位居全国第二。仅休宁县（包括侨居外地的休宁籍人），历史上就先后出了13名状元。
徽州民间流传很多科第佳话，如“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三殿撰是指：歙休二县的黄轩，休宁人，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辛卯状元；金榜，歙县人，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壬辰状元；吴锡龄，亦是休宁人。还有“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父子宰相”等故事。父子是指歙西村的曹文埴与曹振镛父子，都官居一品尚书。曹文埴的父亲本是扬州大盐商，其后曹文埴的一个哥哥继承家业，仍从事盐商，另一哥哥则在家乡掌管田产。他们当了大官，就成为他们家族在外经商的政治靠山，至少“子孙官于朝，遂自立为官商。凡应正项公费，或减半，或者竟有不出者。”
最后我们再从徽商的衰落过程中，看看他们在人格方面的变化，主要有下几点：一是以末守本。徽商虽然经营有方，在商界颇有影响，但他们仍然摆脱不了封建意识，依然“以末致财，以本守之”；他们许多人壮年经商，年老返归故里，将所得资产用于置田筑室，安享晚年。如歙商吴积寿，“晚年颇殷俗，置田园，恢室庐，拓土开基，创新家业”。有徽商“招贩鱼盐，获利甚厚，多置田宅，以长子孙”。二是徽商为了维系宗族势力，不吝巨资来建词堂、修祖坟、叙家谱、置族产和族田等。如侨居杭州的歙鲍管等八位商人，“慨捐己资，共成巨万，建立宗词，并输族产”。他们还为设义学、办书院，不惜重金。还为赈灾大手出资，乾隆三年（公元1738元），扬州旱灾，众商共捐银十二万两。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徽州旱灾，歙商捐了“六万金，买谷积贮，建仓六十间”。从而耗去大量资本。三是徽商受益于封建特权，同时也为官府勒索，官府千方百计地增加徽商的负担。据记载，两淮盐场清初时正课只有九十余万两，加上织造等，亦只一百八十余万两；到乾隆时，“已及四百余万”；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竟需八百余万之多”；另外捐输频仍，多则数百万两，少则二十几万两。而且“其余寻常捐输难以枚举”。乾隆之后，此风更盛。除此之外，还要“助饷”，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八月，因平定大、小金川，两淮盐商就助饷四百万两银。又如嘉庆四年到八年，四年间两淮盐商连续六次，共助饷七百万两。如此消耗，简直釜底抽薪。四是生活由俭至奢，徽商创业时是很节俭的，但在他们获取巨额商业利润，发家致富后，其侈靡之风愈演愈烈，不仅在家乡大肆兴修园林、别墅、豪宅，而且在扬州修了诸多精致园林，乾隆时扬州园林甲天下。在生活上食必膏梁，衣必文绣，“一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数十万”。
从上可见，徽商从兴起到衰落，他们的人格确有很大变化，他们起步艰难、克勤克俭、艰苦奋斗；依靠与封建官府的勾结，享有特权，发家致富；在经营过程中，充分利用宗族势力来垄断市场，控制物价；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步入仕途。这些都为徽商的发达兴旺起过重要作用。但在他们富裕之后，都大为改变，有的居然成为他们最后衰落的因素：他们的生活由俭变奢；他们依仗的封建势力，居然长期勒索他们的财富；他们所利用的宗族势力，也成为束缚他们的桎梏；他们所兴办的学校也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他们摆脱不了封建意识，挣再多的钱，也要回归田产，有再多遗产，也都被子孙均分了。
总之，小农意识是安徽人的最大弱点，常常使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北。直到今天安徽人仍然没有形成现代商人阶层，和江浙人相比，安徽人并不笨，也不缺乏经商理财的潜质，缺乏的是企业家的资源和生活环境。
第十七章 江西老能说善辩